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霖 | 《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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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材料,我想说明的是:仅以“新刻”两字是难以断为即是“重刻”的。“
新刻”可能是指重新翻刻,但也有可能是指初次新刻。
那么,《新刻金瓶梅词话》究竟是重刻还是初刻呢?主“重刻”论者(不管是“二刻”还是“三刻”论者)主要是依据当时一些早期笔记中谈到的都是二十卷本的《金瓶梅》,而没有谈到十卷本的《金瓶梅词话》来加以推断,实无一条实证。
关于这些推断,下文再作分析。这里,我想重要的还是要依据文本本身的事实来说明问题。而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文字即清楚地告诉我们,它即刊刻在万历末至天启年间,其刊刻的时间正合当时各家所说。

《新刻金瓶梅词话》

当时谈到《金瓶梅》刊刻情况的实际上只有三家。
一是谢肇淛的《金瓶梅跋》说:“此书向无镂版。”
此跋当写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或之后,因这一年袁中郎曾写信给他要书:“《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此跋收在谢肇淛的《小草斋集》中。
该集卷首叶向高序作于天启丙寅(1626),故一般说来,谢肇淛到此时尚不知世有《金瓶梅》刊本。
二是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曰:“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療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篋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马仲良“榷吴关”时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此时由冯梦龙开始怂恿书坊刊印,未果,但“未几时”,在“吴中悬之国门”。
这个“未几时”是个不确定说法,又我们无法考定沈德符写这条材料的具体时间,只是知道当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丘志充任汝宁知府之后,因为文中提到“邱旋出守去”一语。换句话说,多数是写在天启年间。
三是薛冈的《天爵堂笔馀》说到“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这里的“往在都门”,当在万历二十九、三十年间(1601-1602)[8];“后二十年”,当在天启一、二年间(1621-1622)。
但这个“后二十年”只是个约数。薛冈在天启七年给文在兹的侄子文翔凤写《与文太清(翔凤)光禄》信时亦称“二十年肝胆”,说明他与文家两代人的交情有二十年左右。
因此,薛冈收到包岩叟寄来的《金瓶梅》刊本当在天启年间。
据上所析,《金瓶梅词话》真正“悬之国门”当在天启年间。而其文本实际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借用马征先生的一段文字:
1986至1987年,笔者和鲁歌先生一起进行了一项繁琐而浩大的工程:把《金瓶梅》的各种版本汇校一遍,发现这个词话本为避皇帝名讳,改字的情况很突出。
我们统计,从第14回到61回,刁徒泼皮“花子由”这个名字出现了4次,但第62、63、77、80回中,却一连13次将这一名字改刻成了“花子油”,这是为了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
由此可窥,从第62回起,它必刻于朱由校登基的1620年夏历九月初六日以后[9]。
这一事实,的确有力而生动地说明了《金瓶梅词话》刊刻的过程:
假如这一百回的大书从万历四十五年由东吴弄珠客作序而开雕的话,刻到第五十七回时泰昌帝朱常洛还未登基[10],而刻到第六十二回时,天启帝朱由校已经接位,故在以后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讳,而第九十五、九十七回中的“吴巡检”尚未避崇祯帝朱由检的讳,故可确证这部《金瓶梅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
这样,结论当是: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刊本,刊成于天启年间。这是因为:
一、刊印于天启丙寅(1626)的《小草斋集》中的《金瓶梅跋》明说“此书向无镂版”;
二、今存此书避天启而不避崇祯之讳,即说明它刊于天启年间;
三、初刊于天启年间的结论与沈德符、薛冈的说法也相吻合;
四、 “花子由”之名的前后不同的情况即反映了一种呈“初刊”状的原始面貌;反之,假如是“重刻”的话,当一侓避讳,且在前面的“花子由”会首先引起注意而改去。
五、目前未见《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前有原刊(假如有的话)的文本,也未见有相关的纪录,全凭推测不足据。

《<金瓶梅>中的悬案》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88.html

二、崇祯本必据《新刻金瓶梅词话》修改而成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88.html

梅先生的一个核心论点,即是不但“崇祯本并非源自十卷词话”,而且反过来,“《新刻金瓶梅词话》曾据文人改编的第一代说散本校过,录入其改文”。
而我认为,目前所见的崇祯本必据目前所见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修改后成书,故词话本不可能根据尚未问世的崇祯本来校改。
理由之一,还是从避讳来看。词话本不避崇祯之讳,而崇祯本在“花子由”的避与不避的问题上全照抄词话本(只是后半部将“油”换成“繇”),后面又避崇祯之讳。
这清楚地说明了崇祯本后出,且留下了修改词话本而成书的痕迹,而不是源自所谓“第一代”尚未刊印的廿卷抄本。
理由之二,还是我曾经强调过的卷题问题。1988年《金瓶梅研究》第一辑载拙文《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中的一段话,有必要重新引录一下: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88.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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