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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两说的争论，难分轩轾。不过，在力主万历说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金瓶梅》是直接影射万历皇帝及其一朝政治事件，这便是台湾的魏子云先生。他在《金瓶梅编年说》中写道：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21.html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引述刘、项之与戚夫人、虞姬的『豪杰都休』等事；特别是戚夫人的要求废嫡立庶事。对万历一朝来说，它显然是影射神宗的宠爱郑贵妃与其子福王常洵。更可以说是明喻、明指，已不止是影射与隐指。关于这一点，应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一个事实。」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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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先生的这一观点，像根主线贯穿在他的《金瓶梅》研究论著中，如《金瓶梅探原》《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21.html
对此，徐朔方、陈诏及美国的郑培凯等先生均撰文与之商榷。作为艺术创作的小说，既不是历史著作，也不是纪实性报告文学，允许作者虚构。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21.html
即便是出现在《金瓶梅》中宋代实有的历史人物、史实，也是经过虚构和改造的。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21.html
如果拿典型概括后的艺术形象，和真实人物作简单比附，或者确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就是影射某某人，以此去探求作品的「隐喻」，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者自己的强烈个人色彩。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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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原貌探索》
持这种方法研究小说，非今日始。以《红楼梦》为例，早在本世纪初，就有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清世祖福临和董鄂妃，以此去探求《红楼梦》的微言大义。
后人把这一派统称为「索隐派」。《金瓶梅》影射说，其实就是《红楼梦》索隐派的翻版。同样不符合《金瓶梅》作品的实际。
比如以《金瓶梅》是影射明神宗宠爱郑贵妃与其子福王常洵一点而言，众所周知，所谓万历三大案，曾延续数十年之久，包括册立、妖书、挺击、红丸、移宫等一系列事件在内。
《金瓶梅》的描写，很难和这些事件对上号，而有些事件，如红丸、移宫，并非万历朝事，而是发生在泰昌、天启时。于是，影射说又把《金瓶梅》所写北宋末年的一年改元，比附为万历四十八年的泰昌、天启改元。然而这样的模拟，又根本不符合两个朝代的主要事实：
万历末年郑贵妃擅权，为立太子引起长期争论，光宗实际上是因精神迫害致病，即位一月即死去，而北宋徽宗和钦宗之间并不存在这种争议和隔阂，他们是父子两代，不是万历到天启的三代，情况毫不相同；
重和与宣和是徽宗的年号，这和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父子两个皇帝的年号，实际上还得加上天启，即祖、父、孙三个同在一年，根本不能相比。因此，这些影射和比附，只是研究者的主观想象，缺乏客观根据，难以令人置信。
既然《金瓶梅词话》是「明喻、明指」万历一朝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那么《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必在万历四十八年以后，对此，魏子云先生也说得明确：「我敢肯定的说，万历丁巳序的《金瓶梅词话》，其成书年代，最早绝不会越于天启元年」。
可惜，魏先生的这个结论，与现存明人记载完全不符：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屠本畯就记载了「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那么，万历三十五年已经成书的《金瓶梅》，怎么可能从中找出万历四十八年的史实呢？
自然，袁氏兄弟万历三十七年有了《金瓶梅》全稿，在魏先生看来也是「不合情实」。
可是，现在《新刻金瓶梅词话》刻本却又载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序，《金瓶梅》之成书最晚必在是年之前，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证。
毫无疑问，从中也找不出万历四十八年发生的事件。说来，这也应是一个肯定性的结论。是故魏子云先生的观点，迄今未得到国内外《金瓶梅》研究者的赞同。
《金瓶梅》本体研究，包括创作主旨、艺术成就、审美价值以及小说创作观念的更新等等问题，历来是《金瓶梅》研究中较为薄弱的一环。
近十年来，虽不像《金瓶梅》作者、成书、版本等问题那样争论激烈，却愈来愈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尽管对《金瓶梅》的「影射说」，海内外学术界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但却一致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假托宋朝、实写明事的长篇小说。
无论是典章制度、人物事件，还是史实习俗、方言服饰，无一不打上明代社会生活的鲜明印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金瓶梅词话》里还有几位真名实姓的明代人。
更惊人的是小说描写与他们的生平行实也大体相符，如狄斯彬、韩邦奇等就属于这一类。就连西门庆的亲家陈洪和小说主要人物形象之一的陈经济，在明代也可以找到。
这类人物仅仅是同姓的偶然巧合，还是曾为小说的创作充当了一个「模特儿」，倒是《金瓶梅》研究中还未涉猎的一个问题。社会现实生活进入中国长篇小说，就为小说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小说观念为之一变。那么，作者凭借明代现实社会生活，寄托了什么样的深刻寓意呢？换句话说：究竟什么是《金瓶梅》的创作主旨呢？对此，回答是各不相同的。
关于《金瓶梅》的创作主旨，从明末开始，就有政治寓意说、讽劝说、复仇说，还有张竹坡异想天开的苦孝说等多种说法。
其中复仇说、苦孝说因系明显的穿凿附会，逐渐销声匿迹；而前两说则时有所见。
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尝以「世情书」即「描写世情，尽其情伪」来涵盖全书。郑振铎先生总结为：「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