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关于《金瓶梅》研究的论文亦有20 余篇。其中有钩稽资料者，如阿英〈《金瓶梅》杂话〉（1933 年6 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小说闲谈》）；
有考察版本者，如周越然〈《金瓶梅》版本考〉（《新文学》1 卷1 期，1935 年2 月）；
有从《金瓶梅》中辑考戏曲史料者，如涩斋（冯沅君）〈《金瓶梅词话》里的戏曲史料〉（《剧学月刊》3 卷9 期，1934 年9 月）；
还有考察《金瓶梅》的风俗描写及其与曲艺关系者，如阿英〈《金瓶梅词话》风俗考〉（《小说闲谈》）、赵景深〈金瓶梅词话与曲子〉（《银字集》，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傅惜华〈明代小说与子弟书〉（《文艺杂志》2 卷10 期，北京艺文社1944）等。
1940 年8 月天津书局出版姚灵犀《瓶外卮言》，是20 世纪上半期唯一一部有关《金瓶梅》的研究论文与资料的合集，收录吴晗、郑振铎等人论文，还有其自作的一些谈版本以及《红楼梦》与《金瓶梅》承传关系的文章。
20 世纪前半期的《金瓶梅》研究，鲁迅《小说史略》影响深远：其对《金瓶梅》小说史意义及艺术创造的肯定，成为20 世纪对《金瓶梅》评价的起点；对《金瓶梅》性行为描写成因的分析亦给予后人以启发。
吴晗对《金瓶梅》成书时代的研究由于采用了比较严密的历史考证法，后人亦多为信服；郑振铎等人关于《金瓶梅》「写实主义」的分析评价也达到了当时的文学批评所能达到的高度。
同时代其他一些学者的论文，虽然总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涉及已经较广，开拓了《金瓶梅》研究的空间。
20 世纪后半期，由于受中国政治形势和思想变化的影响，《金瓶梅》研究经历了前30 年的沉寂和近20 年几乎是特殊繁荣的巨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学人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学术研究受到各种政治的、思想的影响和限制。
直到1954 年才出现了关于《金瓶梅》的第一篇论文，即潘开沛的〈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8 期，1954 年8 月29 日），提出《金瓶梅》是集体创作成书的观点。
次年，徐梦湘发表〈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读后感〉（《光明日报》1955 年4 月17 日），表示了不同看法。
除此以外，50、60 年代发表的关于《金瓶梅》的论文不过几篇，这些论文主要根据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等文学批评理论对《金瓶梅》进行评介，并随着政治形势变化消长。
如李西成〈《金瓶梅》的社会意义及其艺术成就〉（《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7 年1期）认为《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艺术巨著」，肯定其曝露黑暗的社会意义、反封建倾向和极高的艺术成就。
同年，李希凡〈《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文艺报》1957 年38 期）则针对李长之〈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文艺报》1957 年3 期），认为《金瓶梅》在基本倾向上已经「离开了现实主义，走向了自然主义」。
此文以后直至1962 年才有任访秋〈略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2 年2 期）发表，再次论述《金瓶梅》「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一部承前启后的「伟大作品」，不过来年在同一刊物上即发表了〈为什么如此推崇《金瓶梅》〉（《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4 年2 期）一文，对肯定《金瓶梅》的说法提出批评。
以后《金瓶梅》研究又成为人们不敢涉足的禁区，尽管1962 年出版的、谈到《金瓶梅》的两部《中国文学史》（分别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和游国恩等主编）仍被作为教材发行。
这两部文学史在肯定《金瓶梅》暴露社会黑暗和小说技巧上的成绩时，都特别指出其是有严重缺点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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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期」以后，吉林《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2、3、4 期连载朱星〈金瓶梅的版本问题〉〈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金瓶梅被窜伪的经过〉三篇论文，1980 年10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朱星以这三篇论文为基础的《金瓶梅考证》一书。
朱星重新提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不过原本没有「秽语」，所有的「秽语」都是改编者后加的。
虽然朱星的观点很快受到否定，如黄霖〈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复旦学报》1979 年5 期），赵景深〈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4 期）等。但他的论文和专书的出版却引发了研究《金瓶梅》的热潮。
因这次「《金瓶梅》热」是朱星的论文引发的，所以80 年代较早发表的文章中有不少是讨论《金瓶梅》作者和版本成书的。
作者问题很为当时人们关注。徐朔方根据吴晓铃在1962 年版《中国文学史》注脚中所提出的看法，作〈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论文（《杭州大学学报》1980 年1 期）；张远芬认为「兰陵笑笑生即贾三近」（《抱犊》1982 年5 期）；黄霖作〈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复旦学报》1983 年3 期）。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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