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吴县李日华的活动时间略早。但当知道，此曲不见于嘉靖时代编成的《金瓶梅词话》作者最乐意引用的《雍熙乐府》《词林摘艳》中，而见于万历时期编成的《群音类选》《南词韵选》《南宫词纪》中。
可见，此曲流行于万历年间，被万历时代的作家引用的可能性最大。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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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种可能，但更有其他的可能。此类或然性很强的推论是很难产生说服力的。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04.html
试想：「残红水上飘」作为出自明中期的一位社会地位较低的文人之手的作品，若是在嘉靖时期不流行，又怎能被万历间曲集广泛采用呢？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04.html
且数百年间数据散佚，我们又怎能仅据现存几部曲集来确定某曲在某一朝代流行与否呢？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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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陈四箴」
黄文提出的最主要的新证，是「陈四箴」。「陈四箴」，是其认为「《金瓶梅》成书当在万历十七年之后」的关键论据。然其立论建立在片面考证的基础上，其偏谬便难以避免。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04.html
《金瓶梅》中的过场人物陈四箴，首先为台湾魏子云先生在论证时提出，黄霖先生进一步阐释，并以此作为《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的重要内证。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04.html
笔者认为：注意到这一书中人名，指出其带有政治寓意的可能，是有意义的，然黄霖先生（也包括魏子云先生）由此作的注解和得出的结论却嫌失当。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04.html
黄文曰：总的来说，《金瓶梅》中的人名确实多有寓意。因此，《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出现的「两司八府」中的「布政使陈四箴」这个名字就值得注意，因为它与万历年间的一大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04.html
当时的万历帝，贪于酒色财气，特别宠信郑贵妃，以致在册立太子问题迟迟不下决断，颇有废长立幼（郑贵妃子）之意，引起朝廷内外不安，于是从万历十四年起大臣们围绕这一问题纷纷谏诤，连年不断。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04.html
至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规劝皇上戒除酒色财气，并进陈有关酒色财气的「四箴」……《金瓶梅》中的人名多有寓意，此一点似无可否认，「陈四箴」三字的确是透露了有关该书成书时间的消息，对此进行研究，是应该的，或者说是必要的。
黄文进一步论述这一问题：
事实上作家头脑中出现的「陈四箴」不会凭空而来，只能是现实的反映。也就是说，只能在社会上先出现了雒于仁陈四箴的事件之后，才可能有「陈四箴」这个概念。
黄霖由此系定了《金瓶梅》的成书时代：万历二十年。（其还有一些根据，然这是最主要的依据。）
其推绎在逻辑上讲是可以成立的，但人们或许也会发问：在明代嘉靖、万历间，上献四箴的是否仅雒氏一家呢？
黄霖也考虑到这一点，并作出了确凿的回答：在万历十七年之前有没有另外的「陈四箴」事件呢？没有！
不知黄文的依据是什么，但其结论是不准确的。在此前的嘉靖年间，也出现过一次「陈四箴」事件！一次影响更大、惩戒尤为严苛的「陈四箴」事件。
《万历野获编》卷四〈郑王直谏〉：
郑王厚烷，以嘉靖十年献白鹊二于朝，上大喜，命献之宗庙，荐之两宫，传示百僚，庶职廷臣多献赋以彰圣德。
……至二十七年，又上书劝上修德讲学，并上四箴及演连珠十首，以上简礼怠政，饰非恶谏，及神仙土木为规。
上大怒，手批其疏曰：「尔探知宗室谤讪，故尔效尤。彼勤熨一无赖子耳，尔真今之西伯也？」
未几，因郑王上表误失称臣，遂削爵锢高墙。
这便是早于雒于仁献四箴四十余年，发生在嘉靖朝的一起「陈四箴」事件。作为皇帝宗室的郑王朱厚烷能在另一位宗室，周府镇国中尉朱勤熨上疏抨击朝政，指责当朝皇帝的作法遭到严惩之后，挺身而出，继续对嘉靖皇帝提出批评和劝戒，其行为是勇敢的。
他所指斥的「简礼怠政，饰非恶谏，神仙土木」，都是嘉靖朝的时弊，都能为人民代言，为正直之士代言。
郑王朱厚烷的结境凄惨，他由一藩之王被斥为庶民，关进凤阳的宗狱。
《黄霖<说金瓶梅>》
综上所述，我认为：《金瓶梅》第六十五回出现的布政使陈四箴，应是（如魏、黄所说的那样）与社会上献四箴的政治事件相关的，却没有任何理由非要等到万历十七年雒氏再上四箴，而在嘉靖二十七年七月郑王朱厚烷上四箴疏后即可能出现。
以「陈四箴」作为论定《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二十年的依据，同「太仆寺马价银」作为成书万历说的依据一样，都是无法成立的。
值得注意的是：郑王厚烷所上四箴为「居敬、穷理、克己、存诚」，而一些研究者则认为「陈四箴」应与《金瓶梅》卷首〈四贪词〉相关。
这就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四贪词〉：酒、色、财、气」与「陈四箴」，与雒氏的「酒、色、财、气」〈四箴疏〉有无密切的联系。
魏子云氏力主二者相关，曰：「《词话》中的〈四贪词〉……明明呼应了雒于仁的〈四箴疏〉。」
郑培凯先生则相反，认为：「《金瓶梅词话》的开头，不论是在主题选择或是故事开始的安排上，都没有什么隐秘的奥义，没有什么深文周纳方可得知的,就是没有一条与『陈四箴』这样的概念有所联系的」。[3]
黄霖先生显然认为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他指责郑培凯的种种说法，「列举了丰富的有关『酒、色、财、气』的政治影射意图。」
我觉得，如果说「陈四箴」这一名字来自作者当时生活中陈献四箴的政治事件的话，它倒不一定与卷首的〈四贪词〉有着必然的联系。
「酒、色、财、气」〈四贪词〉，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