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此说后来也同样引发了众多的不同意见。
自朱星重申“王世贞说”之后，大大激发了金学界探寻《金瓶梅》作者的热情，各种推测之说相继出笼，举其要者有徐朔方、吴晓铃、赵景深、杜维沫、卜键以及日本日下翠等人提出的李开先说，张远芬、郑庆山等人提出的贾三近说，黄霖、郑闰、李燃青、吕钰及台湾魏子云、杜松柏等人提出的屠隆说，鲁歌、马征等人提出的王稚登说等，与王世贞说合之为“五大说”。除这“五大说”以外，还有李先芳、谢榛、徐渭、汤显祖、冯梦龙、沈德符、丁惟宁等人选不断被提出，包括只知字号，未坐实某人的已达到50余人。各说在拥有一些支持者的同时，又几乎都面对着强有力的驳论。在对《金瓶梅》作者人选的考证中，又贯穿了有关作者属性的三种争论，分别是:（1）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2）大名士与中下层文人之争;（3）北方人与南方人之争。其中以由潘开沛、徐梦湘肇其端的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参与者最多，影响最大。但迄今为止，这三大论争也同样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38.html
作者之争乃是百年金学论争的第一热点，其内容占了金学史之一半，然因论争者多以推测代替实证，尤其缺乏确凿之内证，所以终无结论，不免令人遗憾，亦引人深思。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38.html
二曰主题之争。《金瓶梅》的主题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另一个热点话题，大约有数十种主题说被渐次提出。择其要者，分别为世情说、暴露说、政治讽谕说、新兴商人悲剧说、人生欲望说、文化悲凉说。④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38.html
民国时期，鲁迅首倡“世情说”，认为《金瓶梅》的特点在于“描写世情，尽其情伪”。黄霖作于1984年的《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一文论述更为系统，是对鲁迅“世情说”进一步的发展。“暴露说”的完整表述是“暴露封建黑暗说”，最初由北大中文系55级学生编写的《中国小说史》提出，认为《金瓶梅》是对明代正德至万历中期封建社会黑暗的全面暴露，在五六十年代甚为流行，80年代之后逐渐弱化。“政治讽谕说”又称“影射说”，80年代初由台湾学者魏子云率先提出，他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有关明神宗的政治讽谕小说。此说虽曾获得一些学者的支持，却遭到极为强烈的批评，被视为“索隐派”的复活。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38.html
新兴商人悲剧说、人生欲望说、文化悲凉说相继出现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之间。1987年卢兴基撰文提出“新兴商人悲剧说”，认为《金瓶梅》主旨就是表现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相反意见是从两方面进行驳难的，一是西门庆依仗封建特权，不是新兴商人;二是他的死亡并非悲剧。“人生欲望说”由张兵在1988年11月于扬州召开的第三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他认为《金瓶梅》是一部集中表现人生欲望的书，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即是小说表现人生欲望的一篇宣言书。“文化悲凉说”见于1993年第4期《文学遗产》所载王彪《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论〈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一文，作者由《金瓶梅》的思想矛盾，最后归结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这一终极指向，其中包含着对人、生命、历史的更高意义的思考。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38.html
以上六种主题说，唯鲁迅的“世情说”本是对《金瓶梅》小说类型的定位，正如以《西游记》归之于神魔小说一样，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对小说主题的揭示。至于其他诸说，则以王彪的“文化悲凉说”更具哲学深度。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38.html
三曰性描写之争。《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向为金学争论之焦点，20世纪百年中，论争不绝，各执一词。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38.html
一方观点主张《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内在的，有机的，不可或缺的。早期对《金瓶梅》性描写予以一定积极评价的论著多从其“史料价值”着眼。本世纪中叶之后，才逐渐转入更为内在、深入的研究，代表作为日本后藤基巳的《〈金瓶梅〉的时代背景》（1965）、章培恒的《论〈金瓶梅词话〉》（1983）、王彪的《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1994）等。前二文重在从体现晚明人性解放新的时代精神的视角对《金瓶梅》的性描写予以充分肯定，王文则就《金瓶梅》性描写与小说叙述视角和动力的内在关系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性描写无法从《金瓶梅》中剥离，性描写除了表现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需要外，在《金瓶梅》里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形式功能，这种功能使“秽笔”真正渗透到全书的肌体，直至成为血肉本身。具体地说，一是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叙述视角之于体现小说主题的意义;二是性描写作为《金瓶梅》的叙述动力之于推进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意义。与以上意见相左的另一方则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外在的、附加的，至少是过度的，故删除之也无伤大体。虽然他们也并不全盘否认《金瓶梅》性描写的价值，但认为这些性描写没有节制过于泛滥，是书中的败笔，于社会于读者有害无益。徐朔方在《论〈金瓶梅〉的性描写》一文中这样写道:“不是闪闪发光的东西都是金子。性描写并不必然等同于个性解放，正如同杂乱的性关系并不必然就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叛逆。”这一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38.html
由以上双方分歧中可知，前者多从史料价值、时代精神及叙事功能方面立论，后者则多以社会教化以及审美品格责之。应该承认，对《金瓶梅》性描写的价值评判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了断的。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曾提出这样一个假设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38.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3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