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金瓶梅》中酒描写的争论，曾是金学研究中一件不大不小的公案。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这方面的文字，主要关注的都只是「金华酒」一名[1]，至于此外各种酒，均鲜见论及。
只要稍费思索，此一做法的合理性就大值怀疑。无论金华酒是浙江金华府之金华酒，还是山东峄县金花泉所酿之金花酒，抑或苍山兰陵古镇之兰陵美酒，都很难将它和作者的家乡酒划上等号。
作者既然要隐姓埋名，遁迹于世，又何必将自己家乡的标志之物，如此频繁、如此耀眼、如此直截地写入作品，那样做，不就等于公开了自己的籍贯，为卫道者寻找「真凶」提供方便？
《金瓶梅》多次写到金华酒，一方面，应是当世饮酒时尚的如实反映；另一方面，乃是故布疑阵的障眼法，疑阵之下有真正的家乡酒在，窃以为，就是绍兴酒。
南酒（第十六、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三、七十二、七十、
葡萄酒（第十九、二十七、三十五、三十八、六十一、七十五回）、
金华酒（第二十一、二十二、三十四、三十五、三十九、四十二、四十四、四十五、五十二、七十、七十二、七十五、七十八、九十五回）、
上述各酒名，鲁酒系用典，源出《庄子‧胠箧》，金酒或即金华酒之简称；其他，双料茉莉酒与茉莉花酒，透瓶香荷花酒与木樨荷花酒，黄米酒与黄酒，双料麻姑酒与麻姑酒，浙江酒与浙酒均属同名异写。
这22 种酒名中，明显以地名相称的，为金华酒、南酒、浙酒3 种。
李时人先生曾根据第七十二回「两坛金华酒」即「浙酒两樽」「两坛南酒」的描写，得出了金华酒＝浙江酒＝南酒的结论，但是，这个结论的逆命题，即南酒＝浙江酒＝金华酒，是否也能成立呢？
去明未远的刘廷玑于《在园杂志》卷四中说：「京师馈遗必开南酒为贵重，如惠泉、芜湖四并头、绍兴、金华诸品，言方物也。」
据此可知，明清时代所谓南酒并不专指金华酒，至少惠泉、四并头、绍兴酒也称南酒。
不仅如此，若稍后乾隆间张开东《白莼诗集》卷十四〈潞酒歌答合阳丞王君〉所咏，「独有酒徒日纷纷，随地随人为区别，官场南酒数绍兴，北人汾酒醉烘腾」，再后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卷二十五说，「市肆所售之酒，川省向无著名；酒行如浙江之绍酒、山西之汾酒等项，通行天下，利息甚厚」，
清代官场和民间均把绍兴酒看作南酒的最佳代表，与北酒的最佳代表汾酒相提并论，这种看法乃自明代相沿而来，则《金瓶梅》全书多次出现的南酒一名，有不小的可能就是指绍兴酒。
事实上，不少《金瓶梅》注释者也曾径将南酒注为绍兴酒，如姚灵犀说「绍兴花雕酒为南酒」（《瓶外卮言•金瓶小札》，天津：天津书局1940 年，页155），毛德标等说「明代称绍兴酒为南酒」（《金瓶梅注评》，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页156）等。
因此，尽管「绍兴酒」三字未曾出现，上述大多数酒名却正是或很可能是绍兴酒的酒名。
老酒、豆酒。老酒，小说中分别为三个青衣圆社孝顺西门庆和乐工李铭孝顺应伯爵之物，均出小民之手，应为当地土特产无疑。
豆酒，第七十五回写到，荆都监送来一坛豆酒，「西门庆呷了一呷，碧靛般清，其味深长」。
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等人在狮子街铺子里，吃「南边带来豆酒」。「南边」透露此酒来自江南的消息。老酒、豆酒，都是绍兴酒的标志性品种。
先看老酒。袁宏道万历二十五年〈初至绍兴〉诗云：「船方革履小，士比鲫鱼多。……家家开老酒，只少唱吴歌。」
明末清初流寓金陵的四川泸州诗人先着《之溪老生集》卷一〈舟次丹阳汪思雪以子酒至〉云：
酒人择酒如择友，好友岂能常与偶。恶醅市酤纷相仍，欲罢不能杯在手。
去年南园谬称客，和阳煮白风味烈。醺然入口不苦人，梦回往往窗月白。
平原主人兴自豪，躭饮不厌价直高。千钱买来满船载，绍兴老酒如至交。无事相看日斟酌，得酒方知饮者乐。……
在绍兴本地，是「家家开老酒」；对外地酒客而言，是「绍兴老酒如至交」，足见绍兴老酒之广收欢迎。
《万历会稽县志》卷三〈物产〉载：「酒，其品颇多而名老酒者特行。」
《乾隆绍兴府志》卷十八〈物产志二〉亦载：「越酒行天下，其品颇多，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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