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的情形是，那些以六朝诗歌相尚者，或置六朝和唐代诗歌于并行不悖之轨，重新为六朝诗歌定位，旨在追索唐代诗歌的历史渊源，将六朝诗歌纳入宗唐的整体系统，如其时皇甫汸、沈恺、徐献忠等人推尚六朝诗歌的立场，即当作如是观。
因此可以说，他们主要是在宗唐意识的主导下审视六朝诗歌的价值，这和李、何诸子的宗唐路线并未形成根本性或原则性的冲突。
总的来看，他们或从追溯本源的角度，以相对独立于有唐一代诗歌系统之外的六朝诗歌为标格，昭彰它们和唐代诗歌构成的有机联系，以归于“唐人格律”[25]。
这在根本上集中指向他们处于上位的宗唐诗学观念，也显示他们对李、何诸子复古理路所作出的适度修正，并未以全面否定后者的诗学立场尤其是宗唐的取向为前提。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17.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17.html
第二，在维持以唐为尚总体取向的同时，将宗唐的范围从盛唐不同程度地拓展至初唐、中唐甚至晚唐，唐诗价值的阶段分际相对趋于淡化。如“论诗一以初唐为宗”[26]而曾从何景明受业的樊鹏，在嘉靖年间编成《初唐诗》，“专取贞观至开元间诗，而古诗不与焉”，自称“诚以律诗当于初唐求之，古诗当于汉魏求之”[27]。
以李、何诸子复古诗学的特点而言，其针对唐代诗歌，在建构以盛唐为中心的宗尚系统之际，特别对初唐诗歌有所旁及。如李梦阳所作就有“效唐初体”、“用唐初体”。[28]
何景明自述习诗，“学歌行、近体有取于（李、杜）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诸人”[29]。
康海则提出初唐诗“其词虽缛，而其气雄浑朴略，有《国风》之遗响”，故曾“独悦”[30]之。
如此说来，嘉靖之初对初唐诗歌的趋习，与李、何诸子诚有交集，实非完全相扞格。但像樊鹏这样极力推崇初唐诗歌，其关注和实践的强度则为前者所不及。
比较之下，此际重视中唐甚至晚唐诗歌的动向的出现，情况则有所不同，如嘉靖间“昆山三俊”之一的周复俊，于诗重唐音，其以晚唐为“元神其渐销薄”的唐代诗风衰薄的转折点，将初唐至中唐诗歌分别标为“胚胎浑沦”、“风格温厚”、“气韵宏逸”[31]，各有所取。
再如曾师事李梦阳的张含，则倾向于“四唐”，分别标示初、盛、中、晚唐诗之“工”、“精”、“畅”、“蔚”[32]的特点。
又如何良俊于中、晚唐诗亦皆有所取，以晚唐为例，其题王安石多选录晚唐诗的《唐百家诗选》云，“虽是晚唐，然中必有主，正所谓六艺无阙者也”[33]，接纳之态度即可见一斑。
这些比较李、何诸子“大历以后弗论”[34]严饬的唐诗价值阶段分际，取舍的态度相对宽容，或可以说是对有唐不同阶段诗歌价值的重新确认。
第三，与李、何诸子总体偏重雄浑豪放一路诗风的趣味相比，展现了诗歌审美取向上的某种丰富性。
李、何诸子对雄浑豪放诗风的偏向，除了受到地域因素的影响和个人审美嗜好的制约，还出于强烈的“反古俗而变流靡”的变革诗坛现状的特定动机。
但尤其自嘉靖之初以来，当这种反制的目标变得相对模糊，反制的动力有所削弱，加之地域的区隔和主观审美的差异，偏重雄浑豪放一路诗风的审美趣味在文人圈中的感召力或渗透力势必为之下降，甚至出现了质疑的声音。
如李开先既认肯李、何等人“回积衰，脱俗套”[35]的复古业绩，以为“遵尚李、杜，辞雄调古，有功于诗不小”，然又指擿其“俊逸粗豪，无沉着冲淡意味”[36]，并因此得出“弘治以后，及北人豪放之失”[37]的结论。
何良俊检讨李、何诸子诗风，其中评李梦阳诗曰，“空同关中人，气稍过劲，未免失之怒张”[38]，多有责难之意，于是特意标示“婉畅”为诗歌理想的美学风格，所谓“婉畅二字，亦是诗家切要语，盖畅而不婉，则近于粗，婉而不畅，则入于晦”[39]。
而至于徐献忠，虽也肯定李梦阳等人振兴诗道之功，声称“献吉之出，力持格气，济以葩艳，可谓雅道中兴矣”，但又说“惜其和平之气未舒，悲凉之情太胜”，更青睐“发调娴雅”[40]之作。
合观数家之论，其中也多少透出超越李、何诸子审美偏嗜的重要信息。
《李中麓闲居集》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17.html
第四，“嘉靖八才子”中彼此立场相近的王慎中、唐顺之二子崛起于文坛，他们浸染程朱理学和接受阳明心学的学术取资，深刻影响了其包括诗学在内的文学思想。
二人自早年慕效李、何诸子至后来“尽弃前之所学”[41]，显示他们在学术思想注塑下文学立场的重大变更，也传递出反逆李、何诸子复古取向的强硬信号。
比较起来，虽然王、唐在诗歌宗尚问题上的看法不尽相同，如王慎中“诗亦以盛唐为宗”[42]，认为“盛唐之诗，则人人有眼目，篇篇有风骨”[43]，而唐顺之则特别推尊宋人邵雍之诗，有言“三代以下之诗，未有如康节者”，“盖以为诗思精妙，语奇格高，诚未见有如康节者”[44]，但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又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他们都在意根基于创作主体心性涵养的诗歌精神品格的开掘。
如王慎中强调诗要有“独至”之“意”[45]，这和他主张的为文之道相通，而诗人之定“意”，要求以道德伦理相规范，以趋于“体高而意正”。
这一切则需通过主体“气厚而神完”[46]的心性涵养过程加以实现，其看重的乃是个人主观内在体验和精神生活自得的呈现，也表明其有意从充实和开掘诗歌的精神内蕴着力，指向颠覆李、何诸子复古路线的目标。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17.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1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