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连 | 《金瓶梅》方言研究及其他（下）

2023年1月11日金瓶梅解读评论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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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代小说中的方言研究相类似的是，也有人以故事中的某个表示官职、地名的词语，作为考证作者或作品成书年代的主要证据。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93.html

其基本方法是根据史书上的记载的职官或地名，与小说作品作相应的对照，以确定小说作者生年或成书的上下限。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93.html

从理论上说，这当然也不失为一个考证的方法，但要想使结论科学准确，有相当的难度。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93.html

你必须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把这些地名或官职的来龙去脉搞得一清二楚，到底始于何时终于何时，其变化情况如何，而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相当困难的。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93.html

在进行这个工作时，尤其应该强调「说有易，说无难」的原则，否则便会产生明显弊病。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93.html

我们可以举几个以职官、地名进行古代小说考证的例子：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93.html

一)《水浒》第六十三回说关胜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93.html
据清代孙承（注：此处所引书名有误，应作《春明梦余录》。）所载：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93.html
「公（关羽）于（蜀）泽《清明梦金录》后主景耀二年追谥壮缪侯，……（宋）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宣和三年（注：原文作五年）又封义勇武安王，高宗二年加封壮缪武安王。」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93.html
下结论说《水浒》中称关羽为「义勇武安王」应是宋南渡前后的用语[32]。
但据明陈耀文撰《天中记》卷四十六引〈吴郡关祠宋刻〉：
「宋真宗祥符间，解州盐池减水。帝遣使持诏至州祈祷。使至，夜梦城隍告曰：『盐池涸者，患在主盐池之神蚩尤也。昔蚩尤与轩辕帝争战，帝杀之，至今遗迹尚存。
闻朝廷创立祖殿，蚩尤怀雠，故竭盐池耳。』使者闻神语，觉，回奏于帝。既而……盐池如故。帝遣王钦若赍诏至王泉山，致享祠下，以谢神贶。复新其庙，赐额曰『义勇武安王』。徽宗朝加封崇宁至道真君。」
又明陆伸〈太仓关王庙记〉亦云：
「伸尝考之，公在汉末封为汉寿亭侯，至宋祥符以来，始有义勇武安王之号。迄于元之延佑，则并诸号为一，多至八十余字，而滥极矣。」

[33]

按照这两处说法，关羽封义勇武安王早在宋祥符（1008-1016）年间，比《春明梦余录》所说宣和五年（1123）早了一百多年。
如果此说成立，则「『义勇武安王』是宋南渡前后的用语」这个结论也就不成立了，而《水浒传》的这段描写的创作时间也要大大提前。那么究竟是哪一种说法更可信，显然还需要再作进一步的考证，不能匆忙地下结论。

《金瓶梅词话》

二)《水浒》第三回：「鲁达看见众人看榜，……祇听得众人读道；『代州雁门县，依奉太原府指挥司该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
有人据《明会要》卷四十二谓明洪武三年始设各地都指挥使司，太原都指挥位司设于同年，认定《水浒》这段文字写在洪武三年以后。他还就《水浒》第五十回「我这个贤弟孙立……今奉总兵府对调他来镇守此间郓州」一语，引《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二「国初武事，俱寄之都指挥使司。其后渐设总兵，事权最重」而断言《水浒》这段文字写在明代中叶以后[34]。
今查「指挥司」《元史》中凡八见，如卷十「癸未，增置五卫指挥司。」
卷四十二：元顺帝至正十年十月，「是月大名、东平、济南、徐州各立兵马指挥司以捕上马贼。」
那么说《水浒》的这段描写成于明中叶的结论，显然就难以成立了。
三)有的学者为证某些所谓「宋话本」实乃元人作品，引〈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中的「保举耆卿为江浙路管下余杭县宰」一语，认为这是元代人的说法，「因为宋代祇有两浙路，不但没有江浙路，甚至没有『江浙』这样的说法」，「元人习惯于把县说成是『××路管下』」。
论者又据《元史‧百官志七》谓元代设立江浙行省在至元二十二年（西元 1285），断言这篇小说当出于至元二十二年后35。
那么，宋代究竟有没有「江浙路」的说法呢？小说作者是「想当然」，还是有所根据呢？
查《宋史》卷七，有「己亥，遣使巡抚江浙路」之语，卷一百七十五又有「先是江浙路折帛钱，岁为钱五百七十三万余缗」之语，另外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都有「江浙路」的说法。
至于「江浙」的简称，早在《北史》中就出现了，其后新旧《唐书》、旧《五代史》中也屡见不鲜；到了宋代更是普遍，仅《宋史》中就有一百九十五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一百五十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一百二十三处。
而「××路管下」的说法在宋代亦甚普遍，如宋张嵲《紫微集》卷十九：「未叙间，又为奏本路管下州军，多有待阙官员寄居」，宋綦崇礼《北海集》卷二十八：「契勘淛东一路管下州县，凭依山谷，边临江海」等[36]。
除了「××路管下」的说法之外，还有「××州管下」「××司管下」「××县管下」及「××管下」的说法，《宋史》中有十四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五十九处（仅第五百十九卷中就有四处），恰恰是《元史》中一处也没有，我们怎能反说这是「元人习惯」，「不符合宋人的习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