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现俊 | 《金瓶梅词话》中「借支马价银」时代考

2022年10月27日金瓶梅解读评论阅读模式

《金瓶梅词话》的内容是「借宋写明」，「金学」界对此已无任何异议。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其一，它写的是明代哪个时期的事情，是正德、嘉靖朝还是万历朝，到目前为止，「金学」界还在争论，未能达成共识。

其二，它是以什么方式反映明代现实的，它和其他写前代历史的小说的主要区别点在哪里？这是《金瓶梅》研究必须首先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笔者经过深入的研究，根据明代大量可靠的原始史料，证实了《金瓶梅词话》所写的内容是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的事情，而绝不是万历时期的事情，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1]。

认为《金瓶梅词话》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最主要的是已故历史学家吴晗先生。

吴晗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题目叫作〈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2]。

这篇论文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几十年来，很多人都坚信文章中的观点，直至现在，有些人对其中的结论还是深信不疑。

吴晗先生的最大功绩在于充分地证明了《金瓶梅》是「借宋写明」，这是非常正确的。

但「金学」越来越发展，研究越来越深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吴晗先生断定《金瓶梅》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的观点，现在看来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吴晗先生的主要根据是对「马价银」「佛教」「太监」「皇庄」「皇木」「番子」等问题的考证。

徐朔方先生认为，在所有这些证据中，「只有马价银成为他（指吴晗）的惟一有力证据」，其他（指嘉靖时番子不敢放肆、嘉靖时无皇庄之名等）则属于想当然之词，缺乏证据，至于「佛道兴衰、太监专权」则不可一概而言[3]，笔者对此也有详细的考证，此不赘。

下面就朝廷爷违法借支「马价银」这一最重要的问题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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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第七回张四（张龙）与孟玉楼有这样一段对话：

张四道：

「我见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卧柳。又里虚外实，少人家债负。只怕坑陷了你。」

妇人道：

「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边胡行乱走，奴妇人家只管得三层门内，管不得那许多三层门外的事。

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

休说买卖的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各人裙带上衣食，老人家到不消这样费心。」[4]

整部《金瓶梅》写朝廷爷违法借支「马价银」就这么一句话，作品既没有写是哪位朝廷爷借的，也没有写是何时借的，更没有写借了多少，其来龙去脉甚不清楚，似乎作者故意在作品中留下这么一桩无头无尾的、没有答案的悬案，其实作者是有严格界定的，只是写得非常的巧妙隐晦，读者不容易轻易看出罢了，这就是《金瓶梅》的独特的艺术手法。

我们知道，《金瓶梅》的表层故事写的是西门氏家庭的兴亡史，又把它放在宋徽宗政和二年至宋钦宗靖康二年之间，作者之所以采取这种故事结构，显见作者是非常洞悉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同质同构的，

也就是说，「家」是「国」的缩小形态，而「国」则是「家」的扩大形态，「家国」一体，由家看国，以小看大，所以，《金瓶梅》描写的这个「家」，实际指的是十六世纪的整个中国社会。

不过，作品的这种特殊结构，自然决定家庭要成为整个故事的描写中心，因而，整部《金瓶梅》描写最多的则是西门氏家庭的关系─家族关系，这个家庭最多的事─家事，以及这个家庭与社会各阶层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等等，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真可谓是晚明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作品对发生在西门氏家庭的种种事件的描写是非常细腻完整的，又因作品把故事放置于宋代，作者当然可以毫无顾忌地写宋代的人和事。

但一涉及到明代的重要史实，作者显然就换了另一种写法。我们从作品中看不到对明代重大事件的完整的叙述，上文所引「朝廷爷借支马价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换句话说，《金瓶梅》中凡涉及到明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往往采用了一个词─或人名、或官名、或事件名─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词」的形式来揭示其写「明」的意图。

虽然只是一个简要的「标题词」，但却是一个巨大的信息载体，因为它关联到明代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并为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这就是《金瓶梅》的独特的艺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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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明白了这种独特的手法后，就可以对《金瓶梅》中「朝廷爷借支马价银」的时代作出准确判断了。

太仆寺，明官署名，「掌牧马之政令」。太仆寺贮存马价银是从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开始的。《明史》上说：

成化二年以南土不产马，改征银。四年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备用马价。……太仆之有银也自成化时始，然止三万余两。及种马卖，银日增。[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