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发其为赝。严世蕃大惭怒，顿恨中丞，谓有意绐之，祸本自此成。或云即汤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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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符的这一段记载，看来确是后来《寒花庵随笔》中记载的，王、严两家结仇自《清明上河图》始（即“伪画致祸”），以致王忬被杀，王世贞著作《金瓶梅》以报父仇等故事的源头。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78.html
现在看来，沈德符所说的《清明上河图》问题确实是“捕风捉影”，已为吴晗的考证所否定。但这不等于说沈德符的“伪画致祸”说亦属无中生有。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78.html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篇载：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78.html
严世蕃尝求古画于忬，忬有临幅类真者以献。世蕃知之，益怒。会滦河之警，鄢懋卿乃以嵩意为草，授御史方辂，令劾忬。嵩即拟旨逮系。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78.html
爰书具，刑部尚书郑晓拟谪戍，奏上，竟以边吏陷城律弃市。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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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史料充分说明，王忬的被杀与严嵩的陷害有直接关系，而“伪画”问题正是王、严两家结仇的重要原因。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78.html
此外，姚平仲《纲鉴絜要》亦载王忬事件，其“注”云：“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赝。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78.html
从这两条史料可以看出，“伪画”事件与严嵩陷害王忬，与王世贞著作《金瓶梅》以报父仇，均有直接的内在联系。
难怪后期的不少史料中，在谈王世贞著作《金瓶梅》的动因时，都有个“伪画致祸”问题。
至于“伪画”是什么，《明史纪事本末》没有说明。沈德符将它坐实为《清明上河图》，看来是错了。
从沈德符开始，人们以讹传讹，将王世贞家的“伪画致祸”事件，与严嵩父子“出死构”《清明上河图》事件，直接联系了起来。
这就形成了王世贞著作《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事件直接联系的一串动人的却又是荒唐的故事。
吴晗先生否定了《清明上河图》与王、严两家结仇的联系，但他没有进而否定王、严两家结仇中的“伪画致祸”问题。
“伪画”不是《清明上河图》而是别的画，古人亦有这方面的记载。
清人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指出，“明太仓王思质家藏右丞所写《辋川真迹》，严世蕃闻而索之。思质爱惜世宝，予以抚本。世蕃之裱工汤姓者，向在思质门下，曾识此图，因于世蕃前陈其真赝”，后导致王忬被杀。
这段史料关于“伪画致祸”的记载，除点明《辋川真迹》外，与《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篇的记载相一致，而关于唐荆川参与严嵩谋害王忬事件的记载，又与《明史》卷二〇四《王忬传》的记载相一致。
《明史纪事本末》
此说明，刘廷玑的记载其真实性较高，他所点明的《辋川真迹》事当引起高度重视。
另外，无名氏的《笔记》指出：“《金瓶梅》为旧说部中四大奇书之一，相传出王世贞手，为报复严氏之《督亢图》。或谓系唐荆川事……”。此处又别出一“《督亢图》”。
吴晗花了很大力气否定《清明上河图》，但他没有进而否定《辋川真迹》问题、《督亢图》问题，即没有彻底否定“伪画致祸”说，致使他的考证既有贡献亦有失误。
退一步讲，即使吴晗彻底推倒了“伪画致祸”说，是不是就能得出“《金瓶梅》非王世贞作”的结论了呢？我认为还不行。要从根本上否定王世贞说，必须完成三个方面的考证。
1、彻底否定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传说故事问题，吴晗先生是全力以赴而为之的。
他的贡献亦在这里。但他没有进而推倒“伪画致祸”说，致使他的结论并不彻底。
2、彻底否定王世贞有作《金瓶梅》的种种可能性。对此，吴晗先生是有认识的。
他专门写了一段文字，小标题即为“《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但他在这段文字中，再次重复唐荆川非被王世贞所作《金瓶梅》毒死；并说《金瓶梅》用的是山东的方言，王世贞是江苏太仓人，“有什么根据使他变成《金瓶梅》的作者”。
显然，吴晗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考证，是不过硬的。
3、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
对此，吴晗先生有所考虑，在《〈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说：“本来是想再写一点关于《金瓶梅》的真正作者的考证，和这已经写成的合为上下篇的。但是时间实在不允许我，这个志愿只好留待他日了。”
可惜的是，吴晗先生终其一生亦未能遂愿。
综上所述，吴晗的第一方面的考证，有很大的贡献亦有缺陷；第二方面的考证收效甚微；第三方面的考证仅有设想而已。
而就整体而言，要否定王世贞说，后两个方面的考证是决定性的，远比第一方面的考证重要得多。
吴晗先生只完成了第一方面的考证中的一部分，就得出了《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当然难以成立。
《论金瓶梅》（封面）
佛道两教问题
吴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首次提出：“《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
他说：“《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1582—1602年）中。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晚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568—1606年）。”
由于吴晗在文章中作了详尽的考证，因此此论一出，几十年来信奉者甚多。
吴晗提出此说的论据是佛道两教的盛衰、太监的得势与失势、太仆寺马价银、皇庄、皇木等问题。这些论据都难以成立。
沈德符《野获编》卷二七《释教盛衰》条云：
武宗极喜佛教，自立西番僧，呗唱无异。至托名大庆法王，铸印赐诰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