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一部惊世之作，它不仅其有超乎一般作品的小说史意义，同时也是一部有着非常历史文化意蕴的小说。
尽管在这部中国16 世纪的文学巨著中，创造和因袭、弘大和卑琐、深刻和浅薄、质朴和庸俗奇怪地混杂在一起，经常迷乱读者的阅读和思考，使一般读者甚至批评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陷于顾此失彼的误读，尽管其形式和技巧上有许多原始和拙笨的地方，甚至有不少恣肆的性行为乃至色情描写，但就总的来说，其与生活同步的恢宏气势以及逼视现实人生的力量，却近似于欧洲的那种写实的、生活型的「近代」小说。
假若借用19世纪法国小说家巴尔札克的一个说法，我们甚至可以说《金瓶梅》是中国16 世纪后期的「社会风俗史」。
这意思就是说，《金瓶梅》不仅展现了晚明时代丰瞻繁复、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而且创造了若干具有准确历史内涵和丰富人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尤其对书中主角西门庆更可以作如是观。
通行的《中国文学史》和若干批评家们认为，《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一个「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
这一说法似乎很全面，却说不上准确，因为《金瓶梅》中的西门庆虽然有多重社会身分，但他真正的人生角色却只能说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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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瓶梅》中，西门庆的主要人生事业是商业活动，他的全部人生遭际也无不与经商买卖有关。
即使靠纳贿当上理刑副千户、千户后，他也没有放弃经商，而是愈发大干起来：在原有的中药铺外，增开了解当铺，又与人合资，从南方贩来丝绸绒线，开起了缎子铺、绒线铺，还贩官盐，充买办，不放过任何经商发财的机会。
欺诈和贪赃枉法的事，西门庆当然干过─资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崛起，即原始积累时期，免不了巧取豪夺─但使他成为巨富的主要途径还是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商业活动。
长途贩运，经营绸缎布匹更使他最后大发其财。小说对西门庆致富的过程，以及资金、商业经营方式和经营商品的种类都有详尽的描写。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金瓶梅》是一部中国16 世纪商人西门庆的兴衰史也未尝不可。
无论是小说所描写的西门庆的人生行为、生活方式，还是所揭示的西门庆道德观念、价值取向，都说明在《金瓶梅》中，西门庆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商人，一个当时的商业暴发户─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这一典型的剖析，了解晚明商业活动之一般，乃至认识商人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命运。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除了其他原因之外，16 世纪中叶以贵金属（白银）为主、铜币为辅的「银本位」货币制度的确立，国家赋税从实物形态演变为货币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当时商业的发展。
「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成为异于往古的现象。
由于商业、特别是贩运性商业的空前发展，使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据当时人宋应星估计，万历时「徽商」的资本总额达白银3000 万两，年获利900 万两，比国库的税收多一倍。各地经商致富之人骤增，如新安大贾「藏锵有至百万者」，「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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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描写西门庆从不大的中药铺起家，短短的七八年时间，就积累了商业资本白银数万两，全部家产达到10 万两之巨，可以说是对当时现实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
西门庆不就是《金瓶梅》所描摹的这幅画卷中「活」的富商大贾吗？
确实，西门庆身上带有中国16 世纪商业暴发户的鲜明特征。对于金钱、权势、异性的占有欲如此强烈地成为他人生行为的内驱力和性格的支点。
当他崛起之时，曾经表现过非凡的野性力量和进攻的姿态。他肆无忌惮地践踏一切传统的社会规范、道德原则，在他的金钱面前，圣贤偶像、法律尊严、女性节操，都失去了圣洁的光辉。
西门庆以他的行为表现了对封建社会全部秩序的侵扰和破坏，甚至凭借金钱顺利地挤进了以维护封建秩序为职能的官僚行列，有能量令制度和法令的作用颠倒。
当他的事业达到颠峰，色胆包天地到「世代簪缨」的招宣府去奸占林太太的时候，不是大有手提钱袋强闯封建贵族妇女密室的欧洲「资产阶级」暴发户的气概吗？
不过，历史是不能简单比附的。虽然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秩序来说，西门庆表现为一种破坏力量，说他是「封建势力的代表」，未免不符合实际─在商品经济中，物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实际是互为表里，这个叫西门庆，又叫西门大官人、西门大老爷的人物，究其底里，不过是商业资本的「肉身代表」。
只是在16 世纪的中国，要成为商业资本的「肉身代表」，没有经商以外的社会身分，没有官僚恶霸的身分，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典型的。但是，如果因此强调西门庆是「新兴商人」，应该说也是失当的。
因为西门庆这样的商业暴发户，只是中国「前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封建社会末期商业资本的「肉身代表」，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代表新的历史起点的「新兴」力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给予欧洲「前资本主义」商人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是「中世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
在西方，商业资本是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主要因素，其中的关键在于商业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但是中国16 世纪的历史没有为这种转化提供必要条件。
一方面，大一统的专制统治，特殊的社会结构和调整机制，决定了商人们只能在一定限度内生存和发展，只能将积累的财富和力量投入有限的畛域；
另一方面，商人自身也带有孕育他们的那个社会种种恶性基因，自觉不自觉地要走上迷失自我或自我毁灭的道路─曾几何时，西门庆和他的事业就「灯吹火灭」，其「依附者亦皆如花落木枯而败亡」─中国16 世纪的西门庆们不是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失去了历史长子权，而是必然耗损于孕育他们的那个社会的惯有引力之中。
因此，正如何满子先生为拙著《金瓶梅新论》所写的序言中所谈到的，西门庆的「多财货则恣欲」的人生行为，实质上就是一个历史角色的自暴自弃，即找不到正当出路的商业资本及其「肉身代表」的自暴自弃。
他的「纵欲丧身」不仅仅是一种「性格悲剧」，也是一种「历史悲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西门庆实际上是中国「前资本主义」商人的悲剧象征。─创作《金瓶梅》的这位中国16 世纪不知姓名的小说家，也许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一点，
但是，当他为中国16 世纪后期那种带有新色素的生活所振奋，为晚明社会新思潮所激荡，因而大胆改造了一个歌颂传奇英雄的故事，着意去描摹自己就生活于其中的铜臭刺鼻、道德沦丧的世俗世界时，这样一种「历史认识意义」实际就已经深蕴于他的描写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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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73.html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光明日报》，1955年7月19日。后收录于《李时人<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7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