的有关酒色财气的种种说法,就是没有一条与『陈四箴』这样的概念有所联系的。」
如果说有一百条理由说「陈四箴」来自社会的献四箴事件,却还未见有一条足够的根据证明其与卷首〈四贪词〉有着必然的联系。
「酒色财气」〈四贪词〉,确如郑氏所言,「反映了作者继承通俗文学的传统,藉以表达自己的创作意旨,劝喻世人不要重蹈书中人物的覆辙。」(同上)
若硬是把此种套语式的开篇与雒氏〈四箴疏〉系在一起,便愈为明确地昭示两者的歧异,试随便比照一下:
钱帛金珠笼内收,若非公道少贪求。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怀情为利休。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夜愁。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
竞彼镠镣,锱珠必尽,公帑称盈,私家悬罄。武散鹿台,八百归心,隋炀剥利,天命难谌。进药陛下,货贿勿侵。
除却一个「财」字相同,两处文字再有什么重出之迹呢?雒氏〈财箴〉意在直谏圣聪,为小民请一生路;〈四贪词〉则泛泛施论,戒人勿贪财货,立意与行文,都迥然不同。
其他三则都与此例略同,要之,雒于仁上〈四箴疏〉,是有其特定的背景和目的的,与〈四贪词〉风马牛而不相及,若仅由字面相、题目略同等表像去发挥,以想象代替论证,终难免流于偏颇。如黄霖先生说:
《金瓶梅词话》中与「陈四箴」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两位「左右参考」的大名,一个叫「何其高」,一个叫「季侃(廷)」(崇祯本加一「廷」字)。
这样三个名字联在一起,雒于仁等侃侃谏诤于廷的「崇高」形象不是呼之欲出吗?
这是作者原意吗?这种看似合理的想象大约是受了戏曲舞台上此类场面的影响,与事实则相去甚远。
据《明史》卷二三四,雒于仁「疏入,帝震怒,会岁暮,留其疏十日。」
次年再理此事,神宗虽欲加重治,却经首辅申时行劝解,未敢把此疏公诸于外,仅由时,让雒在数日后引疾去职,公开尚未不敢「传谕(大理)寺卿」,哪里有什么雒于仁「侃行侃谏诤于廷」的影子呢?
综上所述,我认为:《金瓶梅》第六十五回出现的布政使陈四箴,应是同社会上献四箴的政治事件相关的,却不必等到万历十七年雒于仁再上四箴,而在嘉靖二十七年七月郑王厚烷上四箴后即可能出现。
「陈四箴」涵其特有的寓意,与该书卷首〈四贪词〉却无甚相干。
以「陈四箴」作为论定〈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的「实证」,同吴晗先生以「马价银子」作为「成书万历说」的根据一样,都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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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单位: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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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卜键<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本文所有注释部分请参看出版文本。转发请注明出处。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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