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郑振铎将《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完全看成是糟粕，所谓“佛头着粪”、“夏天的苍蝇，驱拂不尽”等等，加以全盘否定，这也是不可取的。
1.《如意君传》《浪史》《绣榻野史》等性小说，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专写性交媾，认识价值、历史价值都谈不上。《金瓶梅》则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写性，全面系统深刻地揭示了晚明社会的性纵欲风气（而不是专写性交媾）。就文学史上的贡献而论，《金瓶梅》写性，写各色人物的自然情欲，勇敢地向人们生活中最隐秘的深处挺进，这无疑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2.《金瓶梅》的突出贡献是真实地、深刻地表现了那个社会的“世态人情”。性、性风气是世态人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食、色”，是维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需求。《金瓶梅》写人们的性、性行为，写各色人物的自然情欲，写全社会的性纵欲风气，难道不就是写的世态人情吗？这不正是郑先生自己所说的，《金瓶梅》所写的是“真实的民间社会的日常的故事”，“写中等社会的男与女的日常生活”吗？是“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吗？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3.从性文化角度来考察，《金瓶梅》在中国性文化史上，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我在拙文《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说——兼论金瓶梅对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的全方位揭示》④中指出：由于《金瓶梅》写性的全面性，多层次性，且涉及到全社会的各色人物、各个层面。它几乎涉及到性学、性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因此，它是中国性文化史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晚明社会的性文化现象，在中国性文化史上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性。《金瓶梅》全面揭示了这一时代的性文化现象，因此它是一部“断代性文化史”，在中国性文化史上是不可或缺的，具有很高的地位；由于它是小说，它对性现象的描述是细腻的、直观的、形象的。这是任何一部性学理论著作都无法做到的。因此，它为中国性文化研究提供了一部唯一的、形象直观的研究资料。当然，《金瓶梅》写性也有严重缺陷。作者在揭露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特别是写性交媾时，所持的基本上是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描写，其态度是崇扬多于批判。作者大写特写西门庆的超强性能力，完全失去了现实的真实性和典型意义，表现了作者的庸俗的审美情趣。作者离开情节的发展，多次对男女性器官作独立的显微式的扫描，表明作者就是一个性器官的狂热崇拜者和性纵欲的实践者。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郑振铎将写实主义（现实主义）与性描写完全对立起来，将现实主义作品与“秽书”（即现代概念的“性小说”）完全对立起来，这也是不妥当的。《金瓶梅》全方位揭示了晚明社会的性纵欲风气，这不就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吗？我们可以将《金瓶梅》称之谓“现实主义的性小说”。至于是否称它为“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性小说”，容后再论。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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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金瓶梅》的成书年代问题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金瓶梅》成书于什么年代，历来就有两说。一说是“嘉靖说”，认为此书写成于明代嘉靖年间；一说是“万历说”，认为此书写成于明代万历年间。而笔者认为，《金瓶梅》成书于明代隆庆朝前后，其上限不过嘉靖四十年，下限不过万历十一年。此为笔者提出的“隆庆说”⑤。最初见过《金瓶梅》抄本的明代文人，大多认同“嘉靖说”。到了现代，郑振铎、吴晗提出“万历说”。郑先生说：“此书的著作时代，与其的说在嘉靖间，不如说是在万历间为更合理些。”②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我并不认为“万历说”一定是错的，但郑先生论证“万历说”的两条根据，我认为不能成立。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一）关于《韩湘子升仙记》的流传时间问题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郑先生指出：“《金瓶梅词话》里引到《韩湘子升仙记》（有富春堂刊本），引到许多南北散曲，在其间更可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②对此，黄霖先生作了进一步肯定。他说：“郑振铎提出的某些证据一时还难以否定，如《金瓶梅词话》中引用《韩湘子升仙记》，目前所见最早的是万历富春堂刊本，于此的确可以‘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只要《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⑥他们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因为《韩湘子升仙记》目前所见最早的是万历富春堂刊本，所以这是此剧的初刻本，此剧也必流行于万历年间。《金瓶梅》引用了此剧，因此“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从而得出结论：《金瓶梅》不是嘉靖，而是万历年间的作品。这样的逻辑推理能成立吗？不错，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韩湘子升仙记》的刊本，以万历富春堂本为最早，但这并不等于说，万历富春堂本就是《韩》剧的最早的刻本，更不等于说，《韩》剧必流行在万历年间，而不可能流行在嘉靖年间或更早。查万历富春堂刊《韩湘子升仙记》，在上下卷卷首均标明：“新刻出像音注韩湘子九度文公升仙记”。所谓“新刻”当然是“再刻”、“重刻”之意，说明它非“初刻”。“出像”，就是比之原刻增加了图像，“音注”，就是比之原刻增加了注音。例如第一折有“〔沁园春〕（末上）百岁人生，露泡电形”，“傀儡排场”，“汨汨名利忙”，“梨园风月”等文字，在“泡”字右旁加“音炮”两字，“傀儡”两字旁加注“音愧垒”，在“汨”字旁加注“音密”，在“梨园”两字旁加注“即戏场”三字。这样的注音释义在许多折中均有。这些都证明万历富春堂本，并非是《韩》剧的初刻本。退一步讲，就算富春堂本为初刻本的话，也不能证明《韩》剧在万历年间才开始流传。从事三十多年历代戏曲书目著录工作，成就卓著的庄一拂先生，在其著《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十《升仙传》条云：“按明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