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宗教内涵与文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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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社会的畸形造成人性的扭曲,是时俗的沉沦造成人物的病态,这又集中体现在小说人物的受虐与施虐行为方面。如第六十一回中,王六儿在与西门庆作祟的时候竟然自称淫妇,并说出:“我的亲达,你要烧淫妇,随你心里拣着那块只顾烧,淫妇不敢拦你。左右淫妇的身子属了你,怕的那些儿了!”这样荒诞不经的话语竟然出自一位有夫之妇口中,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但在当时的风俗情景之中,也只不过引来偷听者胡秀的“不亦乐乎”罢了。又如第七十二回,潘金莲为了“要拴西门庆之心”,竟然不让西门庆下床溺尿,而对他说道:“我的亲亲,你有多少尿,溺在奴口里替你咽了吧,省的冷呵呵的热身子下去冻着,倒值了多的。”西门庆听了之后则“越发欢喜无已,叫道:‘乖乖儿,谁似你这般疼我?’”对于这样的变态行为,作者在进行细致地描写之后,竟然有这样的辩解:“大抵妾妇之道,鼓惑其夫,无所不至,虽屈身忍辱,殆不为耻。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岂肯为也!”这样荒谬的道理实在令人不可思议,纳妾这一行为的不合理性也昭然若揭。《金瓶梅》对这些变态行为进行叙述的时候,并不是采取辩证的态度,而是持着一种欣赏、羡慕的心态,至多在其中加上轮回报应的色彩,这也就难怪此书长久以来被视为诲淫诲盗之作了。作者的这种心态是迎合、应和着当时的时代风气的,明朝中叶的政治制度、社会风气、民众生活和作者的写作态度之间,是互为表里、彼此烘托、愈演愈烈的;社会与人性又是同构的,一旦社会发生紊乱,人性也必然受到牵连,可谓休戚相关。

造成这部小说中种种性变态的根本原因是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这不仅体现为纲常伦理的钳制,更会内化为人与人之间的排挤与倾轧,从小说中女性之间的重重纠葛即可看出,如潘金莲和李瓶儿之间的矛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第五十一回,潘金莲因为吃醋而对吴月娘说起李瓶儿的坏话:“李瓶儿背地好不说姐姐哩!说姐姐‘会那等虔婆势,乔坐衙,别人生日,又要来管……我两个黑夜说了一夜梯己话儿,只有心肠五脏没曾倒与我罢了。’”到第六十二回,李瓶儿在临终之际又向吴月娘暗指潘金莲道:“娘,到明日好生看养着,与他爹做个根蒂儿,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算了。”潘金莲与李瓶儿的矛盾源头是争宠,争宠而不得,则将怨气撒在对方身上,这也可见她们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这既是是她们的局限,也是那个时代的局限。而作为小说男主人公的西门庆,对形成这种困境是起着直接作用的,尤其是他被封官之后。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15.html

小说第三十回写道,西门庆被封为金吾卫副千户之职,孩子也唤作“官哥儿”,给子女起这个名字,也可见他对其今后的道路的期许了,这又是与当时的民风紧密关联的。试看西门庆“平地做了千户之职。谁人不来趋附?送礼庆贺,人来人去,一日不断头”,真正的悲剧就是其中的人物不觉醒,这是无论如何也挽救不得的。西门庆有如此气焰,也非一朝一夕,在小说第一回,作者即讲到他“生来秉性刚强,作事机深诡谲,又放官吏债,就是那朝中高、杨、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门路与他浸润,所以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也是在第一回,作者又讲到潘金莲在很小的时候“父亲死了,做娘的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闲常又教他读书写字”。潘金莲的父亲是个裁缝,家境在当时只能说还可以,但一旦他没了,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中,一个家庭就很难撑持,这也是男权社会的一种必然结果。作为一个九岁的女孩,有了这样的早年经历,心灵上必然有很大的挫折感,当这种感觉不能得到规约和训导,那就很容易变得恣肆贪婪。潘金莲刚一出场时,作者就对其名字的来历作了解释:“因她自幼生得有些姿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所以就叫金莲。”在第四回又写道,西门庆“看见她一对小脚,穿着老鸦段子鞋儿,恰刚半扠,心中甚喜”,其他回目亦有关于这三寸金莲的描述,不外强调其“好看”。这“好看”自然是站在封建男权社会的立场,将女性当成可供品鉴的玩物所致,而对女性由此受到的身心的摧残,则不予关注,这也反映出小说作者的女性观,同样需要批判。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15.html

韩英珊先生在论及小说第十八回西门庆通过贿赂高官而成功自救时,谈到这位男主人公从此“更加恣肆向色、财、权三大欲壑突进。有罪之人能躲刑罚,会被世人刮目相看,也被那个时代的时尚视为楷模”。这种分析非常深入地揭示出西门庆能够作恶多端的社会背景。正是对色、财、权的贪婪无度,才会有那么多嗔怪与怨恨,才会有那么多痴心作祟,明明是白日朗朗,却让人见到如此魑魅魍魉。吕思勉在《中国通史》里讲到明朝的政治时提到“孝宗传武宗,又宠太监刘瑾,这不能不说是成祖恶政的流毒了”,乱政是其来有自了,而“明自中叶以后,又出了三个昏君。其一是武宗的荒淫。其二是世宗的昏愦。其三是神宗的怠荒。明事遂陷于不可收拾之局”。《金瓶梅》的作者正是在这几位昏庸皇帝的执政下生活和创作,所以下笔格外沉痛犀利,但作者又不是直接用血泪来控诉,而是将其巧妙地化作小说中惊心动魄的情节和千姿百态的人物,使历史隐伏其中,使矛盾和恣肆更加自然地展开,以实现更为深入的揭示的目的。由此,贪嗔痴的社会与人性交织之态清晰可辨,病态社会的荒诞诡奇也在在可见,令人触目惊心、警觉不已。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15.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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