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郑先生所言，「反映了作者继承通俗文学的传统，藉以表达自己的创作意旨，劝喻世人不要重蹈书中人物的覆辙。」
若硬是把这种类乎套语式的开篇与雒氏的〈四箴疏〉系在一起，才更能见出二者明显的歧异，试随便比较一下：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04.html
财箴曰：兢彼镠镣，锱珠必尽，公帑称盈，私家悬罄。武散鹿台，八百归心，隋炀剥利，天命难谌。进药陛下，货贿勿侵。（雒于仁《四箴疏‧财箴》）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04.html
财：钱帛金珠笼内收，若非公道少贪求，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怀情为利休。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夜愁。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金瓶梅词话‧四贪词》）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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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一个「财」字，两处文字，再有什么重出之迹呢？雒氏《财箴》意在直谏圣聪，恳求「货贿勿侵」，予小民以一线生路；〈四贪词‧财〉则泛泛施说，戒世人勿贪财失义。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04.html
其立意与行文，相去奚啻万里。其他三则，亦大略同此。要之，雒氏上〈四箴疏〉，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内容的，虽意在劝戒，却是劝戒皇帝，与那劝戒一般世人的〈四贪词〉风马牛而不相及。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04.html
若仅仅由字面相似、题目略同等表像去发挥想象，则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如黄霖先生说：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04.html
《金瓶梅词话》中与「陈四箴」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两位「左右参考」的大名，一个叫「何其高」，一个叫「季侃（廷）」（崇祯本加一「廷」字）。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04.html
这样三个名字联在一起，雒于仁等侃侃谏诤于廷的「崇高」形象不是呼之欲出吗？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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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似合理的想象大约是受了戏曲舞台上此类场面的影响，而与事实则相去甚远。
据《明史》卷234：「（雒于仁）疏入，帝震怒。会岁暮，留其疏十日。」至次岁再理此事，欲「置之重典」，后经首辅申时行劝解，未敢把此疏公诸于外，仅由时行「传谕（大理）寺卿」，雒于仁在数日后引疾去位」。
哪里有什么雒于仁「侃侃谏诤于廷」的影子呢？
《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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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韩邦奇和凌云翼
黄霖还进一步探讨了《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那份「两司八府」官员名单上另外两人的情况，这就是「兖州府凌云翼」，「徐州府韩邦奇」。此二人都见诸《明史》。
凌云翼，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卒于万历十五年后。韩邦奇，朝邑人，正德三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嘉靖三十四年卒于陕西地震中。
黄霖认为：
韩、凌二人在嘉、隆期间，乃至在万历初年，大名鼎鼎，作者怎么可以去生造一个为当世人们所熟知的某大官相同的人名？……《金瓶梅词话》借用凌云翼这个真人名，也可证这部小说成于万历二十年前后，而如李开先、王世贞、贾三近之类，是很难想象会把同世的大官，甚至同僚、同科进士用真名写入这样一部小说的。
这种论述是缺少说服力的。
对于一个人，人们可在其死后来写，亦可在其生前来写，这大约是中外古今的通例。似在此书中出现的韩邦奇、凌云翼这种名单上人物，无褒无贬，一闪而过，作者恐也未必有什么深奥的用意吧。
当然，黄霖所说的「很难想象」也是不无理由的。问题在于大千世界上往往有一些特例。
如李开先就是一个不断创造「特例」的人；他做主掌升黜大政的吏部文选司郎中，不像通例所为的扃门谢客，以示清正，而是公然地呼朋引伴，豪饮剧谈，以至于权臣侧目；
他自撰剧本，又自作一序大兴赞叹之词，序末署上友人的名字，尔后再明言该序是自己假他人之名而作。这些都是很难想象的。
而李开先与韩邦奇是相交颇契的好友，韩死于地震，李曾在诗中志哀：（原注：杨尚书守礼，韩都御史邦奇、马光禄卿理，惊压而死。）
平生三老友，一夜委泥沙。
说李开先在书中提及这位老友的名字，大约亦不无可能吧。从李开先的写作习惯来看，他也是常常如此。
在对有关《金瓶梅》创作时代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一番考订之后，我们更觉得对该书中细部描写的剖析应置于整体把握之中。
《金瓶梅》的成书年代问题，决非一两个或一部分语辞的考定就可以解决的，我们应该在整体观照中论定其成书时代。
着眼于整体的论定，首先应注重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金瓶梅》在写成后经历了一个几十年的辗转传抄的过程。
黄霖说：
只要《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
因为万历时期的作家可以描写先前嘉靖年间的情况，而嘉靖时代的作家绝不能反映出以后万历年间的面貌来。
此断语下得过于匆忙，正在于其未能考虑到该书经过传抄的特点。事实上，任何一种传抄都存在着增删的可能，都可以说是一种程度不同的增删或改窜的过程。更不用说，史料上还分明记载着该书被某「陋儒」补入了五回。
笔者尚未发现《金瓶梅》中有万历间史事的实例，即便有，即便确切地「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也不能「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
这并不是说《金瓶梅》的成书时代无从考定了，因为改窜和增删毕竟只是局部的、个别的，从整体上对该书进行思考和观察，就可能带给我们正确的结论。
在本章开始时我们对万历间学者关于该书产生时代名家记载的汇录，可以说是整体把握的一个方面，它传递出当时文人者流对《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一般看法。
这是对「成书嘉靖」说的最早提出和认同，自然，也就是对「成书万历」说的最早否定，且据今所发见的数据记载可证，这是对「成书万历」说的一种整体的一致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