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莉张进德│《金瓶梅》中的游民群体刍议

2023年9月19日金瓶梅解读评论阅读模式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0.html

摘要：游民作为市民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情小说《金瓶梅》中也是作者重点摹画的一个群体。《金瓶梅》中的游民可以分为帮闲与光棍两大类。小说中的游民多没有正当职业，多靠结识豪门富户或从事不正当活动来维持生活，性格上带有明显的趋奉性和打击报复性。作者对游民群体的细致刻画，暴露了黑暗的社会现实，折射出中国封建奴性文化特征，“心学”背景下人欲膨胀导致市民阶层对封建法律的悖逆，封建王法对人心约束效应的锐减，以及游民腐蚀、加速封建王朝解体的客观现实。

关键词：《金瓶梅》；游民；明代法律；意义

一、《金瓶梅》中的游民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0.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0.html

《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的代表作，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画面。

游民是市民阶层中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对其加以刻画，寄寓了深刻的思想内蕴。

《金瓶梅》中的游民按照群体来划分，主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以西门庆“热结”的十兄弟为代表。他们分别是应伯爵、谢希大、祝实念、吴典恩、常峙节、白赉光、孙天化、云理守、卜志道。

这九个人多不务生业，不治生计，专一跟着西门庆蹭吃蹭喝，左右逢源。

最讨西门庆喜欢的当数应伯爵，此人本是“开绸绢铺的应员外儿子，没了本钱，跌落下来，专在本司三院帮嫖贴食，会一脚好气球，双陆棋子，件件皆通”。[[1]]²

第二个便是谢希大，他“会一手好琵琶，每日无营运，专在院中吃些风流茶饭”。此外孙天化绰号孙寡嘴，专在妓院中闯寡门，与小娘传书寄柬，勾引子弟到妓院鬼混。

吴典恩，原本是阴阳先生，因事革职，专一在县前与官吏保债，此人善于钻营，是从游民混迹到官场的成功典范。

第二类以张小闲、架儿于春、聂钺儿、踢行头白回子、向三这群光棍为代表。

有《朝天子》，单道这班人行藏：

“在家中也闲，到处刮涎，生理全不干。气球儿不离在身边，每日街头站。穷的又不趋，富贵他偏羡。从早晨只到晚，不得甚饱餐。赚不得大钱，他老婆常被人包占”；

“这家子打和，那家子撮合。他的本分少，虚头大，一些儿不巧又腾挪，绕院里都踅过。席面上帮闲，把牙儿闲磕。攘一回才散伙，赚钱又不多。歪厮缠怎么？他在虎口里求津唾”。

小说中的游民们皆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没有固定职业。应伯爵是西门府的常客，每日围着西门庆蹭吃蹭喝。

谢希大、孙寡嘴、祝实念常撺掇子弟去妓院消费，他们好从中获利。第二十回，李桂姐接了丁二官被西门庆发现，大闹一场发誓再也不进她家的门。

李家恐失去西门庆这棵摇钱树，慌忙给应伯爵、谢希大送去烧鹅好酒，请他们帮忙疏通说情。

架儿于春、聂钺儿常在妓院勾栏、酒楼茶肆这些富家子弟取乐处钻营、执役侍候、献物讨赏。

第十回，于春见西门庆在李桂姐家，赶紧进来问安，用三、四升的瓜子从西门庆那里换来了一两银子。

试想西门庆家的傅伙计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二两银子，而于春仅靠两三句恭维的话和几升瓜子就轻松赚了一两银子，这群人表面上是兜售食物，实际上是以此为名向人索取钱财。

小张闲、白秃子、罗回子是圆社成员，平日去妓院踢球，给官人狎客送去乐子，混碗饭吃，挣壶酒钱。

正月十五那天，狎客齐聚丽春院，小张闲们给西门庆等踢了一场球赚了一两五钱银子。

除了踢球外，小张闲们还帮妓院鸨儿招揽客人，如他们哄骗王三官儿去妓院嫖娼，银子花的如流水一般，偌大的一个招宣府几乎被败光，后来王三官儿把自己老婆的头面都当了出去。

游民们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多靠结识豪门富户或从事不正当活动来维持生活。

小说中，描写最多的活动就是各种名目纷繁的酒会：会亲酒、搭伙酒、生日酒、恭贺酒、大小节日宴席酒等。

酒席给应伯爵等人聚在西门庆周围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同时也是他们“免费”吃喝玩乐，填饱肚子的一个异常便捷省事的途径。小说中，对游民的吃相有着形神俱肖的描写：

人人动嘴，各各低头。遮天映日，犹如蝗蚋一齐来；挤眉掇肩，好似饿牢才打出。这个抢风膀臂，如经年未见酒和肴；那个连三筷子，成岁不筵与席。

一个汗流满面，却似与鸡骨秃有冤仇；一个油抹唇边，把猪毛皮连唾咽。吃片时，杯盘狼藉；啖顷刻，箸子纵横。这个称为食王元帅，那个号作净盘将军。酒壶番晒又重斟，盘馔已无还去探。

为了填饱肚子，游民们常依附于豪门富户，通过溜须拍马、贡谀献佞、投其所好来维持同主子的良好关系，以便获得钱财和更好地生活。

常峙节无钱买房，想向西门庆借三十五两银子，西门庆很爽快地给了五十两

。应伯爵得子后，向西门庆哭穷，西门庆二话不说送给他五十两，连“符儿”也没要。

与主子处好关系，还能得到许多间接好处，这些好处也成了游民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

李铭为了能重新给西门庆供唱，特意买了烧鸭二只、老酒二瓶央求应伯爵好好在西门庆面前替自己美言。

应伯爵保举贲四做了西门庆庄子上管工，贲四忙封了三两银子去应伯爵家磕头，感激应老爹扶持。

游民们虽然跟着主子们也能混个肚子圆，但他们的家庭生活贫寒，就连应伯爵也不得不常从西门府拐带食物回家，临近冬天也思考着从哪里弄钱给孩子做冬衣。

所以除了依附官宦功臣、地方权贵之外，游民们还常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填补生活的空缺。

应伯爵牵线西门庆与何官人做丝线生意，偷偷背着西门庆打了二十五两的背工。

孙寡嘴、祝麻子就常给人做保放债，“会了那许不与先生，那里借三百两银子去，吃孙寡嘴把借契写差了”，“讨保头钱使”。

游民的本性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趋奉性和打击报复性。

如张竹坡在第四十五回回评里所说：“如此回劝当铜锣，方是以财而趋奉之也。究之趋奉处皆以财。”[[2]]¹⁶⁰

为了让主子高兴，游民们甚至把作践自己当成家常便饭，什么“尊严”“人格”皆可弃之脑后。

为了追求更多的利益，游民们上演了一幕幕不要面皮、不知羞耻的丑剧来。

第五十四回，应伯爵应西门庆的要求说一个反映自己本色的笑话：

一财主撒屁，帮闲道：“不臭。”财主慌的道：“屁不臭，不好了，快请医人！”帮闲道：“待我闻闻看。”假意儿把鼻一嗅，口一咂，道：“回味略有些臭，还不妨。”

说得众人都笑了还不够，常峙节更进一步地说：“你自得罪哥哥，怎的把我的本色也说出来？”

西门庆要应伯爵酬请爱月儿一杯酒，爱月儿乘机要他跪下打一巴掌才喝酒，应伯爵为了给大官人逗趣，真个跪在地上。

“民以食为天”，吃饱肚子是人类最低层次的需求，如果吃饭问题不能解决，就必然要从人性本能滋生出许多“恶”来。

看惯了主子们奢侈糜烂的生活，而游民自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并且连说话做事也得小心翼翼，唯唯诺诺，游荡在社会的最底层，备尝人间冷暖，一旦机会降临，游民们势必会打击报复。

吴典恩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蔡太师面前，他高攀西门庆，说自己是西门庆的大舅子，太师看他和西门庆是亲戚关系，就封他做了清河县驿丞。

临上任时,由于没有银子打点上司结交同僚，吴恩典还请应伯爵说情，从西门庆那里搞到了不付利钱的一百两银子。

西门庆死后，当小厮平安偷东西被抓，就在大家都以为吴恩典是“咱家旧伙计”，会看在旧时情分网开一面时，吴恩典却让平安诬陷吴氏与玳安小厮有奸，想诈取贿赂银子。

“无点恩”根本没一点儿恩德可言，完全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0.html

二、游民溯源及明代游民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0.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0.html

游民群体形成很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游民”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王制》中: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劝，尊君亲上，然后兴学。”[[3]]⁴¹

儒家认为，周代实行井田制的好处是，人可以在固定的区域，从事固定的职业，四方之内，各安其职，此时是没有游民的。儒家承认社会分工的合理化和人们职业的多样化，有事可干就不是游民。

而在先秦法家的眼中强调的是耕战的作用，认为只有务农才是根本，而从事其他职业谋生都属“游食”，也就是游民。

《管子·治国》中说：“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4]]²⁵⁶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我国历代实行的都是“外儒内法”。

在皇权专制的社会里，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主体经济，就导致把不务农的人们视为游食或游民，这成为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共识。

明朝建立之初，百废待兴，为了恢复被战乱破坏的小农经济，朱元璋倡导游民复归田亩。为了使闲置荒芜的土地得到充分的开垦和耕种，他还运用强制手段进行移民。

另一方面，战乱之后，国家统一，人民休养生息，人口激增，如谢肇制在《五杂俎》里所说：“古者，生齿不繁，故一夫百畝，民无游食。今之人视三代当多十数倍，故游食者众。”[[5]]²²⁵

人多地少无田可耕的人们迫不得已加入游民行列。显然，把大批游民仍固定在传统的土地上，已经解决不了明代的社会问题。

朱元璋鼓励人民不要局限于农耕，可多从事其他职业，“先王之教，其业有四，曰士、农、工、商。昔民从教，专守四业，人民大安”[[6]]⁶²⁴。

其实到了明代，游民身份的确立正在慢慢泛化了，它不单单与不务耕种有关，那些游离在四业之外的人皆可称之为游民。

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朱元璋深知游民对社会安定的破坏作用，为了加强对游民的管理，防止新游民的产生，朱元璋制订相关法律措施对游民及放纵游民者以严惩。《大诰续编·再明游食第六》中说：

再明游食，互知生理。此诰一出，所在有司、邻人、里甲、有不务生理者，告诫训诲，作急各著生理。

除官役占有名外，余有不生理者，里甲邻人著限游食者父母兄弟妻子等。一月之间，仍前不务生理，四邻里甲拿赴有司。有司不理，送赴京来，以除当所当方之民患。

设若不拿，此等之徒，非帮闲在官，则于闲中为盗。帮闲在官，教唆官吏，残害于民，不然为贼乡里。此诰一出，四邻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此人或为盗，或帮闲为吏，为皂隶，所为不善，犯之日，四邻里甲同坐其罪。的不虚示。[^6]625-626

“不务生理”和“游食”者都不守本业，他们可能无业，也可能他业，在朱元璋看来只要人人有事可做，自守本业，则天下大安。

哪怕逃民、游民地理流动也不是问题，因为“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赡，是亦国家之民也”[[7]]³⁰⁹⁹。

《明大诰》影印本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0.html

从《大诰》的描述来看，朱元璋对游民的关注重心与惩治重点不在于他们是否无所事事，而是在于他们是否存有从事非法行为的可能性。若“异四业而外乎其事”则“未有不堕刑宪者也”。[^6]624“

《大诰》中的游民群体虽然具有不守士、农、工、商四业之本业的基本特征，《大诰》强调的却是他们勾结官府，为害一方，也就是危害地方秩序的方面”。[[8]]¹¹⁶

不事生产不要紧，无所事事也不要紧，关键是不能从事不正当活动，对正常社会秩序构成威胁。明统治者甚至实行连坐法，动员“邻人里甲”联合杜绝、严格控制游民的大量出现。

明代对游民的惩治是非常严厉的，针对游民所犯罪名不同，有不同惩罚，轻则罚银、杖责、充军，重则凌迟或族诛。“若或不遵朕教，或顽民丁多，及单丁不务生理，捏巧于公私，以构患民之祸，许邻里亲戚诸人等拘拿赴京，以凭罪责”。[^6]624

《大诰续编·验商引物第五》亦云：“治以游食，重则杀身，轻则黥鼠化外。”[^6]625

明代游民多三五成群，集中活跃在小市镇。《金瓶梅》中，游民们都有自己的“好友”和相对固定的圈子。

西门庆与人结拜兄弟；孙寡嘴和祝麻子一起与人放债作保；小张闲、白秃子、罗回子不论蹴鞠还是引诱子弟嫖院总是形影不离。

明代独特的行当——打行，就是社会上不务劳作的光棍、混混们聚在一起组成的暴力组织，“一人有不逞，则呼类共为抨抶”。[[9]]³⁴⁴

游民们单独活动往往显得势单力薄，逞凶时容易底气不足，一旦结成团伙儿，无形之中就促使他们圈子扩大，共商计谋，从而分享更多社会资源。

《金瓶梅》故事发生的地点不是大都会而是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这个小县城。

这些远离专制统治中心的小县城、小市镇，在明清时期是吸附从农村游离出人口的主要地区，也是游民出来闯荡的第一站。朱泽云在《养民》一文中说：

“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通都大邑之闲民十之三，穷荒州县之闲民十之六，有无田之闲民，有无业之闲民，有有田无田、有业而无业之闲民。”[[10]]⁶⁹⁵

居住在“穷荒州县”的闲民（游民）占到了游民总数的十分之六，而住在“通都大邑”的仅占十分之三。

“穷荒州县”也就是边远、经济不甚发达的小市镇。

这些地区专制统治的力量相对薄弱，一些下层农民把手中多余的农产品带到周边市镇进行交易，小商贩、牙人与牙行也随即出现，短距离的交易、贩运使游民们有利可图，小市镇离农村近便，为游民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环境。

《明代城市研究》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0.html

三、《金瓶梅》中游民群体的叙写意义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0.html

《金瓶梅》是一部描摹社会众生相的百科全书，“上至朝廷，下及奴婢，雅如士林，俗若市井，无不使众生相毕露”。[[11]]¹¹²作者对游民群体的细致刻画、立体展示，具有深刻的社会蕴涵。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0.html

（一）暴露黑暗的社会现实

郑振铎先生在《谈金瓶梅词话》里说：“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12]]⁴⁹

在《金瓶梅》的形象谱系中，几乎没有一个好人，从朝廷中枢、各级官僚机构到下层平民社会，简直是一团乌烟瘴气，看不到一丝光明。

《金瓶梅》是以暴露为目的的世情小说，而游民正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没有根基，随时势浮沉，面对黑暗社会，他们或推波助澜或助纣为虐。

明代中后期，封建官僚体制的腐败已达到了极致。游民无所事事，专好与官府勾结，沆瀣一气，欺压良善。书中在描述西门庆的众兄弟时就特别指出这些人“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

当韩道国老婆与小叔子通奸被抓，韩道国通过应伯爵向西门庆求情，西门庆徇私枉判，不仅把通奸二人无罪释放，还把邻里四人冠上个“非奸即盗”的罪名，最后监禁毒打一通，小小游民竟然可以左右官府判决，凭几句话就轻易改变判决结果，可见，当时游民与官吏相互勾结已蔚然成风，整个封建官僚体制散发着腐朽、衰败的气息。

游民奔走、效力于官僚富豪之间，成为他们的帮凶，普通百姓对他们的为非作歹敢怒不敢言，所以游民的存在严重败坏着社会风气。

官僚富豪追求口体之奉及淫欲的满足，通常需要游民去帮忙、去物色。如应伯爵刚一出场就是在给西门庆推荐妓院里“出落的好不标致”的李桂姐，还说：“敢怕明日还是哥的货儿哩。”

果不其然，西门庆日后没少去李桂姐家，还为了她醋意大发。西门庆死后张二官要娶李娇儿，也是靠应伯爵来回牵线、通报信息。

孙寡嘴、祝实念整日带着王三官在齐香儿、李桂姐、秦玉芝家行走，王三官的母亲林太太对此极为不满，说“外边有几个奸诈不良的人，日逐引诱他在外嫖酒，把家事都失了”，一见西门庆，就赶忙“央烦”、“望乞”，希望西门庆帮助王三官同那群人断了联系。

明代中晚期，人们的生活和道德观念在世风熏染下发生了严重畸变，风流放纵成了大多数人生活追求的目标。

游民出入妓院，为鸨儿拉拢生意，勾引官吏子弟去妓院嫖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妓院兴隆，为狎妓风气的盛行推波助澜。

《金瓶梅》中所呈现的小小清河一地妓业之盛，与游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金瓶梅》封面

（二）中国封建奴性文化的折射

中国封建社会十分重视尊卑之分、上下之别，封建文化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把人奴化的文化。

如封建文化一直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他们的背后有一种什么纽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呢？那就是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

出身、经济、权势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阶层及从属关系。在服从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失去作为人的自主与自立，封建统治者希望把人变为奴才，便于统治，而为了改变命运，求取更好得生活，人们反过来也唯封建权势马首是瞻。

以西门庆的兄弟们为例，他们曾经也阔过、享受过。应伯爵是开绸缎铺应员外的二儿子，谢希大是清河卫千户官儿应袭子孙，云理守是云参将的兄弟，吴恩典是本县的阴阳生。

可是这些人没能继承家业，家财耗尽，败落下来，破落户子弟虽然没钱却还想依靠别人去过过富豪的瘾而甘愿当帮闲当奴才。

奴才也是分等级的，奴才巴结主子，下级奴才巴结上级奴才。应伯爵作为西门庆最为赏识的帮闲奴才，自然而然也成为下级奴才讨好和恭维的对象。

黄四、李三要向西门庆借钱做买卖，没有应伯爵的帮忙说和就借不成也做不成。贲四当上西门庆家的庄子管工，就不得不带着三两银子去向应伯爵表示感谢并磕头。

连春鸿去张二官门下也需要应伯爵指路。应伯爵的重要性仅次于主子，难怪人们都赶着他叫二爹，到了哪里也有人和他打招呼，下等人还忙着给他磕头。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用封建、奴化思想毒害人，把人变成供剥削阶级驱使的“驯化工具”。在被“驯化”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适应自己的奴才身份，甚至甘心、情愿去争做奴才。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资格”。[[13]]²²⁸

这背后反映出了中国式奴才一个普遍的思想状况——安于奴才生活的现状，情愿在困苦和屈辱中“平安”地过下去，丝毫不愿付出努力，去过稍微好一点的比较像人样的生活。

应伯爵就是个典范，他乐于当奴才，而且当得心安理得，对别人的侮辱从不在意。

西门庆从未把应伯爵当成一个自主的人看待，屡屡戏称他为狗才，西门庆不尊重他，连带着西门庆周围的妓女也瞧不起他，甚至不把他当人看，桂姐就曾骂他：“你不说这儿一声，不当哑狗卖。”

酒席上，爱月可以清脆地打他的耳光，让他下跪叫月姨。应伯爵照单全收，此时的他已经没有一点人的尊严。

面对各种屈辱、不把他当人的不公正对待，应伯爵从来没想过反抗，也从未试图摆脱同西门庆的依附关系，独立生活，反而安于现状，甘心供人驱使，恪尽职守地践行“奴才哲学”。

从另一方面来看，封建专制文化的本质属性也决定了统治者需要这些被奴化了的人来为其效劳，奴才们的谄媚胁肩往往能使主子们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

第七十七回，西门庆拿应伯爵寻开心，对郑爱月说：“小油嘴儿，你倒和李桂姐两个把应花子打的好响瓜儿。”事实上，西门庆是把应伯爵和妓女同等看待的，但是这一点儿也没妨碍，生活中，西门庆和这些人一刻也不能分开。

李瓶儿死去，西门庆难以释怀，最后还是靠帮闲应伯爵的排解才得以释然。

《金瓶梅》中的游民的沦落与处境正典型反映出中国封建的奴性文化，是如何一步步把正常的有独立意识的人变成没有是非观念，浅薄无聊、不知羞耻的奴才全过程。

戴敦邦绘 · 李桂姐

(三）“心学”背景下的人欲膨胀

统治思想界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的程朱理学，在明中叶越来越趋向僵死，士人们厌倦和反感的情绪日益滋长，王阳明的“心学”正是在反对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心学”强调人的本心，主张发展人的“自然之性”，张扬“人欲”，肯定人的私心。在这种思想学说的影响下，追求人性解放成为晚明士人的普遍的思想倾向。

他们崇尚天然，反对一切束缚，追求随情适性的生活方式，但却在发展的航程上失去了正确的航标，从理学异化人性的极端走向了一切唯我是尚的极端，逐渐泛滥成为放纵情欲、破除一切礼法、追求及时行乐的沉渣浊流，这在《金瓶梅》中的游民身上就得到了典型的体现。

对食色之欲的无餍贪求在小说中的游民身上有着详尽的表现。明代中叶以后的整个社会，“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14]]¹²³。

小说中，西门庆生活的奢侈糜烂简直令人瞠目，仅就其家宴中的菜肴珍馐来看，就不下三四百种，涉及到的烹调方法达几十种之多。

吃喝的花销也异常奢靡，第四十九回，西门庆设宴招待新任巡盐御史蔡状元及东平府巡按宋御史，酒席上“说不尽肴列珍馐，汤陈桃浪，酒泛金波”，“当日西门庆这席酒，也费够千两金银”。

游民们虽然常常连温饱都不能解决，但是在当时世风的熏染下，他们也极力追求口腹之欲的最大满足。

应伯爵就是饕餮食客的典型代表，书中对他的“吃”相有很多精彩的描写。第三十四回，“伯爵吃的脸红红的，帽檐上插着剔牙杖儿”；

第三十五回，在西门庆家吃腌螃蟹，“应伯爵和谢希大两个抢着，吃的净光”；第四十二回，应伯爵等“每人吃一大深碗八宝攒汤，三个大包子，还零四个桃花烧卖”；

第五十二回，黄四家送来四盒子礼，“还没供养佛”，应伯爵“就先挝了吃”，以至于西门庆大骂他：“怪狗才，你害馋痨馋痞！”酒足饭饱，便去追去淫欲的满足。

《金瓶梅》开头几回，就写及应伯爵等陪着西门庆、花子虚终日流连勾栏院中，一呆就是半个月，吃喝陪侍。

应伯爵平日常在妓院中鬼混，甚至连西门庆也不知的粉头，他都讲得出来龙去脉。在西门庆嫖妓的同时，应伯爵也不忘揩油，按住李桂姐、郑爱月儿亲个嘴、咬口臂，那是家常便饭。

不择手段追逐金钱在游民身上也有鲜明的体现。“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是封建社会强调的最起码的伦理原则，但是这在游民身上却遭到了无情的践踏。

吴恩典上任前需要摆酒、送礼，托应伯爵作保向西门庆借七八十两银子。应伯爵说：“依我，取笔来写上一百两。恒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钱……到明日做了官，慢慢陆续还他也不迟。俗语说的好：借米下得锅，讨米下不得锅。哄了一日是两晌。”

从结义金兰的“亲”兄弟身上打起金钱的注意，应伯爵是没有一点儿含糊。在封建社会里，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是处事有规、以正为本、不取不义之财，但游民的行为和表现无不证明伦理观念在当时时代条件下已遭到金钱的彻底嘲弄。

在明代，游民“四业不务，惟务结交官府，捏巧害民，擅称的当、干办、管干名色，出入市村，虐民甚如虎狼”[^6]632，他们结交官吏，挖空心思，聚敛钱财。吴典恩就专一给官吏保债，放高利贷，从中抽分子、吃回扣。第二十三回，王六二和韩二通奸，被光棍们扭送官府，应伯爵左右说情，吃了原告吃被告，中间落得二十五两银子。

在应伯爵的游说下，通奸二人还被官府无罪释放。

总之，明中叶以后浇薄世风影响下人欲的泛滥，在《金瓶梅》中的游民身上也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游民们一方面无视封建律令，践踏一切礼法，为了难填的欲壑而勾结权贵，帮闲进而帮凶；另一方面他们又如蛀虫一般在蛀蚀着业已千疮百孔的封建肌体。

他们与腐朽的统治者沆瀣一气，共同损毁着封建大厦的根基，在客观上共同敲响了这个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丧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