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说什么是现代意味之前，首先来拆解一下关于《金瓶梅词话》的基本结构组成成分。
《金瓶梅词话》是一部产生于明代晚期的长篇章回小说，计约八十余万字，作品中的人物与故事大致可分为三个大类的群组：
这个群组主要以西门府为中心并辐射到大约十八个家庭，但着力点仍是以西门府的生活为中心内容，通过对西门府家长里短的是非讲述，对府中人们勾心斗角的家庭矛盾设置，对飞短流长的家庭环境描绘等人物的言行书写，达到了对人物个性性格的塑造与刻画。
这部分是《金瓶梅词话》整部小说的前景主体，虽然全书中的家庭群组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即七十九回以前是这个群组的前半部分，主要以西门庆、潘金莲为男女主人公的担纲；从第八十回到第一百回为这个群组的后半部分，陈经济、庞春梅两人成为这部分的主要担纲人物。
而串联这个群组前后两部分，也是贯穿全书的人物是吴月娘、玳安和小玉，这三个人物终成一家子，这一家子的结局，终结了西门府为首的这个群组的全部人物和故事。
作为整部小说的前景设置，这个群组中有财色有情爱，有同温层的互暖，有底层人的互害，有女人之间的妒忌，有男人之间的博弈，有夫妻之间的虚与委蛇，有主仆之间的相互依仗。人间百态，人情万种，似乎涉及了很多，又似乎涉及不够。
我曾在小书《云霞满纸情与性：读金瓶说女人》一书中（2019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以这个组群中十几位女性人物的心理为观察视点，对她们各个不同的心理行为做出过专章分析论述，此不赘述。
在这个组群中，兰陵笑笑生对人物的刻画用笔有简有繁，形成了人物心性简单与复杂的不同，人物也由是形成了独有的个性与特征。
比如，同是与西门庆先行通奸，尔后嫁进西门府做小妾的潘金莲与李瓶儿，一个敏感善察，心性多变，人狠手辣；一个木讷实诚，宽厚包容，个性温和。
李瓶儿可说是中国传统小说中，第一个被成功刻画的“傻、白、甜”妞的女子形象，尤其是“李瓶儿之死”一节中，李瓶儿对后事的交代，以及西门庆对她逝去的哀痛之情，其感人至深的程度，直可与《三国演义》中刘备“白帝城托孤”相比拟。
再比如，李娇儿和卓丢儿，她们都是西门庆少年时期在风月场中的相熟女。生意发达之后的西门庆，出于一己的恩义之心，把两人前后脚赎出青楼和娼窠，让她们脱离了出卖皮相、倚门卖笑的生活，改变了她们卑贱的社会身份，还将二人置于西门府中二房、三房的位置。
但面对西门庆给予她们这样大的改命之恩，卓丢儿是早早撒手归西，李娇儿更做出了私通吴二舅，背叛西门庆的行径。若说人生有因果报应，且报应不爽的话，卓丢儿与李娇儿对西门庆的恩义回报，令人不禁怅然。
当然，吴月娘的善终，玳安承袭西门姓氏和家业，这算是《金瓶梅词话》小说里一个光明的尾巴，这也符合中国人喜团圆结局的审美心态。
然而，家庭群组是《金瓶梅词话》全书的最主体部分，在这个组群中，人物除了西门庆与潘金莲以外，西门府中的男女家奴仆妇约有51人，其中各房使用的丫鬟小厮约13人，各个店铺伙计有10人。
这样的家庭规模设置，十分符合西门庆的所居地并非繁华都会，西门庆的出身只是一个破落户家庭的身份。尽管崇祯本《金瓶梅》修改了西门庆的身世，给了他一个员外父亲的背景，但也不可能突破一个中等富裕家庭的规模格局。
由此，才有了西门庆要奋力攀升的社会空间存在，以及成为暴发户的追求动力。西门庆发奋图强的个人争斗行为，也更具有了合逻辑性。
《云霞满纸情与性：读<金瓶>说女人》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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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大群组以青楼妓馆和商贾交易为中心，以市井活动为内容，其包括了僧、道、尼、番，医、巫、星、相，卜、术、乐、剧等行当，水陆各种商品贸易，真可谓是“周祥备全”，由此被视为“是书于四书之尤奇者矣。”（张竹坡语）
《金瓶梅词话》通过对身处社会逐利至上，金钱为尊时代的万象捕捉，揭示了在“无所不假”的冷漠社会里，市井江湖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无道义可言，无善意可现，无真诚可感，无美好可待。
人伦关系以假为荣，以可利用为要，社会上充斥着混子和骗子，所有的恶都能得逞，所有的善都被群嘲。愚昧的被欺骗、弱小的被出卖，有才的被弃置，有貌的被践踏。人伦中没有对错是非的判断，只有利弊得失的立场分割。
人的所有奋发都只是围着钱与权，但凡离开钱与权的追逐，人们所有的奋斗只不过是一场生死疲劳。
这一大类群组的人和事，所描绘出的皆是社会的晦暗，皆是这个社会至暗氛围把人逼得喘不过气来的讲述。
这个大群组主要以丽春院的头牌歌女李桂、郑家楼的郑爱月，以及帮闲领袖应伯爵为重点人物。这是《金瓶梅词话》小说的中景与中轴。小说通过以西门府为代表的各类家庭、门户所形成的社会承重面的呈现，并由其中一个特殊人物，王招宣的遗孀林太太，在家势没落后的生活挣扎情形的讲述，对现实社会的凶恶，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
通过对这个群组人们生存方式和言行的生动描绘，把一个看起来五光十色的花花世界，实际内里却充满了人际中“笑人贫，恨人富”的市井文化，刻画得淋漓尽致。
场面上人人脸上笑容可掬，暗里却尔虞我诈，友朋间表面互相“靠傍”，实则相互算计。人来人往，只为有利可图，亲亲热热，只为一日三餐。
《金瓶梅词话》里的市井，是一个没有忠诚只有背叛，没有恩义只有敷衍的江湖泥淖。听着那些个把好话说尽的人，看着他们把坏事做绝。妓家明艳的妆容里，涂抹着厚厚的虚情假意。朋友铿锵的誓言中，包裹了时刻准备出卖的杀手锏。
小说正是通过这个群组中人物与故事的铺陈，把人生的虚妄与残酷，渗透在了青楼女的斑斑事迹里，显现在了帮闲们的点点行迹中。令人如入冰窖，寒透身心。
《金瓶梅词话》中这个大组群所设置的人物，可谓斑驳复杂。仅仅和尚、道士、尼姑等就有31人，另外还写了专门看命相法术的有9人。红尘内外，难分沧桑，出入之间，纠缠欲望。如此透视的刻画，就目力所及，至今小说中无有比肩者出。
这个群组的设置就其功能而言，主要起到了对全书情节的连环勾搭功效，尤其在对形形色色人物的描述中，作者不动声色地通过主要人物的行为心理、个性特征，成功完成了对人物的典型塑造，更是为全书中人性厚度的存储，做出了十分理想的一种夯实。
对于长篇小说的结构而言，中景与中轴的设置，决定了小说文本质地的密度与长度。这是作者创作构思的一个具象，也是写作技巧不可替代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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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群组以清河县衙、卫所、守备府为基点，通过西门庆暴发前后的勾连，从武大案中的团头、仵作、班头、捉差为始，逐步上延至都头、团练、通判、典史、县尉、知县，知府、知州、提刑、提督，而涉及到的还有朝廷专属行政官员，如驿丞、校尉、佐贰、主簿等，再往上还有参议、布政、巡按、巡抚、御史、太尉、太师，直到皇上。
有学者做过统计，属于这个群组的宋、明两朝历史人物，竟高达四、五十人之多（霍现俊），加之虚构的官场人物，从皇帝宋徽宗、东京八十万禁军提督杨戬、左丞相兼吏部尚书蔡京到山东监察御史宋乔年、沙关收税的主事人钱龙野等，大大小小的官场人物达二百余人。
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人物群组，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官场百态，有幕前幕后的刀笔吏，有貌公实私的贪腐官。
这个庞大的群组是整个小说文本的基底背景，是全书的主要底色。小说通过描绘这个群组中的人们，如何在宦海风浪中翻腾，如何在波谲云诡的官场文化中浸润和历练，如何在敲剥民髓的长期实践中，参与拱卫巍巍皇权的存续，并得以实现一己的种种贪欲，生动揭示出不受约束，无法管制的权力，打造了官场即是名利场的文化属性，并以此成为腐蚀社会的罪恶源头，是人性向善的最大阻碍。吏治腐败是亡国肇始，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的小说家言。
这部分主要是写大宋王朝的政务庶事，例如讼狱官司、屯田建庄、贸易赋税、茶马农桑、驿递皇庄、稽核检查、水利营造、包括保甲、祭祀、水利、仓储等很多具体的事务，以及民风教化、边防军备、社会治安等等。
在这个群组中，有宋、明两朝大量官场礼仪和交际场景的描绘，诸如不同级别官吏间的拜谒礼节、宴饮座次排列、信函往来书写范式、称谓等，包括很多场景的描写，比如祝寿、过节、游乐、辞行，升堂、朝觐等等。奠定了《金瓶梅词话》文本的史料价值。
这个群组以西门庆这一人物为原点，以官员们之间的互动为主线，以配搭着吏员们或为己、或为主子们，溜须拍马使绊子的各种手段运作为副线。通过主、副双线的相互交错演进，织就了整个大宋王朝官场中，那副内里是乌烟瘴气的龌龊，表面又一本正经施政的虚伪样貌。
兰陵笑笑生笔下的官与吏们，是一群在大庭广众面前满口仁义道德，暗地里却干着恶毒至极的非人之事者。他们道貌岸然地公权私用，明目张胆地吞噬着民脂民膏。
这个硕大无比的权利绞肉机，拱卫着的只是一家一姓的幸福生活，吞噬着的则是千万子民的血肉之躯。
《金瓶梅词话》把小说这一真正的社会批判主旨，以背景的方式，置于家庭场景故事与人物的穿插之中，直到六十回以后，才渐渐将这个背板式的景深，推拉到了一个中景的位置，并同时把原来中景位置的市井群组往背景推送构置，这一改变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官场的魔幻场景，成为烘托西门庆人生高光时刻的亮色，把原来散点透视的浅表景观闪烁，集中成一个大色块的组合，以加大人们视线中的景深深度。
由此才使得“西门庆之死”一事所透露出来的警示性、哲思性、感悟性产生了令人十分震慑的效果。
由上述可见，兰陵笑笑生小说创作构思的精妙，通过成熟的书写技法，得以完整展示。这同时佐证了《金瓶梅词话》是一部不能假人之手，或是托赖他人续写的小说。兰陵笑笑生在《金瓶梅词话》的全书结构设计，就整体构思看，已然是拉开了他与同时代其他小说创作，或是编纂者们，在文本结构思路上相当的距离，而具备了兰陵笑笑生自己明显的个性化创作思维。
这种通过结构上表现出来的构思新意，不仅为《金瓶梅词话》成为明代四大奇书之首，奠定了小说艺术的基础，也为后来小说的结构设置提供了可堪模仿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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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在架构文本，结构全书方面的创新与突破，其意义当然不是获取了“四大奇书”之首的定评，更大的意义是为后来的小说创作，尤其是世情类题材的小说书写，定下了一个基调，甚至成为中国世情小说创作的模板。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瓶梅词话》的文本结构具有了现代的意味。
什么是现代意味？我以为具有辐射与统括不同时代与体制的社会内容，能为不同时代和体制的下人们，都可以接受和理解的人物形象存在，并能被历史延续传播的文学作品，基本可以视为是文学的经典。当然，经典性并不就具有“现代意味”。
就《金瓶梅》而言，所谓的现代意味，应该是兰陵笑笑生在创作文本时所具备的这种超越了他的时代的创意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小说作家的创意不等同于写作的技法，技法只是对创意的实践行动而非创意本身。
之所以说《金瓶梅》文本的结构具有现代意味，指的就是兰陵笑笑生的创意性具有现代意味，只是这个所谓的现代意味是通过他对文本的结构来体现的。
《金瓶梅词话》距今约四百余年，不论对词话本系统还是对崇祯本系统的研究与批评，可谓高论不少，汗牛充栋。然而，在务虚有余，务实不足的思维惯性中，对小说类文本批评的话语场中，仍存在有较大的失缺范围。
就本人浅显的目力所及，明晚期以后，对《金瓶梅词话》探讨的主要问题，大致集中于作者、主旨和文本的社会功能等。到入清以后，对崇祯本《金瓶梅》的批评，大多以文章的写作规程为基本，以文章的书写和结构方式为小说结构的基准，并以此对《金瓶梅》文本做出评价，这一方面可以张竹坡、文龙的评点最具代表性。
而这种模糊了文体的具体形态，笼而统之地对文本提出批评的行为，并非由清伊始并延续至今的。早在李贽、叶昼、金圣叹等等，这些明清时期的小说评点的代表性人物的评点中，已经可见一斑。
此说并没有要否定前贤们对小说批评理论贡献的意思，相反，正是在前贤们所贡献出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后进才能看清楚小说批评发展的轨迹，才能认出自身理论发展演变中的疏漏与不足。
当然，人类所有的认知边界的突破或是延展，都不可能离开一个前提，那就是对标，也就是寻找到适合的对照物。更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那就是相应的话语方式。
所谓“没有对比就没有鉴别”，对于小说批评研究领域也不例外。而小说批评研究的对标靶向，必然是在现代小说批评理论体系确立后，人们对它的认知、掌握和运用。
但这一观点虽完全符合人们的思维运行，以及认知逻辑的自洽，甚或可以说是一种话术的常识了，可因各种非学术原则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各类不符合主流政治话语对人的思想整肃的需要，加之某些民粹情绪涌动的学术氛围之下，现代意味的批评是不可容忍的。
因此，运用成熟的小说理论，对传统小说文本进行研究和批评的说辞和方式，在当下越来越备受冷眼和冷遇，甚至遭遇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律唾弃。这样的情形对学术的深入当是有害无益。
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起因是通过对传统小说的文本细读，已然感受到了创作过程中的变化与预见，尤其是以个人创作长篇小说的起步作品《金瓶梅词话》看，不仅在技法上具有传统的继承与发散运用，比如“草蛇灰线”法，“伏线千里”法等等，在篇章结构上更是自成一体，腾挪跳跃，移步换境（借国画术语之移步换景），体现出与同期章回体小说全然不同的创意构思。
这说明，兰陵笑笑生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技法与结构方式的概念区分是清楚的，对小说创作本质中的虚拟与实证的疏离性认识也是清醒的。这倒恰好反衬出后来的批评者，多多少少表现出来因对常识的混沌和懵懂，在批评过程中犯了概念不清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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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对于长篇小说的文体而言，谋篇布局是第一重要的工作。所谓“结构第一”（莫言），是因为结构决定了作品的密度和长度，并由此才有了作品的高度和厚度。
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最易被人们感受到的，往往是它的高度和厚度，最显在的表征往往是技法营造出来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发展的曲直，场景再现的贴切等方面，而这些方面也是批评家们最先得到的体察。
相对于密度与长度的内在关系而言，则往往会被批评者所忽略。而被忽略的原因，不是批评者认为不重要，而是因为不易说明。
其不易说明的困难点在于如何很好地廓清写作技法与谋篇布局非同属概念的表述上，这就造成这两个概念的辨析难度，以及论述过程中的对应难度。
因为，从表象来看，这两个概念的粘黏度的确很高。加之长期以来，批评家们疏于对二者做一个理性属性上的剥离，这也导致了要证实结构篇章不等同于写作技法的论证具有相当的不精确性。
当然，尽管“理论是灰色的”，但却能给人以透视事物本体的亮光。就《金瓶梅词话》来说，兰陵笑笑生在谋篇布局，结构全本的架构设置上，不仅是明代四大奇书中的翘楚，同时也透露出一种非常独到的、具有现代意味的创作构想。
这一构想通过文本的展示，使其结构形式具有宏大、立体、灵动、多面的特点。由此，文本也从内容的丰富性，到了艺术的前瞻性。
《金瓶梅词话》所具有的创新实践和突破窠臼的勇气，究其底里，与兰陵笑笑生在写作之初，动笔之始，就对整体结构有了一个概略的思考和定位关系密切。而这些都是创作思维的一种活动成果，而不能看成是写作技巧。
换言之，构思在前，行文在后。这看似常识，但往往在批评时，又常常被混为一谈。例如，把人物事件的线索伏笔设置，误解为是一种结构方式。
这种误解充斥在不少的研究类、批评类、鉴赏类的文章中，在此不再一一例举陈述。正如前文所言，这种误解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因由，因为传统性地缺少对文体创作的差异性辨别体认，就会习惯性地以一种陈规的批评理念或是方式，统御所有的文本批评。
比如以诗文的观察批评方式，比如以八股文的评点方式等等作为观察小说文本的视点，就是很显著的例子。
细观明代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的创作，作者们的创作理念超前，与文坛批评理论，尤其是话术的滞后，造成了创作与批评两不相应的尴尬局面。可是，在明以后的时代里，这种尴尬的缓解仍然十分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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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时期，仅就对《金瓶梅》的批评而言，具有了更多对文体特性的关注和理解，也有了更大的格局和眼光，比如肯定《金瓶梅》创作的积极价值（沈雁冰），对社会之恶，人性之恶的指斥（吴妍人），对世风民俗的矫正功用（黄小配）等，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索隐之风应运弥漫到了《金瓶梅》的研究与批评中来。
之后，人们更进一步混淆了小说与历史的分界，误导了人们对小说本体性的认知，把小说理所当然地当成了史料的演绎，当成了一段历史的谜面，并以小说作品为器，必要翻出历史的谜底而后快，并孜孜以求，代代沿革，到了病态的程度。
正所谓小灾因为执念，大灾因为专权。不顾小说的虚拟本质，硬要把小说当成历史看待的执拗病态，尤在《红楼梦》的有关作者，故事原型等研究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和无奈。
以至于当下的各种奇闻轶事甚嚣尘上的情形愈发奇绝起来，这种一步三回头的顾盼，更因民粹之风的加持，使得学术的探索脚步，愈加要按照一定之规来走，也由此变得步履蹒跚。
所谓的一定之规不在明面，而是一味强调中国古代文论已经相当的丰富和全面，学人对古代文学的批评也好，研究也罢，只需要按图索骥，即可达到完善无陋，无需那些“隔靴搔痒”的西方话术，更不能采用外来的理论作为指导。
那么，“隔靴搔痒”的话术与滥用西人理论的问题有没有？当然是有的，当然是要批判和杜绝的。
但是，搔痒恰当的话语，善用西人理论的情形有没有呢？当然也是有的，只是得不到包容和宽待，更不会有理解和鼓励。当然，逼窄仍然还有着思考不辍，总有人不在意窗外的风雨萧萧。
想这不相应的局面延续至今，以及后来人对《金瓶梅》小说肆意滋蔓的评说，应都是兰陵笑笑生始料不及的吧。好在这些并不影响作品的经典性。
《金瓶梅词话》文本结构的现代意味还通过传播与接受的方面得到体现。
一是文本中所包含的智识提升度，诸如经典对白、格言警句、哲理思辨性的叙述段落等等，即所谓具有增智解惑的理性辨识价值的获得。
一是文本所讲述故事的趣味度，诸如人物形象的鲜明、故事演绎的精彩、情节发展的曲折等等，即所谓审美范畴的共情契合度的获得。
虽说这两方面不完全同质，但不论是哪一方面有着多与少的存在，都可以成为作品与阅读者观察和品味后产生的评价结果。
在人类阅读史上，各种文字书写的文本，浩瀚如海。而其中能成为世所公认的经典作品，不论使用的语言为何，大多都具有智识与情趣并举的特点。
作品中的人物与故事，大多是具有能穿越漫漫时空，为后来社会的人们所理解，并产生出共情的特质。
《金瓶梅词话》在经历了属于它的时代的一波大浪淘沙式的筛簸甄选后，获取了“第一奇书”的冠名。四百余年后的当下，人们捧读这部作品时，仍能深深感佩先贤对这部作品定位“第一”的精准性，以及定性“奇书”的感悟性。
首先，一段世俗人生的叙说，却能观照世代衍替，乃至今时今日都依旧在渗出的人生况味。作品因具有抹掉时空界域的穿透力，使得这部小说堪称永恒于世界文学之林，此一奇也。
其次，在几百年坊间至高堂的流传中，《金瓶梅词话》可谓备受污名，屡屡遭官封人禁，却难以断其梓墨相继，兀自流传不已。虽以“马甲”变幻繁复的姿态出现，但本质上那种特立独行的样貌，仍然清晰可辨。
不论是冠名万历本的“词话”，还是崇祯本的“小说”，《金瓶梅》这部小说，一直在变化万端的社会形态下，在不同的政体缝隙中，孑孓地穿行不息，此又一奇也。
还有，《金瓶梅词话》故事中的芸芸众生，虽说他们遭遇不同，命运各异，但每个人的人生悲痛，毫无例外地源于那个专横的皇权独裁体制架构出来的至暗时代。
王朝强权用政体敲剥民之骨髓，践踏民之尊严，侮辱民之人格，统治者给予小民众生的盘剥和压榨，就是运用金钱和权势。
他们一方面在价值观上，有意引导金钱万能，以此催动起人的贪婪欲望膨胀，同时毁掉人的天良与正向的价值判断。
另一方面，他们又以逆向淘汰的方式，营造了浓厚的假、丑、恶的社会生存氛围，并以此来终结对真、善、美的精神价值追求。
《金瓶梅》这部小说，通过对故事中各类人物命运的设置和铺叙，把“一人之天下”的独裁罪恶，展示得尽致且透骨，这是《金瓶梅》的又一奇之处。
从上述三点来说，《金瓶梅》已然超越了一个具体的朝代，而更具有了普适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
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阐释价值，认识价值，哲理与审美价值都会变成一代又一代人对自我生存环境的借代、指代和借用、寓言的意象性话术而出现。
只要还有与大明王朝相同的社会弊端存在，《金瓶梅》小说就具有永恒的社会意味，就会是一部中国式社会世故人情百科全书一般的存在。
《金瓶梅词话》全书人物一百八十余，涉及当时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可谓上至九五之尊，下至贩夫走卒。
就长度而言，《金瓶梅词话》有几近百万言之巨，可谓十分的长；就密度而言，“说它是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的缩影也可，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也无不可。”（刘上生）
《金瓶梅词话》以借用《水浒传》人物故事为基础，以孟玉楼人物设置来构建属于《金瓶梅词话》的故事架构。同时，又混搭着《水浒传》“武十回”的人物线索，有节奏地推进故事的演绎。
这种“套改”写作的篇章结构构思，既很新奇且颇具创意。这种奇思妙想，在明代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复式小说”的一个实践。（商伟）
尤其在长篇小说故事的讲述构建中，让主人公西门庆突然死去，终结了七年时长的故事讲述。以另一人物陈经济来接续和延展长达十五年的社会进程，这对一个叙事文本构成而言，既是如此犯忌，却又如此成功。
《金瓶梅词话》虽采用了主人公变化的险招，隐约看出在结构上也有过一丝对网状结构的犹豫，但就目前的文本而言，全本读来并无明显的违和感，况且更多细节设计的精确和描写的生动，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奇观。
《金瓶梅词话》因人情事理的现实性主题，决定了小说对人性揭示的平实与深切，全书所弥漫的悲悯情怀，决定了作品以文学形式反映出的是人性层面的思考，并进而生出了一份独特的美学表达。
《金瓶梅词话》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首次把人性的“露丑”作为创作主旨，在作品中形成“以丑衬美”的“逆袭”式阅读审美视域。
仅就这两方面的创建，该作品便可谓是大大开拓了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主题的选择，以及叙事文学审美领域的扩张，这也是小说产生于明代，却具有现代意味的地方。
《金瓶梅词话》的创作影响，尤其是“指斥时弊”的尖锐与深刻，以及在敢于正视人性软弱与丑陋的勇气上，在其后的清、近、现代，乃至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虽多少有一些继承、化用和包含，但还遗憾地没有看到有所超越。
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有清一代产生的八大小说，可谓成就非凡。尤其是《红楼梦》的文学成就，堪为一代峰巅。
这些优秀的小说在书写技巧上，不乏很多精彩绝伦之处。尤其在用语的精准、流畅、唯美等方面，对《金瓶梅词话》是有所超越的，但仅限于写作技巧的层面。
就文本结构方面论，能与《金瓶梅词话》比肩的唯有《红楼梦》，但《红楼梦》雅致精美的意趣追求，既是它的长处，也是它的短处。
因为《红楼梦》这份青春气息浓郁的构思和创意，虽说带给人诗意的赏心悦目感受，可往往在青春年少过去后，也会变成一抹靓丽而缺少深刻体悟的回忆。
这并非否定《红楼梦》是一部经典小说，但从文学精神的力道而言，《金瓶梅词话》与《红楼梦》的差异性是不言而喻的。故而，才有了“《红楼梦》是《金瓶梅》的青春版，《金瓶梅》是《红楼梦》的成年版”一说。
文学作品经典的可能性，最主要的当然是故事中能出现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这些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均是作者通过虚构的故事加以完成的。
这些虚拟化的人物是作者灵魂与身心的外化物象，是作者对身处其间的那个世界的解读和观察结果的表达。
作者正是通过完成人物形象刻画的过程，表达出自己对人生的真相、真知、真谛的某种领悟，并对这些时代的、社会的、生命的“本相”，做出个性化的冷峻思辨。
之后，再以讲故事的方式，对“那时那事”进行编排组合，把各类人物的种种境遇和因缘关系交织起来，从而实现对人性的探究与剖析。
在解读这些文学人物的心理与行为时，最忌讳的是用实证研究的史学方式，来“坐实”小说中的人和事。
因为“坐实”的阐释方法，会有意无意地生成某种认知上的遮蔽或误导，尤其对习惯“信以为真”的受众而言，史信的解读，会使阅读故事的接受过程，或多或少成为误读的过程，从而忽略了作者创作的本意，忘记去接受作者通过虚拟人物来表现关于灵魂铸就，关于心性磨砺之种种如何观察，如何体悟的过程，这会造成读者对文学经典的一种“辜负”。
细读《金瓶梅》小说，人们会发现那些从《水浒传》蜕变到《金瓶梅》里的人物，俨然已经改了颜色，变了秉性，串了故事，换了心肠，轮回出的是别样的人生境况。
故而，品说《金瓶梅》里的人情世故，当然没有了《水浒传》中与之相关人物的那些个爱恨情仇。《金瓶梅词话》开创的世情类文学结构方式，为后来的《红楼梦》做了张本。
打个比方，《金瓶梅词话》犹如写的是一个家里的卧房，且主要的空间对象是房中的“床”。所以，小说主要有床上的铺陈，床上的的功夫，床上的阴谋，床上的私密。
而《红楼梦》犹如写的是一个家里的厅堂，且主要的空间对象是厅堂里的各种陈设。所以《红楼梦》主要写厅堂的富丽，厅堂的豪华，厅堂的典雅，厅堂的气派。
然而，文学是人的生命具象与抽象的语言聚合，既有床上的生老病死，也有堂上的风花雪月；床上有焚香也难掩的阵阵恶臭，堂上也有风雅被附庸后的造作。
人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只见厅堂的富丽，也不会只看卧房的床帐。对一部文学文本的结构书写，“堂”不伟岸，“床”不低贱，写堂或写床，都是文学进程中的成就与必然。
如果认为《金瓶梅词话》是粗鄙的，那是因为让它诞生的王朝时代是粗鄙的。《金瓶梅词话》犹如一部被兰陵笑笑生随手拍下，没有经过剪辑的纪录毛片一般，每一帧都很原始地摊开在人们的面前。
而后来的《红楼梦》则是经过曹雪芹的精心剪辑，按照一个完美的剧本演绎的故事片一般，每一帧都力求精致。两者无谓高低，不分上下，各有机杼，各有内涵。
即便《红楼梦》对《金瓶梅词话》不乏借鉴，但后者仍有属于自我的高光闪烁。如果非要定出高下，分出输赢，那不是作品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注：本文所引部分资料出自张兵等主編《经典丛话之<金瓶梅说>》，1999，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文章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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