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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由于第一次独立创作小说的缘故，《金瓶梅》的作者小说家的角色意识显然尚欠足够的纯度；这就是说，兰陵笑笑生除了拥有后人尊奉的「小说家」头衔，头上还满不在乎地同时戴着其他几顶帽子。
帽影落在身上虽然影响了观瞻的清爽，却也为我们寻访作者踪迹增加了线索。
每一个读过词话本的读者，都会对它的浓厚戏曲癖好留下深刻印象。拿唱曲来说，《雍熙乐府》全书至少有小曲27支、小令53支、散套19套29种[1]，它们大多又见于《词林摘艳》《南九宫词》《太和正音谱》等书。
拿戏剧作品来说，戏子直接搬演或选曲清唱的作品，有杂剧《陈琳抱妆盒》（第三十一回）、《韩湘子升仙记》（第三十二回）、《西厢记》（第四十回）、《两世姻缘》（第四十一回）、《韩湘子度陈半街升仙会》（第五十八回）、《风云会》（第七十一回）、
《月下老定世间配偶》（第七十二回）、《香囊记》（第三十六回）、《玉环记》（第三十六、六十三、六十四回）、《王月英元夜留鞋记》（第四十三回）、《子母冤家》（第四十六、九十六回）、《林招得三负心》（第六十一回）、《刘知远红袍记》（第六十四回）、《蓝关记》（第六十四回）、《裴晋公还带记》（第六十五、七十六回）、
《宝剑记》（第六十七、七十回）、《南西厢记》（第七十四回）、《双忠记》（第七十四回）、《四节记》（第七十六回）、《小天香半夜朝元记》（第七十八回）[2]、《孙荣孙华杀狗劝夫》（第八十回）等14部。
再加上第二十三回「你家第五的秋胡戏」「你是王祥寒冬腊月行孝顺，在那石头床上卧冰哩」等语中隐指的《秋胡戏妻》《王祥卧冰》等，全书总共写到戏剧作品2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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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品题材广泛，涉及爱情、仙道、忠义、公案等各种类型；时代跨宋元到明代中叶，既有古代作家的遗存，又有当代作家的新制。
更重要的是，所引唱曲和戏剧数据不仅丰富了小说情节，渲染了生活氛围，还承担了特殊的审美功能，美国汉学家浦安迪教授就认为：
至若那众多的明末流行的词曲、小曲引在本文里，有一部分可以视为不过是弄来点缀小说的社会背景，但在不少的场合，作者引这些曲艺材料，是要起到很特殊的美学作用，因为他往往让那些戏子在主角的背后唱几句乐极生悲之理的曲子，而那舞台当中的人自己全然不理解曲中之意。
这一奇妙的叙事技巧终于创出一层作者、读者和主角之间的美学距离，并烘托出作品表里之间的反讽味道，使《金瓶梅》一文更脱离说书文艺的格式。[3]
孟昭连先生的专著《金瓶梅诗词解析》即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这些情况表明，《金瓶梅》作者同是一位戏曲学者，否则，单是如此丰富的戏曲和戏曲音乐数据的来源就成为问题。
作为戏曲学者，《金瓶梅》作者对南戏比对杂剧有更深的浸染。
这当然不仅就小说提到的南戏和传奇作品多于杂剧作品而言；将小说的结构与所由生发的《水浒》的结构比较一下，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水浒》以群魔散临人间开篇，以各路英雄好汉占山为王，「犯上作乱」为情节主体，以一○八鬼魂汇聚蓼儿洼结束。
全书只有在朝和在野的压迫和反压迫，只有忠和奸的斗争和反斗争。
虽然若干版本中有征辽的插曲，但全书总体上没有时代兴亡的浓重色彩；虽然写到了林冲、宋江、卢俊义等家庭，但没有哪一个家庭是全书描写的重点，家庭仅仅作为英雄好汉过去的托身之所，作为他们的附带物被写及。
《金瓶梅》则不同。第十七回「宇给事劾倒杨提督」的情节，第一次把时代的兴亡和西门庆家庭联到了一起。
这个事件一端联着「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国家形势危急；另一端联着「后堂中，秉着灯烛，女儿女婿都来了」，西门庆家庭结构发生变化，陈经济与潘金莲的畸爱就要开始。
谈话的内容有「大金遣使臣进表，要割内地三镇」，亡国的危险步步逼近；此时，西门庆家庭的两核心人物官哥儿和李瓶儿已死，家庭的裂解也势在必然。
从西门庆死到全书结束，情节时间长达十五年；这十五年既是国事日非、日陷泥淖的十五年，也是李娇儿、潘金莲、孟玉楼、孙雪娥从西门府七零八落散出的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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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北宋灭亡，剩下一个康王赵构逃到建康，撑起南宋的半壁河山，西门府也只剩下玳安这个老奴来收拾残局。
在《金瓶梅》中，没有《水浒》那种集团对集团的对抗；它只有近景的一个家庭和远景的一个国家，家庭和国家是同向共振关系；虽然重点仅仅写了一个家庭，但带来的民族危亡和时代兴衰的感受却极其凝重。
在时代兴亡的背景上表现家庭题材，正是宋元之交南戏艺术最经典的手法。
《金瓶梅》作者不仅是戏曲学者，更是一个娴熟的戏曲作家，他压抑不住强烈的戏曲创作冲动，以至经常出现把小说当作戏曲剧本来写的情况。
表现之一，第三十、四十、六十一、九十一等回，蔡老娘、赵裁缝、赵太医、教师李贵等人物的出现，采取了戏曲人物自报家门的上场方式。请看李贵的上场诗：
分明是个铁嘴行，自家本事何曾有？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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