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产本主义萌芽或胚胎实际上在北宋末年已经出现或萌生，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正是对这一事实的真实写照。
北宋时期豪绅地主以及北宋的各级官府，也有设置丝织作坊的。前者除满足自己的消费外，也生产一些商品，而且以此为主；后者则完全供皇室贵族和高级官僚的消费之用。
这两类作坊的劳力都是雇募来的，官营作坊中的“募工”都要在手背上刺字；私营作坊则不然。这两类作坊中的募工，特别是私营作坊的募工，他们受封建性之束缚虽然都很强烈，但实际上已出现了相当于资本主义前期的雇佣生产关系。
陶瓷生产、造纸业和印刷业生产方面的情况亦与丝织品生产的情况相仿佛。
马克思说：“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资本论》第三卷，372页）
北宋的商业和城市，较之唐代，已有明显的发展。大城市，如两京，已经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并且出现了夜市，城市规制和商业经营情况已接近于近代都市。
前者不必多说，后者，即这种行会虽受封建政府、官吏之操纵，但实质上已经有了某种资本主义前期工会的性质；我们决不能只看到它封建性的方面，也应该而且必须看到它的上述“工会”性质。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时出现的下层知识分子组成的“书会”和由艺人组成的“社会”。
它不仅不同于商人的行会，也不完全等同于手工业工人组成的行会。
组成“书会”和“社会”的是社会上的一种特殊的生产精神食粮的劳动力。
我在《论文艺的商品化对文艺的巨大影响——试论宋代“瓦肆文艺”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地位》（1）一文中，对文艺在这一时期的商品化倾向作过较为详细的叙述。
这种文艺的商品化倾向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中，特别是中国文艺史中，是很值得重视和认真加以研究的。
我以为它实在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重要表现，并从而有力地反证了资本主义萌芽已的确存在。
成吉思汗的马蹄无情地践踏了这种自发自生还非常嫩稚的资本主义萌芽。
一个社会制度和文化层次远比汉民族（或中原人民）落后的民族入主中原，使中国的社会进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逆转。
但是明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到明代中后叶，即《金瓶梅》一书中所述及的嘉、隆、万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复苏，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胚胎，中国社会处于重大的转折时期。
《唐前歌舞》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80.html
叶桂桐 著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80.html
二、明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80.html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看明代中后叶的我国社会状况。
明代中后叶，我国的商品货币经济较之北宋末期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生产规模的扩大上，也表现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广泛程度上。
这时纺织手工业作坊主有的“富至数万金”，有的甚至达到“百万金”，（张翰《松窗梦语》卷六《异闻记》，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八）他们雇用的工人已达数十人、上百人之多。
万历时期分散在苏州的“机坊”和“染坊”里的织工和染工就各有数千人。
景德镇的制瓷业的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光绪《江西通志》：萧近高《参内监疏》）徽州的炼铁业每炉需工四五十人，尤溪的炼铁业每炉需工达五、七百人。（嘉靖《徽州府志》卷七）
《金瓶梅》中的描写正与此相当。孟玉楼的前夫杨某的染坊是“见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饭”（第七回）。
陈经济落魄时，和他一起在冷铺内一铺睡的土作头儿飞天鬼侯林儿，“近来领着五十名人，在城南水月寺晓月长老那里做工，起盖伽蓝殿。”（第九十六回）
苏州的机户遍布全城，万历时仅嘉兴的石门镇已有二十家大油坊专门榨油生利（康熙《嘉兴府志》卷十五《艺文》下：贺灿然《石门镇彰德亭碑记》），临清的砖窑有上百座。（民国《临清县志》）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工商业城镇也随之兴起和增多。当时工商业发展比较显著的城市，除去南北两京之外，江南、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等三个地区商业城镇林立。
江南的苏、松、杭、嘉、湖等五府都有很多商业城镇，其规模均相当可观，如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湖州的双林镇、菱湖镇，松江的枫泾镇、朱泾镇、朱家角镇，杭州的唐楼镇等等。
盛泽镇在明初还是一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随着丝绸业的发展，到了明末，已成为拥有人口五万的大镇。
《金瓶梅》中的人物的活动地点之一的临清，从南边的头闸到北边的塔湾，绵亘十余里，已经拥有近五万户人家。
这时商品的范围也大大拓宽，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所生产的粮食、棉花、生丝、蔗糖、烟草、绸缎、棉布、纸张、染料、木材、铜器、铁器、瓷器、砖瓦、盐、麻、茶叶以及其他各种手工艺品都成为主要的商品。
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商业的发达上。此时全国出现了数量更多的商人。
他们虽然多为小商人，但拥资数万、数十万至百万的大商人亦不在少数。据宋应星估计，万历年间“徽商”的资本总额达三千万两，每年获利九百万两，比国库税收多一倍。（《野议•盐政议》）谢肇浙说：新安大贾“藏镪有至百万者”。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80.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8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