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奎 | 黄霖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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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文学评点虽不时有人关注,但并未从文学批评史的高度予以重视。伴随着《文心雕龙》评点的汇集,先生除了关注诗文评点,更对戏曲小说评点予以特别关注。
2002年,发表在《复旦学报》第2期的《论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一文,指出叶昼的批点富有文学批评价值,特别是他的人物论在整个明代戏曲理论批评中比较突出。
2004年,发表在《复旦学报》第2期的《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介绍了罕见的现藏日本的少山堂本《西厢记》的评点情况,不仅指出其批语有释义性的、校勘性的、考证性的,也有关于鉴赏与剧场演出的,而且进一部指出这一版本是弘治本后最早的《西厢》刊本,实际上也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戏曲评点本,在戏曲理论批评史上以及在《西厢》流变史上,都值得关注。
序跋、评点之外,先生又瞄准“话体”文学批评发力,各种整理、发掘、研究同时展开。
2015年,开始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民国话体文学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分诗话、词话、文话、小说话、剧话展开。
2017年,发表于《复旦学报》第3期上的《应当重视民国话体文学批评的研究》一文,是指导课题研究的纲领,该文指出:
“话体文学批评的基本特征,就是既有别于传统文学批评中诸如序跋、评点、论诗诗、曲谱、词谱、单篇文章等其他文体,也有别于现代有系统、成体系的文学论著,其主要表现为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形态的独成一编(篇)的著述,凡论理、录事、品人、志传、说法、评书、考索、摘句等均可笼而统之。”
主张在全面收集、整理原始资料时,将研究视野放在民国时期社会、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中,紧扣传统与新变、外来与本土、历史与逻辑等多个维度,论述不同“话体”之作的分类、渊源、流变以及整体特点、文献价值、理论价值、学术史上地位等问题。
2018年,于《中国文学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关于中国小说话》一文,综论中国小说话的概念、特点、分期、价值等问题,并成为随后出版的《历代小说话》(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前言的基本内容。
同时,新世纪以来,先生还特立独行地另辟新路,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推进到理论架构高度。
2000年,《原人论》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标志着先生的研究正在从批评史研究向理论建构方面拓展与奋进。
当年8月,基于《近代文学批评史》之“中国文学史学”这一专章的《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学》等内容,发表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引起较大反响。
沿着这一思路,先生又先后写了一系列面向研究史的综述性质的论文。
2003年,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第2期的《近百年来的金圣叹研究——以〈水浒〉评点为中心》一文,从学术史的视角对中国文学批评上的关键人物金圣叹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系统化综述,对牵扯到金圣叹这个“复杂的怪杰”的三大问题,即“论学与论人的问题”“小说与八股的问题”“客观的评价与主观的阐释问题”,及其争议和褒贬进行了评析。
2005年,发表于《复旦学报》第5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百年反思》一文,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的总前言,在全面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上,就学界长期以来认识颇有分歧而又颇为重要的九大问题,即研究的价值取向、基本理路、课题选择、理论指导、基本方法、对象界定、主要视点、视域覆盖及立场追求,提出了自己较为独到的看法,为21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健康地展开提供了借鉴。
2006年1月,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由东方出版中心隆重推出,成为分体系统梳理一个世纪文学研究成果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2011年,发表于《复旦学报》第1期的《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学史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文学学史就是总结认知文学、研究文学变迁的历史,指出研究文学最具统率力的方法是以治经之法治文,具体表现为依经立义、“文”的关注、实证返原、因时适变、经世致用等,并强调从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学史,对于张扬中国传统文学精神、加强当代的学术建设、促进文学繁荣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是后来推出的《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丛书的实施体会、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

《历代小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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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肩负使命,领军前行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34.html

黄霖先生赓续了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传统,考察之全面、独到,令人敬佩。
如,据先生考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轫之作应是皕诲(范祎)的《中国的文学批评家》(1922),而非学界通常所谓的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
范著论列从孔子到近代姚永概的历代文论家与文学批评现象,其实已是一篇述史之作,可惜未曾引起人们重视。
而陈著则是凭着将西方批评史理论、传统的目录书和史书中的《文苑传》之类材料结合起来撰写等特色,才盖过了皕诲风头,以至于长期被人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
除了具体的发掘、创新,就是一些普泛的问题,先生也能做到高屋建瓴。
比如,近年,先生在立足“中国的”前提下,更注重超越中外文论的二元对立观念,力求将中外文论“融通”起来。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34.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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