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见异识，意在针砭时弊。小说《引起》却由此出发，首先对孔孟之道的这段名言作出大胆修正。
它指出:“第一要紧，再添一个贤德妻房，可才成就那三件乐事。”小说一开始就有别于传统的笑话闲谈，而以探索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任务。
如果作者的视域仅仅限于婚姻问题，小说篇幅至少可以减少一半，以至更多。
正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全书八部，安娜死后还有整整一部。如果小说主题限于安娜的个人悲剧，如果列文夫妇仅仅作为安娜和渥伦斯基的艺术形象的对照，那小说的最后以及全书关于列文经营管理农场的所有描写就将成为画蛇添足。
我不认为《醒世姻缘传》可立足于世界小说名作之林，它还不到这样的水平，但要探讨它的主题思想却可以由《安娜·卡列尼娜》得到启发。
小说前二十二回写的是男主角狄希陈的前生，故事发生在山东武城县；第二十三回起才是今世，故事发生在绣江县明水镇。这里“原是古时节第九处洞天福地”。
第二十四回作者又别出心裁地以四首《满江红》词分别吟咏当地的四季美景。
与其说美在于自然，不如说它取决于人事，即政治和社会状况。请看同一回开端的韵语:
那时正是英宗复辟年成，轻徭薄赋，功令舒宽，田土中大大的收成，朝廷上轻轻的租税。教百姓们纳粮罢了，那像如今要加三加二的羡余。
词讼里边问个罪，问分纸罢了，也不似如今问了罪，问了纸，分外又要罚谷罚银。
待那些富家的大姓，就如那明医蓄那丹砂灵药一般，留着救人的急症，养人的元气，那像如今听见那乡里有个富家，定要寻件事按着葫芦抠子，定要挤他个精光。
这样的苦恶滋味，当时明水镇的人家，那里得有梦着？所以家家富足，男有余粮；户户丰饶，女多余布。即如住在那华胥城里一般。
这种对比在第二十三回起的连续几回中不下三四次之多。它们不是稍纵即逝的无意间的感情流露，而是作者郑重其事的精心铺叙。
前一回退职回乡的杨尚书、乡绅李大郎和拾金不昧的小户农夫祝其嵩都是这个世外桃源中的代表人物，作者意在包括从上到下各个阶级。
小说大多数篇幅的社会现实的生动刻画自然成为它的对立面。这个今昔对比也即作者身处乱世所怀的幻想和明末黑暗现实的对比。
类似《老子》所描写的小国寡民的纯朴农村成为作者心目中的廉价乌托邦，它不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理想蓝图，而是现成的借用。
归真返朴，回到明朝盛世，以至唐虞三代，当然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但作者之意在于鞭策当世，这是他的可取之处。
作者署名西周生可以如同《引起》的结尾七律所说:“关关匹鸟下河洲，文后当年应好逑。岂特母仪能化国，更兼妇德且开周。”
它以《诗经·关雎》篇旧注所指的西周文王的夫妇之道作为纠正书中恶姻缘的模范，这是它的狭义；它的广义则在于第二十六回所说:
“这明水镇的地方，若依了数十年先，或者不敢比得唐虞，断亦不亚西周的风景。”
政治、经济以至社会风俗习惯都包括在内。可见婚姻问题只是作者所关心的社会问题的一个侧面，不是全部。它的批判的锋芒所指正是明末社会的各个方面。
就数量而论，悍妇故事在全书所占比重不及它用于反映其它社会问题的篇幅。
长篇小说的结构，从来有两种。一是严密的有机组织，较大的情节和它的前后文因果相联，任何局部的改动都会影响全局。《红楼梦》是它的典型。
另一类小说，它的每个部分各有相对独立性，彼此之间关系松散，或增或减，对整体影响不大。它同西方以历险记为名的一类小说中的多数作品同属一个类型。
《西游记》的八十一难与此类似。只要凑足数目，各个难的具体故事大体符合唐僧师徒的个性就行，这样写，那样写，关系不大。
《醒世姻缘传》介于以上两类小说之间。作为第一个类型，它和恶姻缘很少有关的相对独立的故事可说已经多到喧宾夺主的地步；
作为第二个类型，它的恶姻缘却又俨然是全书的中轴。主宾分庭抗礼的这个独特结构正好配合作者的基本构思：婚姻问题只是作者所要探讨的社会问题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它的整体。
就质量而论，悍妇故事大多数陈陈相因，平庸无新意；精彩处极少；粗俗不堪的情节不时可见；出人意料的是全书比较成功的描写反而多半和悍妇故事无关。这是作者基本构思的又一证明。
第六十二回狄希陈捉弄友人张茂实，使他误以为妻子不贞，引起一场殴打。
接着下一回，张茂实妻假手于悍妇，向狄希陈进行报复。虽然境界不高，而情节紧凑，有一定的喜剧性。可惜在本书所有的悍妇故事中，连这样短中见长的片段也不多见。
第六十六回，狄希陈在宴席上被友人拉住手臂强留，深恐悍妇怪罪，拿刀割断手臂才得脱身而去；
第七十六回猴子抠损悍妇的眼鼻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片段，情节离奇而不合事理，形象丑恶，趣味索然。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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