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利华 |《明代诗学思想史 • 导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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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源辩体》提出论评“国朝”诸家的原则和目的,“此编以开导后学为主,不直则道不见”,因此不同于“先辈论诗,多称其所长,讳其所短”,而是“长短尽见”,既“录其所长”,又“论其所短”。
从“短”处看,与唐诗相比较,“国朝”诸家“五言古、律,五七言绝,断不能及唐人”,“五言古,李、杜之所向如意,韦、柳之萧散冲淡,各极其至,国朝人既不能学,即韩、白、东野变体,亦未有能学之者。
五言律、五七言绝,入录者诚足配唐,而全集则甚相远[154]
说到底,如胡应麟、许学夷这样尤其是针对本朝诗歌自觉揭“短”,并无忌避,还出于潜含在他们各自文学思维中的批判意识。

《诗源辨体》

四是地域性特征。
从地域性的角度来说,它的地理意义包含了积淀与空间的内容,前一项指向地方既有的传统,后一项指向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特定地域的文化性情和品格正是由二者构筑起来的。[155]
有研究者围绕清代诗学的考察,指出其中显豁的地域性特征,认为地域诗派的强大实力,改变了传统以思潮和时尚为主导的诗坛格局,出现了以地域性为主的诗坛格局,并呈现多元诗歌观念共存并兴的局面,地域意识已渗透至诗论家思想深处一个不可忽略的变量因素,潜在地影响着论者的见解与倾向性。[156]
如果对比明代诗坛的发展格局,以及诗学思想的变化态势,这种情形虽说未必与之完全吻合,但也有一定的适用性。时至明代,特别是区域文人势力的成长,地方文人结社的活跃及相关活动的兴盛,增强了人们的地域身份认同与地域文学观念。
同时,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交通便捷化程度的提高,知识传播途径的扩展,文人学士的交往和获取信息的空间为之拓宽,区域与区域文坛之间、地方与中心文坛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趋于加强,这反过来又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文人学士对地域文学的重新建构。
胡应麟《诗薮》如下的这段陈述,研究者并不陌生:
“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蕡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157]
胡氏述说明初吴、越、闽、粤、江右五大诗派的崛起,显然是按不同的地域分类的,变相突出了这些诗派的地域性特征。
正如有研究者所言,鉴于这些诗派作者成长生活在不同的地域,相对于明初诗人共处的大文化背景,地方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以及诗学承受等各有差异而以地域分野为基础的小文化背景,对各诗派独特性的形成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158]
这种以地域分野为基础的所谓小文化背景,实际上也即牵涉在地理意义上指向积淀与空间的特定构成。
从有明一代诗学领域观之,尽管一些突入中心文坛的文学流派及诗人群体成为执掌话语权力的强势力量,对引导诗学观念及诗歌创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尤其是地域传统对各派及各家产生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
不妨以闽、吴两地为例。明初闽人高棅曾对他编选唐诗专集《唐诗品汇》的缘起作过交代,该编《凡例》所载他和“闽中十子”之冠林鸿“论诗”的经历人所熟知,其曰:
先辈博陵林鸿尝与余论诗,上自苏、李,下迄六代。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晋祖玄虚,宋尚条畅,齐梁以下,但务春华,殊欠秋实,唯李唐作者可谓大成。
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楷式。
予以为确论。后又采集古今诸贤之说,及观沧浪严先生之辩,益以林之言可征。故是集专以唐为编也。”[159]
这段记载显示,高棅认同林鸿取法盛唐之见及编选《唐诗品汇》,当直接受到以林鸿为首的闽中宗唐势力的感染,同时追踪并接受同为闽人严羽的诗学思想,表明他对本地特别自南宋以来形成的宗唐诗学传统的高度认可,地域意识俨然凸显其中。
而至晚明闽派诗人代表谢肇淛,其论诗虽已主要穿梭于七子、公安、竟陵诸派之间,有意折衷而调和之,然闽中诗学传统对他的影响并未完全消泯。
如他从严羽那里吸取了“悟”这一用以调和诸派之说的重要观点,以为“诗之难言也”,“要之,仪卿之所谓悟者近是”[160]。
这仍不失为其接受地域诗学传统的一个标志。[161]相较于闽中以宗唐为主的地域传统,吴中的诗学更像是一种混合类型,或宗唐或主宋,或唐宋并举,包容性较强。
以活跃于明前中期吴中文坛诸士为例,都穆《南濠诗话》曾说:
“昔人谓‘诗盛于唐,坏于宋’,近亦有谓元诗过宋诗者,陋哉见也。刘后村云:‘宋诗岂惟不愧于唐,盖过之矣。’
予观欧、梅、苏、黄、二陈,至石湖、放翁诸公,其诗视唐未可便谓之过,然真无愧色者也。元诗称大家,必曰虞、杨、范、揭。以四子而视宋,特太山之卷石耳。”[162]
所言大有为宋诗辩护之意,也印证了曾跟随都穆习诗的文徵明对都氏“雅意于宋”[163]的评价。
但这并不足以证明都穆仅仅专注于宋诗,如他对李梦阳诗“取材汉魏,而音节法乎盛唐”就颇多称赞,以为“命意遣词,高妙绝俗,识者以为非今之诗也”[164]。
这也间接说明他对唐诗的重视,特别是对诗宗盛唐的认可。再追踪都穆的习诗经历,他少时学诗于沈周,[165]而沈氏于诗兼法唐宋,“初学唐人,雅意白傅,既而师眉山为长句,已又为放翁近律”[166],所以人称其“不专仿一家,中、晚唐,南、北宋靡所不学”[167]。对从学者的都穆而言,沈周的取法态度多少会影响到他的学诗经历。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14.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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