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删节本问世了。删去字数只占全书四十分之一上下，不妨碍一般读者对它的鉴赏，而又免除它的秽亵部分可能造成的危害。
我们既要让一切可资利用的文学遗产为更多的人所占有，另一方面又要对读者负责，不能让不健康的东西通行无阻，蛊惑人心。我赞成这样的两全之道。
《金瓶梅》删节本以及一些研究著作的出版可能使人造成错觉，以为出版界对它有所偏爱。
一切被禁止的出版物初解冻时都会引起一阵小小的骚动，中外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
以社会心理来说，这很难避免。数量有限的删节本的出版原意，只是在于纠正过去出版界失之过严的一些偏差。可以删节出版，不等于向读者广为推荐。两种情况大不相同。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承上启下，没有它，难以想象后来会有曹雪芹的《红楼梦》。
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抑或它也同《三国》《水浒》《西游记》一样都不是纯粹的个人创作？它的作者或写定者究竟是谁？它是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是淫书，抑是谴责性的暴露作品，或别有深刻的寓意或寄托?这些都是摆在文学史研究者前面有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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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郑振铎、吴晗到现在，研究正在深入。学术界迄今提出小说的作者或写定者主名不下十人之多。这说明我们的研究还不够，否则是不会有这么多的推论或臆测的。
上面提到的那些论争既有考证问题，又有理论问题。不是说作者、年代、作品的成书过程搞不清楚，就不能对这部小说的杰出成就和它的严重缺陷作出科学的分析。
但是如果考证搞清楚了，我们所作的理论上的探索就会立足于更加可靠的基础之上。两类问题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连。
刘辉同志的新著主要是考证。考证涉及史实和资料的搜集、甄别和审查，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就一般情况而论，一则一，二则二，周旋的余地不像理论领域那样广阔，可以众说纷纭，杂然并存。但是《金瓶梅》和一般作品不同。
第一，作者或写定者可能预见此书的秽亵部分将有损自己的名声，加以小说原是古代人所不齿的小道，因而有意戴上隐身帽，不愿人知道作品和作者的联系，长久以后人们很难追寻成书的线索；
第二，留传下来的有关记载本来就少，它们一鳞半爪散见于明代文集中，很难使人在想象中恢复它的全貌。明代文集多而且滥，卷帙有的达百卷以上，它们现在都入藏于大图书馆的善本书库，读者轻易难得一见，即使偶有机缘，也只能匆匆翻阅一过，要想利用不同版本作一校读，那更是难上之难。
当然也有研究者本人的局限。如吴晗的著名论文《金瓶梅的著者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他依据《明史》卷九十二《兵志·马政》的记载，推论《金瓶梅》第七回所说：“朝送（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马价银子来支使”，必定在万历十年之后，因此得出《金瓶梅》成于万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年2)的结论。
根据《明史》这一段记载，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合乎逻辑的。这里不存在任何差错。
问题是《明史》的这一段记载本身不准确，它诱使人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早在嘉靖年间，明朝政府大量移用马价银的多次事实，已在《明实录》中一一登载明白，无可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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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用作内证的某些史实比较冷僻，容易使人误入歧途。如有同志从小说第五十八回，韩道国的货物“见今直抵临清钞关，缺少税钞银两”，得出结论：“到临清上税，不能早于万历二十六年。”
即小说成书不能比这更早。这是把明代早已有之的正常的临清钞关，和万历二十六年后派遣太监为税使混为一谈了。
做学术工作而偶有失误，在所难免，然而它们和正确的论证同时并存，甚至以曲绳直，这就使《金瓶梅》的一些有关史实更加真伪莫辨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明代文集的考订上来。马泰来先生在谢肇淛《小草斋文集》中看到—篇《金瓶梅跋》，而北京图书馆所藏的稿本无此跋。
明代文人常有这样的情况，先就若干诗文汇成一集，名为某某集，后来作品积累更多，还是用同样一个名字。诗文集早年的序跋和后来的序跋并列，甚至只有早期序跋，而漏印后来的序跋。
一本书有几个不同的书名，或书名相异，书则相同。非经仔细校读，很难作出鉴别，推定它的年代。
阿英《金瓶瓶杂说》和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都提到屠本畯的《山林经济籍》，一以为真，一以为假，令人莫衷一是。
刘辉同志在北京图书馆找到它的二十四卷本，又在北大图书馆见到它的不分卷本，两相对照，真相搞清，它的有关《金瓶梅》记载的真实性才又重新得到确定。
本集的几篇论文和附录在版本、资格方面提供了不少新的情况，它们必将在《金瓶梅》的论争中有利于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这和他的主观意图未必有关。
同样的数据可以引申出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的结论。见仁见智，原是正常的事。即使是最友好的学术工作者之间，也不一定观点处处一致。
有的发而为商榷或驳正，有的同时并存，而互不指明对方的失误，这实际上同样是批评或争鸣。这两种情况在包括刘辉同志和我在内的同行当中都有存在，而且不会很快取得一致。
只有经过长期的争论才能使分歧逐渐缩小，这是文学史研究获得进展的正常途径。际此刘辉同志的新著出版在即，乐于遵命赘数语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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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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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4期。后收入《徐朔方、孙秋克<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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