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末清初起,人们就称《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四大奇书”。这四部小说不但在明代文学史上地位重要,而且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史上也不可小觑。"
近来有人说,“影响中国世道人心的书,不是政治、哲学、历史经典,也不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各种经典,而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文学经典。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90.html
”遗憾的是,他将小说的作用吹得如此之大的同时,却说这两部小说一是“暴力崇拜”,另一是“权术崇拜”,“都是造成心灵灾难的书”,“是中国人的地狱之门”。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90.html
有人干脆说,改编《水浒》之类的影视剧“应该禁播”。而《西游记》,一些人将它看成是“游戏之作”,或许也不认为它能对社会与人生有多大的积极意义。至于《金瓶梅》,在一些人眼里就是一部“淫书”,恐怕更当焚毁了。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90.html
“四大奇书”果真对当今社会只能产生一些负能量吗?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90.html
我想,假如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全面地把握这“四大奇书”的精神、特别是主要精神的话,就不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会看到这些传统的文学经典都充盈着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生不息”的一些人生智慧与优秀精神,值得珍视,值得弘扬。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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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以人为本”的立国理念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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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三国》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意思是将《三国志》这部历史书,用“通俗”的语言来重新编写,并根据编者自己的价值判断来“演”绎其“义”,表达自己认为符合当时社会规范的政治观、历史观、道德观等。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90.html
这正如最早刊印的《三国志演义》的序言所说的:“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正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有义存焉。”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90.html
作为这样一部大书,要表达的“义”是十分丰富的,但其主要的精神不是讲“权谋”,而是要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其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90.html
作为明君良臣的主要标志,除了品行端良,有智有勇之外,就是在政治上行“仁政”。
孟子等儒家提出“仁政”的思想基础就是“以人为本”,“民为邦本”。这不但得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颂扬,也为广大百姓所向往。
《三国》就把刘备塑造成一个仁君的典范。他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投身于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之中。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当他被吕布打败,匹马逃难时,“但到处,(村民)闻刘豫州,皆跪进粗食”。
后曹操大举南下,竟有十数万百姓随同刘备赴难,虽然情势万分危急,他亦不肯暂弃百姓。他爱民,也爱才。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故如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犹鱼之有水也”。刘备就是作者理想中的“仁德”明君。
他手下的大臣也都有“救国救民之心”,如赵云就明确表示过:“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
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诸葛亮在临终前,还手书遗表,教后主“清心寡欲,薄己爱民;遵孝道于先君,布仁义于寰海”。这都寄托着作者仁政爱民的理想。
与刘备相对应的是残暴的曹操。曹操也是一个“人杰”,但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心中根本没有百姓。
热情款待他的吕伯奢一家,竟被他心狠手辣地杀得一个不留。他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尽杀百姓”,“鸡犬不留”。对部下更是阴险、残酷,如在与袁绍相持时,日久缺粮,就“借”仓官王垕的头来稳定军心。
其他如割发代首、梦中杀人等等,都表现了他工于权谋,奸诈、残忍,毫无惜民爱民之心。与此相类的,如董卓、袁绍、袁术、曹睿、孙皓、刘禅之辈,既无曹操的雄才大略,却似曹操那样轻民、残民,因此必然走向灭亡。
如董卓就将“民为邦本”之说视为“乱道”,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他专肆不仁,杀人如麻,闹得“罪恶贯盈,人神共愤”。最后暴尸之时,“百姓过者,手掷董卓之头,至于碎烂”,“城内城外,若老若幼,踊跃欢忻,歌舞于道”。
这样,小说自始至终鲜明地表明了对于刘备与曹操等两类人的不同态度,充分反映了编者对于“仁政”的渴望。
这是小说的主色调,我们怎能视而不见呢?当然,我们今天不能对敌人讲“仁政”,可是对于百姓,还是应该讲仁爱。
假如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等不是真正地建筑在“以人为本”、“民为邦本”的思想基础上,那还能长治久安吗?《三国》所演的“义”,难道不值得今天的“观演义之君子”去“致思”吗?
当然,在那样一个时代,蜀国又是一个第三等的国家,要走出乱世,要维持国运,仅有施仁政的政治理想也不行,还要有有用的人才。作者心目中的人才,就是既要有“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品质,同时有勇有谋,能胜任尖锐的军事斗争与复杂的外交斗争。
诸葛亮与关羽就是“忠”与“义”的典范,又是“智”与“勇”的代表。作者宣扬以“忠义”为核心的道德品质显然是属于封建性质的。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小说通过赵云投刘备、徐晃归曹操、田丰为袁绍所忌等故事的描写,反复强调了“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的思想,说明这种“忠”并不完全是忠于一姓之天下,还是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