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观点的核心是：《金瓶梅》“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所以作者必然是山东人（或北方人）。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92.html
王世贞是江苏人（亦即南方人），所以“决非”是《金瓶梅》的作者。换句话说，全用山东方言写的《金瓶梅》的作者，决不可能是南方人。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92.html
我认为鲁迅的判断是欠妥的，《金瓶梅》的作者极有可能是南方人。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92.html
1、南方人用北方语言写反映北人北事的小说，北方人用南方语言写反映南人南事的小说，这在现当代文学中是常有的事，因为语言是可以学习的。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92.html
丁玲、周立波都是湖南人，他们都用北方语言写反映北人北事的小说。如果这样来否定他们的著作权，岂非成了笑话。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92.html
2、从《金瓶梅》的语言来看，作者很可能是南方人而非山东人。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92.html
《金瓶梅》中的语言十分庞杂。就其主体而言乃是北方语言，其中多用于叙述语言的是北京官话。西门庆的谈吐亦以北京官话为主。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92.html
另外多用于人物对话，特别是潘金莲等妇人的对话、口角的语言则是山东土白。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92.html
除了北京官话、山东土白以外，全书的字里行间，还夹杂着大量的南方吴语。就连潘金莲等妇人的对话、口角的山东土白中亦夹杂着大量的吴语词汇。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92.html
吴语在全书中随处可见。例如，称东西为“物事”（八回），称抓一付药为“赎一贴药”（五回），称拿过一张桌凳为“掇过一张桌凳”（十三回），称面前为“根前”（十五回），称阴沟为“洋沟”（十九回），称青蛙为“田鸡”（二十一回），称白煮猪肉为“白煠（音闸）猪肉”（三十四回），称很不相模样为“忒不相模样”（六十七回），称青年人为“小后生”（七十七回），称粮行为“米铺”（九十回）。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92.html
还有什么“不三不四”，“阴山背后”，“捏出水来的小后生”等等，均属吴语。这样的例证在全书中可以举出上千条。
褚半农先生在《<金瓶梅词话>中的吴音字》文中指出：
从语言角度分析《金瓶梅词话》，可看到书中有好多组字，因为在吴语中是同音，作者常常将它们混用而致错。
混用的吴音字有“黄、王”，“多、都”，“石、着”，“水、四”，“买、卖”，“人、层”，“何、胡、河、湖”等等。
这些都是吴地语音现象，在明朝其他著作中已有记载。如王世贞《菽园杂记》云：“如吴语黄王不分，北人每笑之”。
从书中那么多的吴语同音字混用事实，推测作者，“他应该是个吴地人”，至少是在吴地生活较长时间的人，受吴语影响很深的人。⑧
《<金瓶梅>中的上海方言研究》
此外，《金瓶梅》在抄录《水浒传》部分所作的改动之处，直率地暴露了作者的用语特征。
例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写武松打虎：“原来慌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梢棒折做两截”。
此句《金瓶梅》改成：“正打在树枝上，磕磕把那条棒折做两截”。
“磕磕”为吴语“恰恰”、“正好”之意。同回又将武松“偷出右手来”改为“腾出右手”；《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写潘金莲勾引武松：“武松吃他看不过，只低了头，不恁么理会。当日吃了十数杯酒，武松便起身”。
《金瓶梅》改成：“……吃了一歇，酒阑了，便起身”。
如果《金瓶梅》作者是北方人，在这些地方是决不可能改成吴语的。
《金瓶梅》故事发生地在北方，人物多为北人，如果作者是北方人，吴语在书中毫无立足之地，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现在书中居然出现了大量的吴语，这只能说明作者是南方人，他在有意识地使用北方语言描述北人北事时，无意识地将自己习惯使用的南方语言夹杂于其间。
试想，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我们还能寻出什么理由来解释这种奇怪的改动?
3、在《金瓶梅》中还出现了与北人的生活习尚相左的南方人的生活习尚。
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⑨中指出，写在《金瓶梅》中的饮食，十九都是江南人所习用。
如白米饭粳米粥，则餐餐不少，馒头烙饼则极少食用。菜蔬如鲞鱼、豆豉、酸笋、鱼酢，各种糟鱼、腌蟹，以及鲜的、糟的、红糟醉过的鲥鱼，都是西门家常备之味。
在生活用具方面，西门家用“杩子”（杩桶）便溺，而不是上茅厕之类，这是典型的南方习尚。
这些南方的生活习尚，显然是按不到北方山东的，亦按不到西门庆的家中。这也是个矛盾。
正是在这个矛盾中，我们才断定，《金瓶梅》的作者必为南方人，因此他在无意间将南方人的生活习尚搬到了山东，搬入了西门庆的家中。
其实鲁迅先生只要耐心认真地研究一下全书中的语言现象和人物的生活习尚，就不可能得出那样的结论。
2013.5.15.
《金瓶梅新探》
周钧韬 著
注释：
①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周钧韬《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③沈雁冰《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周钧韬《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④周钧韬《金瓶梅鉴赏》，南京：南京出版社1990年9月，又载《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第3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
⑤朱星《金瓶梅考证》，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
⑥赵景深《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⑦魏子云《金瓶梅探原》，台北：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
⑧褚半农《<金瓶梅词话>中的吴音字》，《第九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