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金瓶梅》批评的两种倾向

廿公《金瓶梅跋》认为小说曲折地表现了人间丑态, 并有意将此与孔子删诗而不去《郑》《卫》相比, 指出这是因为以刺时世的缘故;其中暗伏因果报应, 是作者的大慈悲心的体现;《金瓶梅》流布于世“功德无量”, 不能因为误读而视之为“淫书”。 (17) 谢肇《金瓶梅跋》同样对“淫书”说提出了反驳, 理由除去详细阐明小说以刺时世的立意和孔子删诗不去淫声之外, 还以袁宏道喜读《金瓶梅》说明文人接受的合理性。另外, 谢肇客观地指出了《金瓶梅》不及《水浒传》是因为“猥琐淫, 无关名理”, 但就其他方面来讲, “信稗官之上乘, 炉锤之妙手” (18) 。这样的批评是十分恳切的, 也很富于理性和思辨, 不仅指出了《金瓶梅》的特殊性, 同时也为我们理解数百年来小说始终毁誉参半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与薛冈、弄珠客、欣欣子很相近, 廿公和谢肇对《金瓶梅》的批评也有超越文本的一面, 即除了对文本进行必要的解读之外, 总是将文本的思想内容与读者和社会的接受联系起来考察。这样的考察并不十分关注文本本来是什么, 但很重视读者对文本的解读结果。因此, 是否“淫书”成为这一时期《金瓶梅》批评的焦点。薛冈、弄珠客在本质上都认为《金瓶梅》有淫亵的倾向, 区别在于面对文本的读者是否具有能动性:薛冈认为读者面对淫亵的文本内容具有能动性, 且能动地表现为以因果报应惩戒淫亵;弄珠客则认为在面对淫亵的文本内容时, 读者是无所作为的单纯接受者, 因而必然受到淫亵内容的污染。欣欣子和廿公没有轻视读者的意思, 而且在他们的批评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理想中的读者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接受者。在欣欣子那里, 理想的读者源于李贽的个性解放, 并与公安三袁表现真实性情保持着切近的联系。在廿公那里, 理想的读者在儒家济世载道的土壤里孕育成长, 却最终又不以此为窠臼。与前面四人相比, 谢肇自觉地将“名理”单列出来, 以明确读者和接受的真正对象是小说文本, 不应盲目被动地受伦理道统的束缚, 因此, 他对文本的解读和评价较前者更为积极有效。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96.html

就小说的思想内容甄别展开的伦理学批评, 往往表现为三个向度:社会接受, 文本呈现和读者解读。社会接受往往表现为既有的伦理准则和稳定的接受准备, 它先验的判别作品优劣的尺度, 以此展开批评, 将会拒绝文学的创造性及其所预示的可能性, 结果只能是失败。文本呈现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文本呈现了什么, 关键在于文本可能呈现什么。读者接受的过程是文本呈现的可能性通过主体的能动性最终得以实现的过程。传统文论历来重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所谓“意境”的生成就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小说的思想内容甄别展开对《金瓶梅》的伦理学批评, 以社会接受的角度开始, 但并未进入文学性和小说文体的基本规律, 至文本呈现和读者解读并举才真正深入文学与小说。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96.html

虽然明代针对《金瓶梅》的批评有诸多不足, 但值得重视的是仍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从感性认识出发的推介性批评促进了小说的传播, 加快了小说从文人走向一般读者的进程, 并为更广泛的解读文本提供了客观条件。从思想内容甄别出发的伦理学批评为小说批评引入了新的角度, 较早地将小说解读自觉地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为小说批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理性基础。从康熙乙亥年 (1695) 张竹坡点评《金瓶梅》开始, 《金瓶梅》批评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观念在这里已十分明确和清晰。文学性的观念确立的过程中, 小说自身的规律也与此进一步固定下来。一种相对成熟的小说批评就此展开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 其中确实离不开前一段时期的准备。尽管明代的《金瓶梅》批评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免幼稚, 但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批评的前期准备, 从方法和思想上无疑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2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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