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那些跨越特定流派者诗学主张的各自申述，其思想的个性色彩显得更为浓厚，成为这一时期诗学领域趋于多维化的显著表征。
以谢肇淛为例，他生平虽和后七子阵营中的王世贞之弟王世懋，公安派中的袁氏兄弟、江盈科，竟陵派中的钟惺等人皆有交往，但从他的诗学立场来看，其并未特别拘执于门户，所以也就很难将他的主张和某一派别完全对应起来。
确切一点说，他面对相继盛兴文坛的七子、公安、竟陵诸派的言论，更多的是穿梭辨识其间，既有所汲取借用，又有所汰除补葺，用以建树一家之说，也因此，他的诗学主张折衷诸派之说的特征相对突出。
如他定义诗歌“其发于情而出诸口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108]的抒情本质，视其为“发舒性灵而摸写天真”[109]之载体。
这些说法要是置之于晚明的文学境域中去加以审视，容易使人将其和公安、竟陵分别标榜“真诗”，强调“性情”或“性灵”发抒之类的中心话语联系在一起。
但他又以为，“古人诗虽任天真，不废追琢”，故不赞成“反古师心，径情矢口”[110]，讥訾“今之为诗者”“率喜率易而惮精深，任靡薄而寡锤炼”，甚至“古人法度亦卤莽灭裂，以至于尽”[111]。
这些说法，又似乎将矛头特别指向了倡言“任性而发”[112]、“信心而出，信口而谈”[113]的袁宏道。这同样使人容易将他和公安派之间划分界限。
再者，谢肇淛论诗特意标示为宋人严羽所强调的“悟”，用以调和诸派之说，认为“严仪卿以悟言诗，此诚格言”[114]，“悟之一字诚诗家三昧”。
以他的理解，“悟”须通过“学”与“思”的环节得以实现，“若不思不学而坐以待悟，终无悟日矣”，又批评“今人借口于悟，动举古人法度而屑越之”[115]，说明从“学”“思”而入以得“悟”，也是对“古人法度”的恪守。
同时，“悟”作为创作主体的自觉活动，“存乎其人，法之所不载也”[116]，又需藉助诗人独特的审美感悟能力，而无法单纯从刚性的法度中获得。
凡此，或多或少逗露了谢肇淛勉力折衷平衡诸派之说的意图。
又以陆时雍为例，观其论诗，其中并不缺乏自我研琢的心得，最为突出的，莫过于他围绕“情”与“韵”关系而展开的辨说，二者系其论诗极为重要的两个维度，如他所言，“情欲其真，而韵欲其长”，“二言足以尽诗道矣”[117]。
它们在陆氏的诗论系统中成为有着内在关联或共通性质的两个概念，构成一体化的一种诗学话语，被认为在诗歌的审美构造中形成某种共生的关系，相互依托，彼此取益。
推究这一观念所本，其主要根基于陆时雍对诗歌本质和审美问题的认知，并集中见之于他对诗歌发生论和方法论的诠释。
从它的基本内涵和问题面向来看，一方面，其投注于诗歌的抒情本质，认定本于“情真”的诗歌经营之正轨，所谓“诗之所云真者，一率性，一当情，一称物，彼有过刻而求真者，虽真亦伪矣”[118]。
这一点，显和晚明以来诗学领域提倡性情或性灵发抒的主流话语相绾结，体现了后者诗学精神的强力延续。
另一方面，其强化诗歌抒情的美学原则，标誉古人“转意象于虚圆之中”以至“味之长而言之美”的“善于言情”的情感表现方式，因此并不认可流于直率浅露的“认真”，以为“诗贵真，诗之真趣，又在意似之间，认真则又死矣”，就如柳宗元诗“过于真，所以多直耳寡委也”[119]。
这一点，又相对凸显了区别于当时主流话语所作出的个人思索和自我改造，将诗歌“言情”和“善于言情”的本质和审美问题放在兼顾并重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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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明代诗学思想发展变化的历程，简括起来，其既接受传统诗学的深刻浸染，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承传诗学历史的重要一环；又处于有明特定的文化语境，面临当下各种思想意识的冲击，反映改造乃至超越传统诗学的时代诉求。
如果要对明代诗学思想的总体特征作出基本的概括，那么如下几个方面应该值得我们注意：
尽管有明一代文学流派或诗人群体林立，诗家或论家层出不穷，各种派别意识和阶层意识的相互隔阂甚至对立在所难免，诗学立场的歧异导致彼此观念的冲撞屡见不鲜，但同时可以发现，不同派别或群体之间，诸诗家或论家之间，其诗学思想的交叉与混成的情形又相对突出，以至于对此我们有时很难进行非此即彼的简单而明晰的归类。
究其原因，除了各自的阅读经验和审美趣味趋近或相同之外，还应该特别和以下因素有关，如有明一代知识诠释力度的增强，知识生产、传播途径的开拓，包括文学资源经典化的程度进一步提升，并且产生广泛性的影响；文人群体接受知识的欲望更趋强烈，阅读的视界更趋开阔等。
从诗学思想交互性的具体情况来看，比如，明代前期馆阁文士群体和前七子就是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之一。
二者不论是身份构成还是文学立场，固然有着明显的差异，更何况前七子突进文坛倡导复古，其重要动机之一，即指向反逆趋于扩张的台阁文风，打破当时馆阁文士主导文坛的垄断地位，其对立的情势不言而喻。
然而这并不代表二者观念主张绝然相隔，事实上，如面向古典诗歌系统而尊崇唐诗尤其是盛唐诗歌，成为馆阁诸士古典诗歌接受中的一种倾向性态度，而李、何诸子同样大力推重唐诗，认肯“近诗以盛唐为尚”[120]，这提示二者以唐为宗的立场较为接近。以馆阁诸士而言，尊崇唐诗而多将其纳入抒写“性情之正”的诗歌传承的正宗系谱，实和他们基于自觉国家意识的实用主义立场有着密切关联，传递了他们重塑诗歌价值体系、建构理想抒情范式的特定诉求，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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