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子云《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

2023年5月4日金瓶梅解读评论阅读模式

内容提要

魏子云是中国当代金瓶梅研究的开创者, 成就卓著, 也有失误。他是否定鲁迅一个权威论点的第一人。他认为早期的《金瓶梅》是讽谏明代万历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 有废长立幼故事的政治讽喻小说。似不确。这是他金瓶梅研究的核心观点。由此出发他考证的小说的时代背景、成书年代、初刻本问世年代等问题似有失偏颇。他以曲子“残红水上飘”是文学家李日华的作品, 李活动在万历中晚期为证, 认定《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其实他搞错了。作“残红水上飘”的是戏曲家李日华。此李日华活动在嘉靖年间, 或更早。他认为《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四年, 不确。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08.html

魏子云先生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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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 (1918-2005) 先生, 离我们而去已10年矣。当年, 《金瓶梅》研究界犹如巨星殒落, 令我辈悲痛不已。至今, 先生的音容笑貌, 犹在目前。思念之情, 切切殷殷。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08.html

先生早期从事散文、小说、戏剧创作。1972年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第一篇金学论文《金瓶梅作者是谁?》, 开启了他的《金瓶梅》研究生涯。从此30多年兢兢业业, 奋发治学, 笔耕不辍。86岁高龄, 还每天清晨五时起床, 开始写作。1979年出版第一部《金瓶梅》研究专著《金瓶梅探原》。嗣后, 几乎年年有新著, 计约20部。著作等身, 名不虚传。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08.html

魏先生少入私塾, 读四书五经, 后承桐城派遗风, 深研桐城义理, 从而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他的《金瓶梅》研究无一不从存疑开始, 进而通过仔细考证, 得出他的结论。他的考证是全方位的, 几乎涉及到《金瓶梅》研究的所有层面, 诸如小说作者、小说内容、时代背景、成书年代、成书方式、抄本流变、初刻年代、版本系统、人物研究, 还有资料汇辑、词语注释等等。可以说, 魏子云先生是中国当代金瓶梅研究的开创者。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08.html

历时30年, 著述浩繁, 观点林立。魏先生的《金瓶梅》研究, 已构成了自成一体、卓而独立, 与大陆研究者迥然不同的独特的“魏氏体系”, 这乃是一座大厦, 而非小屋。要通晓和研究这一体系, 决非一朝一夕的易事, 限于“才、胆、识、力” (清人叶燮语) , 笔者无此奢望。本文只是对魏氏体系中若干问题作粗浅的评述而已。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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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倒鲁迅权威论点第一人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08.html

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 (下册) 中指出:诸“世情书”中, 《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 袁宏道见数卷……万历庚戌 (1610) , 吴中始有刻本, 计一百回, 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 刻时所补也 (见《野获编》二十五) 。在这里, 鲁迅没有用“可能”、“大约”等推测之词, 而是下了断语。在他看来, 《金瓶梅》初刻在万历庚戌年 (三十八年) , 地点是“吴中”。此说一出, 遂成定论。赞同并持此说者有郑振铎、沈雁冰、赵景深先生等大家。此后沿用此说者不乏其人。直到今天, 在《金瓶梅》研究界, 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 仍有很大的影响。1978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仍持此说。朱星先生更对此说加以专门论述和发挥, 并认为:“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 决不会草率从事, 一定有根据的。”[1]这倒说出了几十年来, 不少学者盲目信从鲁迅的万历庚戌初刻本说, 而不加仔细考证的重要原因。

鲁迅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说”依据是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丙午遇中郎京邸, 问曾 (金瓶梅) 有全帙否? 曰:第睹数卷, 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伯承禧家有全本, 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 小修上公车, 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 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 亦劝余应梓人之求, 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 但一刻则家传户到, 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 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 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丙午, 是万历三十四年 (1606) ;又三年, 是万历三十七年 (1609) , 或三十八年 (1610) 。袁小修这次赴京会试, 是万历三十八年。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 这个“未几时”当然可以推测为一年或更短。这样, 《金瓶梅》的初刻本在 “吴中悬之国门”则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 (1610) 。正如赵景深先生所说:“从丙午年算起, 过了三年, 应该是庚戌年, 也就是万历三十八年。所以我认为, ……鲁迅所说的庚戌版本是合情合理的。”[2]但是, 鲁迅在沈德符这段话中, 忽略了“马仲良时榷吴关”这一句关键性的话。马仲良时榷吴关的“时”是什么时候?对此鲁迅没有考证, 致使他的 “庚戌初刻本”说判断有误。

魏子云先生根据民国 (1933年) 《吴县志》考出, 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 是万历四十一年 (1613) 的事[3]。既然“马仲良时榷吴关”是万历四十一年, 那么沈德符所说的 “马仲良时榷吴关”以后的“未几时”, 《金瓶梅》才在“吴中悬之国门”。由此, 魏先生认定, 《金瓶梅》吴中初刻本必然付刻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 而不可能在万历庚戌 (三十八年) 。鲁迅、郑振铎的庚戌初刻本说就遭到魏子云的强烈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