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金瓶梅》社会历史批评的回顾与反思

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自从马克思主义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从苏联、日本引进以来，一直在我国的文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到了新时期，文学批评走向多元化，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仍然在被普遍运用。在新时期的《金瓶梅》研究中，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09.html

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关注经济、政治对文学创作的决定关系，注重对文学家的阶级属性及世界观的分析，以“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原则来评定文学的思想价值。这种批评方法的合理性在于：深刻地认识到文学和文学形象具有阶级性，把文学作品和文学形象置于某一时期的历史文化座标系上，或者置于社会的广阔背景中，进行微观的考察和宏观的评述，这无疑深化了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思想的研究，弥补了以往文学研究仅限于感性品评的严重缺失。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09.html

一、新时期对《金瓶梅》的社会历史批评研究主要表现在主题研究和形象研究等方面。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09.html

（一）在主题研究上，一部分学者通过对《金瓶梅》的社会学分析，认为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对明代中叶的黑暗社会的充分暴露。其中较系统地阐述“暴露说”的是黄霖的《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1986年），认为在我国的文学史上，《金瓶梅词话》的最大特色就是“暴露”：暴露的广度涉及朝廷、奴婢、士林、市井、政治、经济、人心、道德，“骂尽诸色”；并且把聚光灯对准了皇帝，以同情的笔触表现被统治、被压迫人民的苦难与反抗，敢于面对现实中尖锐的政治问题，体现了暴露的深度。其他如孙逊的《论〈金瓶梅〉的思想意义》（1980年），袁世硕的《〈金瓶梅〉平议》（1985年），郭豫适的《〈金瓶梅〉简论》（1984年），等等，都持这种看法。也有学者从中国古代思想和明代社会思潮入手，指出《金瓶梅》的主题是揭露性自由造成各种人物的悲剧结局。如王志武先生的《〈金瓶梅〉人物悲剧论》（1992年），认为《金瓶梅》作者用先扬后抑的手法，写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个性自由这种时代呼声和倾向掩盖下的另一种倾向———性自由风尚，以及这种行为造成的个人悲剧、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以此来成就一部警世之作，立论扎实，论证严密，颇有说服力。另有学者主张“新兴商人悲剧说”。如卢兴基的《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1987年），认为《金瓶梅》通过描述“一个新兴商人西门庆及其家庭的兴衰，他的广泛的社会网络和私生活，他是如何发家致富，又是如何纵欲身亡的历史”，体现了一出人生的悲剧。再如李时人的《〈金瓶梅〉：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1987年），提出：“西门庆的悲剧从本质上说是前资本主义中国商人的历史悲剧。”并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的、文化传统的原因。还有朱俊亭的《论〈金瓶梅〉悲剧的社会意义》（1982年），认为：“《金瓶梅》时代的新兴商人市民阶层走向了‘革命要素’的反面。这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还有主张“为市民写照说”的学者。如吴红、胡邦炜在《〈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1987年）中指出：“《金瓶梅》一书，不仅深刻而全面地揭露了封建末世的明代社会腐朽堕落的情况，同时也立体而生动地表现和反映了明代社会新兴市民阶层的生活、思想和愿望……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为市民阶层写照的长篇小说。”同时，“《金瓶梅》通过对明代中叶商人生活的广泛描写，也反映和表现了那个时期城市商人、市民阶层和传统社会已不相同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还有学者提出“愤世嫉俗”说。如刘辉的《〈金瓶梅〉研究十年》（1990年），认为：“《金瓶梅》的创作主旨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愤世嫉俗。作品通过西门庆一生的发迹变泰、兴衰荣辱揭示了处于封建制度末世的明代社会的真实内幕……真实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必然崩溃没落的趋势，这正是其不可磨灭的思想价值所在。”另外，还有“社会风俗史说”。如李时人的《〈金瓶梅〉：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1987年）从分析晚明社会思潮入手，论述《金瓶梅》的社会意义，认为从它反映时代社会生活的广度和真实性看，“它是一部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的社会风俗史”。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09.html

（二）在形象研究上，大家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对西门庆形象的研究上。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者们从西门庆的阶级属性与形象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09.html

关于西门庆的阶级属性，一部分学者认为他是封建阶级的一员。如张俊称他为“地霸、酷吏、巨商三合一的人物”（《历史的贡献》，1986年），沈天佑称他为“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人物形象”（《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1990年），赵景深称他为“巨商地主”（《〈金瓶梅〉的题材主题与人物》，1980年），魏崇新称他是“富商、官僚两位一体的人物”（《〈金瓶梅〉艺术简论》，1988年）。也有学者并不否定西门庆形象的封建性，但强调西门庆作为商人的阶级属性。如蔡国梁认为西门庆“表现了明中叶资本主义萌芽时的新兴商人势力的崛起”（《〈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小说吗？》，1982年）。张立德认为西门庆是富商、豪猾兼官僚，但强调他“身上有封建旧商人的印记，又有许多新商人的特点”，“是中国封建社会衰亡，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新商人的典型形象”（《一部“人性风俗史”杰作》，1989年）。李时人认为，西门庆的全部遭际都是以商业为基础的，“西门庆的悲剧从本质上说是前资本主义中国商人的历史悲剧”（《〈金瓶梅〉：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1987年）。卢兴基依据西门庆的经济来源、经营原则、方式、思想，判断他是一个新兴商人（《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1987年）。罗小东称西门庆是从“封建地主阶级体系中蜕化出来的早期资产者的雏形”（《在现实的反思中求永恒》，1988年）。周克良称“西门庆应该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的商业实业家”（《历史的选择和选择历史》，1993年）。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09.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