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龙是继张竹坡以后又一个对《金瓶梅》作全面系统评点的批评者,他在六万多字的评语中不仅给读者正确阅读和认识《金瓶梅》这部“奇书”提供了借鉴,而且在具体评析小说的人物与情节时,也提出了一些小说创作的理论问题。因此,文龙对《金瓶梅》的批评不仅在《金瓶梅》批评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我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文龙在评点《金瓶梅》时,首先对作者的创作动机与小说的题旨作了考察与评析。关于《金瓶梅》的题旨问题,这是自《金瓶梅》问世以来,《金瓶梅》研究与评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正确阅读这部小说的重要问题。关于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是讥讽时世之作,还是导淫宣欲之作,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如在明代的论者中,虽不乏赞赏者,妇袁中郎称赞《金瓶梅》是“云霞满纸,胜于枚乘《七发》多矣”(《与董思白》)。谢肇淛也把它说成是“稗官之上乘”(《金瓶梅跋》)。然而综观前人所论,以将《金瓶梅》视为“淫书”者居多,如明代李日华谓此书所写“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味水轩日记》)。沈德符认为此书若被刊行,必“坏人心术”(《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董其昌则提出“决当焚之”(见袁中道《游居柿录》)。在文龙以前的批评者中,对于“淫书”说虽已有人作了辩说,如明末崇祯本评点者指出:“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百回眉评)。清代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曾写了《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一文,对“淫书”说首次作了比较系统的辩析。但前人的“辩淫”说存在着缺陷,崇祯本评点者的“辩淫”说失之简略,未成系统;而张竹坡的“辩淫”说虽较系统,但失之偏颇。他在否定“淫书”说的同时,却把作者的创作动机与小说的题旨解释为“苦孝”说,认为作者是一个孝子,“其亲为仇所算”(《苦孝说》.),故作此书以寄托自己的“苦志”,“寓复仇之义于百回微言之中”(《竹坡闲话》),“一部奸淫情事俱是孝子悌弟,穷途之泪”(第一百回评)。而作者又以“孝”释仇,“惟孝可以消除万恶,惟孝可以永锡尔类”(《寓意说》)。因此,全书“以‘悌’字起,以‘孝’字结”(《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作者“为孝悌说法于浊世也”。“夫以孝弟起结之书,谓之曰淫书,此人真是不孝弟”(第一百回评)!为此,他还提出了《寓意说》,对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加以穿凿附会,以证明他的“苦孝”说。显然,张竹坡的“辩淫”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不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得出结论,而是凭着自己的主观臆测,这就难免会曲解作者的创作动机与小说的题旨,而且对作品中本身存在的大量的淫秽情节没有加以实事求是的评析。在《金瓶梅》的题旨问题上,文龙是“非淫书”论者,鉴于前人的“辩淫”说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文龙对此作了进一步较系统的辩析。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00.html
文龙认为,《金瓶梅》确实有许多淫秽的描写,但写“淫”不是作者的创作动机,也不是此书的题旨。首先,他认为,作者写“淫”是为了戒“淫”。如他在第一回的回评中就指出:“《金瓶梅》淫书也,亦戒淫也。”如果光是就小说中所描写的一些淫秽情节来看,《金瓶梅》确是一部“淫书”,如“观其笔墨,无非淫语淫事,开手第一回,便先写出第一个淫人来,一见武松,使出许多淫态,露出许多淫情,说出许多淫话。设非正直如武松,刚强如武松,其不为金莲之所淫也盖罕。”但如果将这些淫秽情节与全书的情节以及作者描写这些情节的目的联系起来考察,“究其根源,实戒淫书也。武松一失足,便不得为英雄,且不如西门庆,并不可以为子为弟,直不得呼为人。人皆当以武松为法,而以西门庆为戒,人鬼关头,人禽交界,读者若不省悟,岂不负作者苦心乎?是是在会看不会看而已”(第一回评)。而文龙提出的“戒淫”说也是符合小说实际的,如作者的劝惩动机在小说开头的描写中就已经明显地表达出来了。作者将一篇《四贪词》冠于全书之首,示酒色财气之罪恶,劝世人戒四“贪”。在第一回的开头,又引录了话本《刎颈鸳鸯会》中的“丈夫只手把吴钩”一段入话,讲述了历史上的刘邦、项羽等英雄因沉迷于情色,导致了悲剧。对“情色”之厉害作了这样一番渲染后,才对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作大概的介绍,而在介绍故事情节时,又极力渲染“色”之祸害,曰:“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显然,作者在小说的一开头,就表明了自己的创作动机以及全书的题旨。在实际描写中,作者也正是出于“戒淫”来“写淫”的,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淫秽行径不是肯定,而是否定的。如作者在小说中确实写了大量有关西门庆贪淫纵淫的情节,而作者写这些情节的目的不是肯定他,而是贬斥他,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淫”是西门庆糜烂生活的主要内容,凡是被他遇见看上的女人,他都想占有。无论是朋友之妻,还是同僚之妻,是婢女,还是妓女,他都要不择手段地弄到手,甚至致人于死地。为了夺取人妻,他先是伙同潘金莲,害死武大。后又诱奸家人来旺之妻宋惠莲,为除掉来旺,好永远霸占惠莲,他布下陷井,将来旺诬为盗贼,发配徐州。甚至连他结义兄弟花子虚妻子李瓶儿也不放过,不仅霸占了李瓶儿,吞没了花子虚的家产,还活活气死了花子虚。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西门庆干尽了坏事,而作者对西门庆这一人物及他的“淫”是加以贬斥的。每写完一段西门庆淫秽的情节后,都以说书人的口吻,插入一些评论性的诗句或评语,对他的这种淫秽行径加以贬斥。直至西门庆死后,作者还借旁人的口,对西门庆之淫追加痛斥。如在九十一回,当孟玉楼改嫁李衙内时,作者写道:“街谈巷议,指戳说道:‘此是西门庆家第三个小老婆,如今嫁人了。当初那厮在日,专一违天害理,贪财好色,奸骗人家妻女。今日死了,老婆带的东西,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都野鸡毛零挦了。常言三十年远报,而今眼下就报了。’”而且作者给西门庆安排了一个十分可耻而又可悲的下场,这个色魔最后也因纵淫过度而暴亡,葬送了自己的性命,以淫害人,也以淫害己。可见,从第二回西门庆上场始,一直到他死后,作者对他始终是加以贬斥的。当时有的评论者认为作者对西门庆并不是全部否定的,也有肯定之处,在他与妻妾的关系中,并非都是“淫”,他与李瓶儿之间还是有“情”的,如在李瓶儿死后,西门庆不仅痛哭不已,而且还为她铺排丧事。而这种“情”当然是正常的人情,故应该肯定的。而文龙认为,在西门庆身上只有“淫”,没有半点“情”可言,“试观瓶儿既死,……西门庆者,便在瓶儿屋中,与如意私通,未几又移其所爱瓶儿之心,而尽付与金莲矣。尚得谓之独钟情于瓶儿哉!则此日之铺张丧事,穷奢极侈,盖势也,非情也”(六十二回评)。而且,文龙认为,当初李瓶儿改嫁西门庆时曾带来一大笔财产,而西门庆为李瓶儿铺排丧事,实与用李瓶儿自己的钱无异,“直谓瓶儿自己发送自己可也”(六十三回评)。因此,他认为:“此非写西门庆之情,正是写西门庆之势,读者勿认作西门庆独情深于瓶儿也”(六十三回评)。这就是说,在西门庆这一形象身上没有值得肯定与效法之处。同样,作者在描写其他人物的淫秽行径时,也是采取了批判与否定的态度的。如作为全书的三个女主人公的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也都是以贪淫害人始,以贪淫害己终。如潘金莲,因贪淫,与西门庆合谋毒死了亲夫武大;嫁到西门家后,又为争宠,使计除掉了李瓶儿之子官哥儿,而她自己最终也落得身首异处,抛尸街头的可悲下场。再如李瓶儿,为了满足淫欲,不惜气死亲夫,并搭上家产,改嫁西门庆,最后也因贪淫而暴亡。又如庞春梅,先与潘金莲狼狈为奸,仗势欺人,助纣为虐,最后也得了色痨而淫死。显然,作者通过这些人物以淫害人,也以淫害己的经历来警戒世人,指明“万恶淫为首”的道理。因此,文龙指出,世上虽“并无西门其人”,但那些“富贵有类乎西门,清闲有类乎西门,遭逢有类乎西门”者,“皆当恐惧之不暇,防闲之不暇”(十三回评),即读者必须以西门庆为戒,“见不贤而内省,其不善者而改之,庶几不负此书也”(七十五回评)。否则,如效法西门庆,“一失足则杀其身,一纵意则绝其后。夫淫生于逸豫,不生于畏戒,是在读此者之聪明与糊涂耳”(十三回评)。文龙还认为,尤其是那些象西门庆那样,家中有妻妾成群者,更要以西门庆为效尤,如他指出:“何以谓之不淫也?凡有妻妾者,家庭之间,势必现此丑态,以至家败人亡,后事直有不不可问”(七十五回评)。因此,文龙在评点中凡遇一些淫秽情节时,都加以评语,提示读者不可效法,而以此为戒,如在第二十八回中指出:“善读书者,见有金莲一样者,当生畏惧心,不可存狎玩心,庶几免矣。”又在三十五回中评曰:“读《金瓶梅》而心惊者,庶几可无大过矣!”正因为《金瓶梅》是一部“戒淫书”,因此,它给予读者的是“修身齐家之道,教人处世之方,”而不是贪淫纵欲之术。对于这样的书,当然不能加以禁止,不让读者看了。如文龙指出:“谁谓闲书不可看乎?修身齐家之道,教人处世之方,咸在于此矣。不此之思,而徒(谓)《金瓶梅》是淫书不淫书,不亦慎乎”(十一回评)!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00.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0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