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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羽生的《金瓶梅》批评合理吸收了“金学”的已有研究成果，不乏表达自我精当的创见。或剖析人物性格和命运，或分析小说叙事技法和写作手法，其《金瓶梅》批评具有浓郁的现代品格。他大力点拨《金瓶梅》高超的讽刺手法，挖掘文本寓讽刺于幽默之中的写法效能，阐述其不落俗套的情节设置，展现小说文本起伏顿挫的情节演进节奏。梁羽生贴近文化生态，注重物我双会，其《金瓶梅》批评话语成为他挥洒才情和展示史识的重要文化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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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霞满纸《金瓶梅》的出现，宣示中国古典小说审美取向的重大转折。它藉以西门大院这一弥漫浊臭和满地污秽的家庭视角，窥探世俗社会的众生相，以别样的世情人心部分解构了传统帝王将相的英雄话语，展示情爱和死亡的双重主题，开启世俗社会书写的新路径。
寄意于时俗的《金瓶梅》自打诞生之日起，因其文本的有味兼有色，就镌刻着毁誉兼有的接受图像。众说纷纭的《金瓶梅》接受史，矗立了崇祯本评点、张竹坡和文龙评点三大高峰，他们别有会悟的精心挖掘，揭橥了文本意旨的多色和复杂。
一代武侠大师梁羽生，自1986年1月初至1987年5月底在香港《商报》上开设“摘录评点《金瓶梅》专栏”，他以“时集之”为笔名，大约每日一篇，累计达32万余字。
或剖析人物性格和命运，或分析小说叙事技法和写作手法，或体味文本练字之妙，小到推敲字词，大至谋篇章法，梁羽生贴近文化生态，注重物我双会，其《金瓶梅》批评话语成为他挥洒才情和展示史识的重要文化承载。
《梁羽生闲说<金瓶梅>》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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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侧重文化生态的文本发掘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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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超常发达的宗法运作模式，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烙下蒂固根深的宗法情结。《金瓶梅》借宋写明，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
《金瓶梅》是市民文学的丰碑，市民意识鼓噪下的人性解放潮流促成生理欲望的巨量释放，《金瓶梅》是一部对宗法体制重新检讨和全面批判的重要文本。
立足于再现妍媸并集的社会现实，历代文人在体认《金瓶梅》欲望男女撕裂传统禁锢所闪烁的人性光芒之时，往往出自各自的道德本位，呈现出形态各异的控御方式。
关于《金瓶梅》的文本归属，至少自其刊刻之时的序跋早已发凡起例，譬如明代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谢肇淛《金瓶梅跋》就多方展现小说文本曲尽人间丑态、稗官之上乘的非淫书定位。
《金瓶梅》文本定位和解读，向来存有一个见仁见智的接受效应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说，其“天下第一奇书”或“淫书之首”的界定，原本就是小说文本意旨多向复杂的形象说明。
梁羽生糅合现代文学批评和古代小说回评、眉批等传统样式，独具匠心地创造一种既有阐述中心又不乏文本点拨的新型批评形态，其逐日摘录评点《金瓶梅》，起初为每天一篇大约500字，1986年7月以后每篇则增至700字，每篇大致有一阐述和评点的中心话题，篇篇相连，一气呵成，构成独具特色的梁羽生版《金瓶梅》批评话语。
梁羽生开谈《金瓶梅》，旗帜鲜明地摆出自己的阐述立场。他援引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中有关现实主义作品的论断，进一步体味其奇书品格：“《金瓶梅》之奇固然不止一端，但最‘奇’的，或曰一般人心目中觉得最‘奇’的乃是对‘性’的大胆描写。”[1]1
语涉俗情俚趣，《金瓶梅》的滔天欲浪不断冲刷着理学的堤坝，对其作单一的道德判断或侧重文本的审美体味，早已成为体认《金瓶梅》意旨的主要分野。
梁羽生摘录评点，就“奇书”认定角度宕开笔墨，足显其把捉《金瓶梅》艺术堂奥的良苦用心。
尊重个体的自然本性，切实感受社会人生超越异化人性的力度，梁羽生认定《金瓶梅》为一部现实主义杰构，那些简单定论其为“劝善惩淫”之书的论断，只是识其皮相而已。
职是之故，梁羽生在摘录评点的束文部分推崇《金瓶梅》的两大贡献：其一为以反面人物为主的长篇巨制；其二为社会写真。
虽然，此论承徐朔方先生之见而来，而梁羽生有选择性地融合时彦旧说，又不失一己之发明，确也折射其整体统摄的审美眼光。
琴剑书生梁羽生谙熟中华文史掌故，《金瓶梅》批评是其史识抖露的具体存在。
李斌言：“梁羽生在一般读者眼里，是一个鼎鼎有名的武侠小说作家，而他作为一个文史研究专家的身份，却知之甚少。事实上，他对‘文史研究专家’这一头衔还是比较看重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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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甚至对一些看似定案的历史话题呈现自我独到的思考。
其《武则天是否淫妇》一文就为历史上屡遭唾骂、背负荒淫罪名的武则天鸣不平，该文从胡族风俗、生理学、女主威严等角度多方辩解，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颇有史识。
灿烂的中华文明具有浓郁的德本意识，尽管明代中后期的人性解放思潮动摇了封建大厦的根基，但侧重道德本位的立身处世观仍是国人难以割舍的文化情结。
被目为《金瓶梅》第一号角的潘金莲，在梁羽生看来，并非天生的淫妇，其堕落存有一个渐变蜕化的过程，个中推手就有张大户、西门庆、陈经济等人，她的堕落是男权社会的集体压榨，甚至连武松也难逃干系：
“引起她的‘淫心’的，是她的小叔子武松。而她之所以逐渐变成‘淫妇’，也是在她见到了武松之后。”[1]8
极力反抗社会惯性和自主安排命运，贪婪和狠毒的潘金莲虽为他人制造了一系列的不幸，但她自己何尝又不是社会不幸的承担者呢，梁羽生的评价解构了男人操控的“女人是祸水”的话语定势。
照实说来，武大时代的潘金莲之所以招蜂引蝶，不排除她渴望得到男人欣赏的心理。如果说她先前被张大户淫辱，还停留在被动默认的阶段，那么其主动挑拨武松，并非只“淫荡”二字所能概括，其间不无传达内心爱慕的因子。
武松的反应亦令人寻味，他不敢平视当前的肉色欲望，无非因为其眼中和心中均有一个妖娆的女人在。
武松招架不住潘金莲的撩拨，其最后爆发，根本原因还在于道德力量的牵制：
“如果叔嫂通奸，那就是‘败坏风俗伤人伦的猪狗’。他强调的是世俗道德的这一方面。可知他之所以拒爱，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受了世俗道德的观念束缚。”[1]17
英雄美女的母题被宗法伦常拦腰截断，武松自觉成为传统伦理的维护者，完成了高大上的英雄形象塑造。
也正因为男权社会的集体挞伐，客观制造了了潘金莲的悲剧。如此凸显人物活动的文化生态，展示了梁羽生科学求真的批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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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家写及一国，京杭大运河延展着西门庆的商业帝国触角，绘制人情倾轧的浮世绘。扣住社会的冰山一角来显示社会裂变的整体趋向，《金瓶梅》欲望男女种种令人发指的罪恶或者滔天欲浪均在明代中后期“好货好色”的生态中找就合适的归宿。
梁羽生立足于宗法文化生态，反复发掘人物行动背后的伦理色彩，最大限度地尊重了故事的发生语境。无疑，潘金莲是梁羽生着墨最多的人物形象，实际上，她甚至比其他人更在乎宗法伦理，立此存照即可窥斑见豹。
小说有一细节：西门庆与其苟合，武大踹门捉奸，当事人的反应各有差异，梁羽生对此点拨：
“潘金莲的反应最初也是慌做一团，但她拿捏主意却比西门庆快。这是因为在封建时代，淫妇所受的惩罚，往往比奸夫更重。尤其在她这个‘具体个案’，西门庆是有权有势的土豪，出了事顶多是破财，而她则是有性命之忧愁的（丈夫不杀她，小叔也会杀她，小叔不杀她，舆论也会迫死她）。”[1]35
潘金莲害怕的并非只是三寸丁谷皮的武大，而是与同武大般操控夫权的无数中国男人，其后她沦为武松的刀下之鬼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注脚。
梁羽生不援引当下流行的所谓“女权革命”等时髦论调，贴近社会生态，洞悉了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缘于社会的选择，西门庆众妻妾的家底和入院方式各有千秋，这密切关合她们对家反宅乱的“负贡献”。
李瓶儿之所以扒墙幽会、色诱西门庆，梁羽生认为这仍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
“生活在空虚无聊中的少妇，情、欲都无处发泄，则她之自愿献身于西门庆，也就不足为怪了。《金瓶梅》写李瓶儿之淫，是在特定环境下造成的。”[1]78
作为《金瓶梅》中女二号。李瓶儿有诸多傲人的资本，皮肤白皙不说，殷富的家财足令西门庆垂涎三尺。
而李瓶儿做梁中书妾之时，备受欺凌，现任丈夫花子虚又软弱不成器，其空虚的灵魂四处寻觅补偿，标准浪子西门庆允符了她的需要，尽管西门庆比花子虚更坏，其“就是医奴的药一般”的“痴语”即为渴望心理的有力注脚。
就此而言，社会环境和生理需求的共同作用驱使李瓶儿倒向西门庆怀抱，亦在情理之中。
梁羽生并非对其简单地贴上道德标签，而是挖掘其背后的社会选择效力，体现其对文化生态的充分尊重。
西门庆一死，树倒猢狲散，李娇儿盗财归院，孙雪娥拐带私奔。吴月娘独掌家庭大权，而后潘金莲、陈经济奸情败落，庞春梅罄身出户，潘金莲亦遭发卖，吴月娘打发金、梅二人，极为冷漠和抠门，却唯独对于孟玉楼改嫁，一改昔日的吝啬作态，尽力让该仪式办得风光和体面。
对此，梁羽生评价：“月娘与玉楼表现得难舍难分，纵然是‘假戏真做’，多少也表现了一点‘人情味’。当然，月娘之所以有这点‘人情味’，那亦是因为孟玉楼改嫁的对象乃是本县的衙内也。作者写孟玉楼改嫁之风光，是刻露了人情世相的。”[1]307
较于贱卖潘金莲，孟玉楼携财再醮，这更显家庭背后的社会规约力量。
梁羽生出入作者和文本之间，深刻体味吴月娘乘时趋势的世俗嘴脸，展现了人物行为所折射的炎凉世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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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插图 ·李衙内提亲
人各一面、心各一口，个性化的人物塑造是古典小说的核心命题之一。
世情杰构《金瓶梅》侧重人情世故，凸显市井社会的众生相，上至权相弄臣，下到走卒帮闲，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绘制一段反面人物集体出演的文化面影。
绘形绘色、毕肖声口，《金瓶梅》人物塑造的个性化特质至少在张竹坡的评点那里已得到足够的体认。如前所论，梁羽生花了不少笔墨来阐述潘金莲的角色定位，并就《水浒传》的相关文字来对比分析，以彰显其圆形人物特质。
《金瓶梅》是中国16世纪的百科全书，它塑造市井人物特别是在刻画妇女群像上，可谓独树一帜，极富特点的人物性格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人物画廊，拓展了后世小说创作的新天地。
《金瓶梅》作者笔触贴近市井，听任人物去自身表演，梁羽生拈出王婆、应伯爵这两个市井个案来体味作者高超的人物塑造技巧。
个体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需要社会的干预，应当承认，《金瓶梅》的欲望男女出击需要他们去牵线搭桥。西门庆、潘金莲勾搭成奸，王婆的马泊六“功劳”不可抹煞。
梁羽生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最擅长写市井人物，例如在他笔下的王婆，就是一个善于做‘淫媒’的典型。”[1]30-31
唯利是图、贪婪成性是王婆的人生信条，她惯于走门串户、专于挑拨离间，她设计挨光十步骤，既成就西门庆所愿，又获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着墨不多，却生动传神，为市井媒婆立此存照，活现其坑蒙拐骗、专耍小心机的立体形象。善于插科打诨、厚颜无耻的应伯爵无疑是西门庆众多傍友中的“这一个”，帮嫖贴食、溜须拍马不足以展现应伯爵这一首席傍友的特点。
梁羽生盘点应伯爵跟随西门庆前后所出演的种种“闹剧”，侧重文本来梳理其各种戏谑行为后的内心世界：
“他可以忍受西门庆对他的侮辱（如骂他傻狗材）、戏弄（如一再不说实话）。但他可并不是一个只知阿谀奉承的傍友，他会绕着弯儿‘哄’西门庆说出真话，必要时甚至不怕揭穿西门庆的谎话，还会旁敲侧击地替朋友求情。这些描写，都显出了这个西门庆首席傍友的多元化性格。”[1]186
仰人鼻息、寡廉鲜耻，善于揣摩主子心态是帮闲们的共同特征，而工于权变、巧于辞令则尤为应伯爵所长。
梁羽生侧重市井社会的广阔场域，于细节之中去展现其自尊受损的侧影，展示应伯爵病态性格中的瞬间光亮，原本就是尊重文本的最好体现。
作为一部个人创作型小说，《金瓶梅》突破以往小说人物塑造的脸谱化程式，小说人物各居其位，以其各色复杂的性格参与人物话语体系的构建，留下无穷的阐释空间。
人物言行各极其变，心理活动各具其致，附著于万家逐末的社会现实都得到了合理的阐释。梁羽生痛诋传统小说忠奸分明、性格单一人物塑造的固定模式，褒奖《金瓶梅》的个性化理路：
“《金瓶梅》的作者却不一样，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书中的主要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是只做平面浮雕的。
他们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就有某一种相应的表现，可能表现为善，也可能表现为恶，不过这些看来似是矛盾的表现，却不是和人物的‘基本性格’相符的，而且通过作者具体生动的描写，读者可以感觉得到人物的内心活动，对他们不同的表现，无须作者去加以解释，读者自能理会。
这是《金瓶梅》最突出的一个艺术特色——塑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1]367
金钱肆虐、风俗浇薄，对财色无休止地追逐成为《金瓶梅》男女至高无上的生存法则，西门大院展现了世俗生活的冰山一角，其间所泛起的尔虞我诈、人性异化等现象显示社会裂变的必然趋势。
《金瓶梅》中的男女，既非绝对之恶，又不是绝对之善，梁羽生高扬了《金瓶梅》人物塑造的个性化特质。人物刻画的单一道德认定让位于艺术真实，这种尊重现实人生的创作趋势引领了后世的小说观念革新。
心高气傲的庞春梅被吴月娘扫地出门，日后贵为守备夫人，其对待故人孙雪娥、吴月娘的态度却判若云泥，毒打孙雪娥，形同泼妇；而重游旧家池馆，不计月娘前仇，如此快意恩仇，早就跳出人物形象的扁平途辙。
梁羽生认为《金瓶梅》的个性化追求不只体现于几个主要人物身上，就连次要人物，也显出作者不落窠臼的艺术打磨功夫。譬如周守备，其不辨贤愚却能舍家为国，徇私枉法而不失担当精神。
梁羽生褒扬作者在这一次要人物塑造上所倾注的艺术追求：
“从故事的结构而言，周秀只不过是附属于春梅的一个配角。他在‘小说中的地位’，甚至不及西门庆的傍友应伯爵，可说是‘次要人物中的次要人物’。但就在这样一个地位并不重要的配角身上，也体现了《金瓶梅》不流于‘脸谱化’的艺术特色。”[1]404
周秀虽然昏庸糊涂，也追逐声色犬马，但其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结局显示了人性的光辉，正是如此多色细腻的性格刻画，标举了《金瓶梅》人物塑造的范式。
金钱腐蚀了人的灵魂，贪婪践踏了人之本性，无边的欲望放纵奏响了一曲曲死亡哀歌。
在《金瓶梅》的脂粉队伍中，宋蕙莲和韩爱姐的出现，才使得这部人生哀书掠过一丝光亮。轻佻、爱慕虚荣是宋蕙莲和潘金莲的共同特征，美色是她们猎取男人欢心的资本。
梁羽生发现《金瓶梅》作者关注了相同境遇下的不同性格，提炼出类似“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话题：
“《金瓶梅》的创作艺术，有一点是和现代文学共通的，即‘人物的境遇相同，但性格不同，就有不同的结果’。宋蕙莲的故事即例子之一。潘金莲是个野心家，宋蕙莲则仍不失其纯良本性。”[1]126
如前所论，梁羽生考察人物性格，往往突出生活环境的制约作用。
就潘金莲和宋蕙莲而言，类似的资质，却因人格取向的差异，导致迥异的人生归宿。
为攀髙枝以色售主，爱慕虚荣却不泯灭本性，既想获得西门庆的赏识，又不愿牺牲夫妻情义，刚烈倔强的宋蕙莲是一塌糊涂泥塘中的光彩和锋芒，她那戛然而止的生命宣示一个沉甸甸的人性拷问话题。
单就人格导向而言，韩爱姐为污秽不堪的《金瓶梅》世界带来些许希望，尽管梁羽生认为韩爱姐是《金瓶梅》中的一个跑龙套角色，性格略显单一，仍不懈挖掘其“纯情”的存在价值：“尽管她是见过世面太师府的宠婢，也曾随母亲在‘欢场’上打过滚，但最后却有点‘返璞归真’的意味。”[1]396
极力体认人物形象的警醒效果，也侧面传递了人物塑造的个性化特质。作为世态人情的立体展现，《金瓶梅》充斥着诸多杂碎的生活琐事，梁羽生认为就琐事来切入人物心理是《金瓶梅》的一大特色，这不仅见于西门庆的妻妾斗宠，也表现于其傍友的打闹逗趣之中。
小说第14回叙述李瓶儿迎奸赴会，大派礼物，笼络众人，这显然是其日后进入西门大院预结人缘。“《金瓶梅》作者擅长描写家常琐事，从琐事中刻画人物的心理。”[1]90
透过这一细节，尽可窥见李瓶儿小心翼翼、曲意迎合的微妙心理。相对而言，梁羽生更看重人物对话的塑造效果：
“从对话来表现人物性格，是《金瓶梅》的一大特色。例如作者在这里写潘金莲之骂如意儿，就不但表现出她的泼辣，也表现出她的妒忌心特重，连死人也还记恨。”[1]205
潘金莲恃宠生娇，话语之中饱含尖酸刻薄，出于对自我生存环境的焦虑，他不断出击，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寻找心理的替代，宋蕙莲业已成为其口舌之鬼，如今的如意儿又沦为其攻击的目标。
裙钗之战并非就定格于争风吃醋，还隐含着彼此对各自命运的担忧。各有特色的人物对话成为性格展现的载体、情节发展的触媒，大量的日常生活对话成就了《金瓶梅》的市井风貌。
古典小说技法是我国小说理论民族品格的重要体现，它所沉淀下来创作模式和表现手法是小说形式美的重要构成。缘于我国的重道轻技传统，古代小说评点家并不在意阐发小说技法，小说技法只是他们偶尔涉及的话题。
《金瓶梅》摹画人情世态，昭示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幻影。寻绎文本叙事技巧，把捉作者讽刺章法，并以此来体味作者的艺术匠心成为梁羽生批评的重要追求。
梁羽生摘录评点《金瓶梅》，引用过鲁迅、郑振铎、吴晗、孙述宇、朱星、徐朔方等“金学”大家的论述，他积极吸纳金学的研究成果，又不失发申自我批评意见。
作为一代武侠小说大师，他深知小说技法的重要性，职是之故，其评点《金瓶梅》通常比照现代小说技法来拓展分析。《金瓶梅》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一个标杆，鲁迅例以讽刺一法来标举其文学高度：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3]
一部花团锦簇的文字，穷形尽相地刻画世态炎凉，寄寓作者对时世的慨叹。作者选择家庭这一门扇，立体绘制市民生活画卷，并抖露浓重的鞭挞和讨伐。
梁羽生认为讽刺技法展示了作者强烈的批判力度，《金瓶梅》是文学史上一部批判现实的力作：“《金瓶梅》既是写实文学，而又兼有讽刺文学之长，这也是它的一个特色。”[1]77
在前贤的话题下接着说，显示梁羽生转益多师的批评气度。《金瓶梅》的讽刺手法不单见于人物的自身表演，还表现于情节的设置上。
貌似端庄贤淑的吴月娘在某些事件上露出庐山真面目，梁羽生认为这就归功于作者的讽刺手法。
李瓶儿自从勾搭上西门庆，只盼能早日搬进西门大院，以致她瞒着花子虚转移财产。
吴月娘直视这飞来的横财，一改昔日阻扰丈夫与李瓶儿交往的态度，积极策划接收事宜。梁羽生对此评价道：
“吴月娘在此之前本是一直以‘正派’、‘厚道’的形象出现的，却原来也是个见财起意的婆娘。
还有，在她知道花家遭祸一事之后，本来是‘力谏’西门庆不要沾惹李瓶儿这种女人的，但现在却是由她来作这次‘接收行动’的指挥，其讽刺意味自是不言而喻。”[1]85
“稳重”寡言的吴月娘在金钱面前表现出如此积极和主动，作者不露声色的客观描写剥落了吴月娘的宽厚外衣，《金瓶梅》独罪财色的意旨在不显山露水的吴月娘身上得以酣畅地释放，恰好彰显《金瓶梅》超拔旧小说俗套的创新色彩。
《金瓶梅》充斥着大量的讽刺场面，梁羽生逐一点拨提醒，一则缘于人物的自身表演，可取的啼笑皆非的喜剧效果；二则藉此揶揄浊臭逼天的社会乱象，加重社会的悲凄底色。
享乐主义泛滥加剧了道德沦丧的步伐，缘由儒家思想阙如，道德制约让位于个体生理发泄，《金瓶梅》世界里拜金思潮甚嚣尘上，商贾社会的巨大吞噬力致使道德纲常备受亵渎。
出手阔绰的李瓶儿在西门大院颇有人缘，却不自觉地充当了妻妾争宠的牺牲品。可其患病之际，先前的人缘竟不敌当下的权势，小说文本有意设置李瓶儿生病这一情节，藉以窥探世俗人情：
“在西门庆的妻妾中，李瓶儿最得宠，私己钱最多，用钱又最疏爽，因此奉承她的人也最多。但当她得了重病之后，来探病的却并不多，来的也都是抱着敷衍的态度。
《金瓶梅》的作者在勾画那些探病者的嘴脸时，也是曲尽讽刺之能事的。”[1]165
探病者的多少及其态度成为炎凉世态的一块试金石，人物嘴脸毕露无遗，讽刺意味显豁。
西门庆权势登顶之日，亦即其生命历程即将画上句号之时。在西门庆的无休止的欲望征程之中，其与豪门遗孀林太太的情色交易可谓一转折，一个市井暴发户的欲望触角居然延伸到高贵的郡王府，这事件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色彩。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粗鄙低俗的西门庆在林太太眼中竟然透出几份文雅的气息，梁羽生认为如此叙事盖有二端：“在这贵妇人眼中，竟然‘话语非俗’，这一来是显出她的品位之低，二来也是反讽技法。”[1]173
肃穆的节义堂上演“有失名节”的春色游戏，展示了林太太与西门庆同流合污的世俗趣味，折射出社会浊乱的末世镜像。不学无术的陈经济因为认亲庞春梅，毫无军功却平白升任参谋，领受俸禄，其间荒唐不言而喻。
小说文本有一段描写陈经济书房的文字，梁羽生深挖其冷静客观叙述背后的意旨：
“周守备是个不习文事，无脑单纯的武夫，他的家中怎的原来就有这许多古书（当然不会是春梅临时买来的）？无须明言，当然是用来作附庸风雅的装饰品而已。
同时，陈经济也是个不学无术，从不喜欢读书的二世祖，春梅给他布置的书房，却让他对着‘堆满书集’的架阁，这也是甚有讽刺意味的。”[1]392
梁羽生称这种不露主观色彩的白描文字为暗讽，特别点拨暗讽的强烈修辞效果，并高抬其为《金瓶梅》最高妙的叙事技法。
壑谷幽深能令游者赏心悦目，跌宕起伏的情节则扣人心弦、咀嚼再三，《金瓶梅》的情节设置往往不依照传统小说的路子，以故意误导的方式获得出人意表的表达效果，梁羽生充分肯定《金瓶梅》情节技法的现代色彩。
迎奸赴会后的李瓶儿，理应顺理成章地成为西门大院的李六娘，可是文本叙及李瓶儿再嫁，突生波澜，营造曲折有致的修辞效果：
“作者从李瓶儿准备出嫁头面这件 ‘小事情’着笔，刻画出她之热切希望改嫁并衬托出她后来之希望，在旧小说中，堪称是不落俗套的写作手法。‘文似看山喜不平’，《金瓶梅》写李瓶儿入西门家的一波三折，是深得此旨的。”[1]95
久盼不见希望的李瓶儿与蒋竹山一说即合，草草结婚，恰与西门庆再三拖延构成鲜明对比，出人意表的情节设置增添了情节演进的节奏感，丰富了文本意旨。
梁羽生认为作者如此设置情节，可能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来可以避免写法上的重复，二来也是因为她们各有各的特定环境之故。”[1]89
既尊重小说人物的生存环境，也接续传统小说犯中求避的技法，从而达成错落有致的艺术效果。娴熟运用犯中求避技法，使得人物性格更趋鲜明、情节更曲折多变。
金、瓶二人出场方式各有差异，前者直接登台，后者从别人口中娓娓道来，形成悬念。
有别于李瓶儿的乐善好施，潘金莲尖酸刻薄明显带有几份小家子气，这主要缘于她虽有几份姿色却无半点财产，命运拴在西门庆、陈经济等人的裤腰带上，其变着法子满足西门庆的发泄即为明证。
潘金莲的情色历程，亦是同中有异，梁羽生认为《金瓶梅》作者合理而有意地展示情节的同中之异，倒也展示其整体统摄的驾驭能力：
“她和陈经济私通。是她作主动的。这也表现出作者善于写‘同类的事件’（她当初和西门庆私通也是为了情欲）而能用不同的手法。”[1]156
潘金莲堕入欲望深渊的过程，有主动与被动的差别，其欲望发泄亦有合法和乱伦之分野。
这不仅显示作者处理同类事件的艺术匠心，也完成了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塑造。小说技法是民族思维的折射，小丘掩映，大山方显其高峻，小说情节设置向有铺垫衬托一法。
梁羽生认为《金瓶梅》有意营造烘云不托月的艺术场景，展示作者别有机杼的艺术识见。
小说第78回西门庆设灯酒之会，场面极其富丽堂皇，各位官家娘子和阔亲贵戚相继登台，这一切全都为了烘托西门庆所期待的主角——王三官娘子出场。
耐人寻味的是，直至宴会结束，王三官娘子始终未见露面。梁羽生称这种出人意表的设置方法为烘云不托月：
“‘烘云托月’的写法在旧小说中是司空见惯的，‘烘云不托月的写法则似乎只有在《金瓶梅》中才有。”[1]193
作者纯客观叙事，层层设置悬念，为读者提供无限的想象空间。不落俗套的写法突破传统叙事的藩篱，构成奇诡多变的叙事张力。
学如积薪、后出转精，梁羽生的《金瓶梅》批评合理吸收了“金学”的已有研究成果，其援引前贤时彦之说，不乏表达自我精当的创见。
其报载体的刊录方式，生动幽默的文体，迎合了市民大众的需要；为了对接香港读者的期待视野，其批评往往深入浅出，赋予阐述话语的故事性和趣味性，实现文学批评和知识普及的有效统一，其《金瓶梅》批评体现雅俗共赏的文化趋向。
梁羽生钩沉李瓶儿临死之前梦见花子虚的情节，许以意识流的现代小说技巧；梳理潘金莲谩骂如意儿的事件，视其为意识流笔法；
他称道作者塑造春梅形象技法之高超，认定这种让事实本身来向读者表明人物性格的写法为现代写实主义，凡此种种，彰显了梁羽生《金瓶梅》批评浓郁的现代品格。
他高赞《金瓶梅》侧重家常琐事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市井社会的范式效用。他充分尊重文化生态，凸显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制约作用，发掘圆形人物的性格魅力，展示了鲜明的文本细读色彩。
出入武侠小说与文史掌故之间的梁羽生，深谙小说创作之道，他全面体认《金瓶梅》高超的讽刺手法，挖掘文本寓讽刺于幽默之中的技法功用，推崇反讽、暗讽的修辞效果，阐述其不落俗套的情节设置，展现起伏顿挫的情节演进节奏，全方位体味作者着意经营、不主故常的艺术匠心，或许这就是梁羽生不以“金学”名家却别出机杼的艺术发现吧。
参考文献：
[1]梁羽生. 梁羽生闲说《金瓶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2]李斌.琴剑书生：梁羽生传[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184.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济南：齐鲁书社，1997：144.
文章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南宁师范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