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金瓶梅》到底何时成书？袁中郎致董思白书云：
《金瓶梅》从何得来？……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此信写于何时？我的考证是万历二十三（1595）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韩南博士的考证是万历二十四年冬⑧。这表明，最晚万历二十三、四年，《金瓶梅》已经成书，在文人中流传。为什么说“最晚”？因为董思白得到此书，肯定早于这个时间。此外我的考证认为，《金瓶梅》成书当在嘉靖四十到万历十一年之间⑦。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以上四条史料证明，郑振铎先生将欣欣子序与小说《金瓶梅》完全看作是同一时间的作品，又从欣欣子为万历时人而推出《金瓶梅》亦作于万历中期（万历三十年），这是不能成立的。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四、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郑先生对《金瓶梅》作者研究的结论是：肯定“兰陵笑笑生”，否定王世贞。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1932年，在《金瓶梅》研究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山西发现了一部失传已久的《金瓶梅词话》（后藏于北京图书馆）。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了100部。郑先生得到了一部。他读了卷首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后，断然指出：“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了。《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说道：‘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兰陵即今峄县，正是山东的地方。笑笑生之非王世贞，殆不必再加辩论”②。因为兰陵笑笑生（托名）是山东人，所以他断定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他还仔细翻阅过《峄县志》，“终于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关于笑笑生或欣欣子或《金瓶梅》的消息来”②。这就对了。前文已经考明欣欣子的序来路不明，其所推出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就更加来路不明，这是书商为吸引读者而故作惊人之笔的大骗局。兰陵笑笑生根本就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否定“王世贞说”的实质，是否定《金瓶梅》作者可能是南方人。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郑先生指出：“笑笑生之非王世贞，殆不必再加辩论”，《金瓶梅》“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②。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金瓶梅》传世的当初，“王世贞说”十分盛行。到了当代，信奉者大有人在。我在20年前就提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但我并不认为“王世贞说”就一定是正确的。“王世贞说”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不是我们与郑先生的分歧所在。郑先生的观点的核心是：全用山东土白写的《金瓶梅》的作者，决不可能是江南人。我认为郑先生的判断是欠妥的，《金瓶梅》的作者极有可能是江南（南方）人。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一）从《金瓶梅》的语言来看，作者很可能是南方人而非山东人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12.html
《金瓶梅》中的语言十分庞杂。就其主体而言乃是北方语言，其中多用于叙述语言的是北京官话。西门庆的谈吐亦以北京官话为主。另外多用于人物对话，特别是潘金莲等妇人的对话、口角的语言则是山东土白。除了北京官话、山东土白以外，全书的字里行间，还夹杂着大量的南方吴语。就连潘金莲等妇人的对话、口角的山东土白中亦夹杂着大量的吴语词汇。吴语在全书中随处可见。例如，称东西为“物事”（八回），称抓一付药为“赎一贴药”（五回），称拿过一张桌凳为“掇过一张桌凳”（十三回），称面前为“根前”（十五回），称阴沟为“洋沟”（十九回），称青蛙为“田鸡”（二十一回），称白煮猪肉为“白煠（音闸）猪肉”（三十四回），称很不相模样为“忒不相模样”（六十七回），称青年人为“小后生”（七十七回），称粮行为“米铺”（九十回）。还有什么“不三不四”，“阴山背后”，“捏出水来的小后生”等等，均属吴语。这样的例证在全书中可以举出上千条。褚半农先生在《<金瓶梅词话>中的吴音字》文中指出：从语言角度分析《金瓶梅词话》，可看到书中有好多组字，因为在吴语中是同音，作者常常将它们混用而致错。混用的吴音字有“黄、王”，“多、都”，“石、着”，“水、四”，“买、卖”，“人、层”，“何、胡、河、湖”等等。这些都是吴地语音现象，在明朝其他著作中已有记载。如王世贞《菽园杂记》云：“如吴语黄王不分，北人每笑之”。从书中那么多的吴语同音字混用的事实，推测作者，“他应该是个吴地人”，至少是在吴地生活较长时间的人，受吴语影响很深的人⑨。
此外，《金瓶梅》在抄录《水浒传》部分所作的改动之处，直率地暴露了作者的用语特征。例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写武松打虎：“原来慌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梢棒折做两截”。此句《金瓶梅》改成：“正打在树枝上，磕磕把那条棒折做两截”。“磕磕”为吴语“恰恰”、“正好”之意。同回又将武松“偷出右手来”改为“腾出右手”；《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写潘金莲勾引武松：“武松吃他看不过，只低了头，不恁么理会。当日吃了十数杯酒，武松便起身”。《金瓶梅》改成：“……吃了一歇，酒阑了，便起身”。如果《金瓶梅》作者是山东人，在这些地方是决不可能改成吴语的。
《金瓶梅》故事发生地在山东，人物多为山东人，如果作者是山东人，吴语在书中毫无立足之地，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现在书中居然出现了大量的吴语，这只能说明作者是南方人，他在有意识地使用山东土白描述北人北事时，无意识地将自己习惯使用的南方语言夹杂于其间。试想，除了这个原因，我们还能寻出什么理由来解释这种奇怪的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