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钧韬│《金瓶梅》研究中的哲学思考

在三十多年的《金瓶梅》研究生涯中,为了学习,我特别重视对权威们的研究。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8.html

权威之所以成为权威，是因为他们解决或基本解决了本学科中的某些重大理论问题，取得了真理性的认识。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8.html

首先，我在十分尊重权威的前题下，将本学科中的权威理论，拿来认真学习，把握其精髓。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8.html

在这里来不得半点轻狂。然后，将权威们得出理论观点所使用的全部论据，找出来逐条进行仔细核查，辨其正误与优劣。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8.html

再将权威们如何根据这些证据得出其结论的思维过程、思维模式，进行重新演绎。通过多年的从实际出发的调查研究，我看到了权威们解决或基本解决了本学科中的不少重大理论问题。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8.html

我也看到某些权威的某些理论观点，不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犯了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造成研究结论的片面性、不完善，乃至失误。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8.html

现将我所见到的权威们的问题，选取八例（实际上可能有近十五例）作为考察研究的对象。在这八例中可能还包括个别商榷性的问题，列入其间亦可引起重视。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78.html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性的认识必须通过调查研究（实践）才能获得。

如果不通过调查研究，或调查研究不全面，或只恁主观推理、主观经验，就可能走向错误。鲁迅先生的权威论点：“《金瓶梅》万历庚戌始有刻本说”，就是这样成为错误的典型。

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下册）中指出：《金瓶梅》“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此说一出，遂成定论。

赞同者有郑振铎、沈雁冰、赵景深等大家。朱星先生说，“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决不会草率从事，一定有根据的。”

这倒说出了几十年来，不少学者盲目信从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而不加仔细考证的重要原因。

鲁迅的根据，是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云：

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金瓶梅》）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

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丙午，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又三年，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或三十八年（1610）。

袁小修这次赴京会试，是万历三十八年。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这个“未几时”当然可以推测为一年或更短。

鲁迅依据这段话作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于万历庚戌（1610）年的结论，似乎亦差不离。

正如赵景深先生所说：“从丙午年算起，过了三年，应该是庚戌年，也就是万历三十八年。所以我认为，……鲁迅所说的庚戌版本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鲁迅在沈德符这段话中，忽略了“马仲良时榷吴关”这一句关键性的话。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根据民国（1933年）《吴县志》考出，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事。

由此可以认定，《金瓶梅》吴中初刻本必然付刻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而不可能在万历庚戌（三十八年）。这样，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就有误了。[1]

二、作为《金瓶梅》研究者，考证是重要研究手段。考证是另一种调查研究，是向古代文物、文献、各类文字记载作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必须遵循全面性原则，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必然导致调查研究的片面性，其结论可能错误，或者只具有部分的真理性。

有些权威的理论观点基本正确，但需要补正，进一步完善。如魏子云先生对鲁迅认定的“《金瓶梅》万历庚戌始有刻本说”的否定即如此。

前文已指出，魏子云根据民国（1933年）《吴县志》考出，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事。

《金瓶梅》吴中初刻本必然付刻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而不可能在万历庚戌（三十八年）。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就遭到了魏子云的强烈否定。

但是，魏子云的考证亦遭到了质疑。法国学者雷威尔在《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著述》一文中提出：“我怀疑1933年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对。”

此外，我觉得“马仲良时榷吴关”，如果是从万历三十七、三十八年就开始了，一直连任到万历四十一年，那么“马仲良时榷吴关”后的“未几时”，《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就可能是万历三十八年，鲁迅的万历庚戌（三十八年）说就可能是正确的。

面对雷威尔的质疑，魏子云自始至终没有作出答辩。这就是说魏的考证不足以彻底推倒鲁的结论。鲁迅的“万历庚戌说”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仍然不可定论。

后来笔者终于在清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中找到了又一条根据：《浒墅关志》卷八“榷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条记载，马仲良主榷浒墅关主事只此一年（万历四十一年），前后均不可能延伸。

《浒墅关志》也明确记载着，万历四十年任是张铨；万历四十二年任是李佺台。如此魏先生的考证从孤证变成了双证，解决了“孤证不为定说”的问题。

马仲良绝对不可能从万历三十七、八年就开始连任（他在万历三十八年才中进士）。

至此，鲁迅的“万历庚戌说”才被彻底推倒。可以说，没有魏的考证，没有雷威尔的质疑，也就没有我的进一步考证。

魏的证据很重要，其理论观点基本正确，但需要补正，进一步完善。[2]

三、用想当然代替考证，与前面说的用主观判断代替考证，其性质与结论的错误是相同的。

赵景深先生说，《金瓶梅》中出现了流行于万历中期的曲子《挂枝儿》，因此断言“《金瓶梅》是万历年间的作品”。

赵景深先生在1941年写的《金瓶梅词话与曲子》文中指出：“至于说‘《挂枝儿》不见于词话’（指吴晗先生），也不曾细检。

按，第七十四回末申二姐说：‘我唱个《十二月儿挂真儿》与大妗子和娘儿们听罢!’于是她唱道：‘正月十五闹元宵，满把焚香天地也烧一套。’”可见赵先生认为《金瓶梅》七十四回申二姐唱的《挂真儿》即是流行于万历中期的《挂枝儿》，但是根据呢？

蔡国梁先生在《明人评金瓶梅》一文中指出：“我曾向赵景深教授询及《挂真儿》是否即《挂枝儿》，先生答复说他虽无考察过，但《挂真儿》似为《挂枝儿》的别名，这是可信的，同调而曲名用音近的字不乏其例。”

但是奇怪的是，1957年赵先生在《读〈金瓶梅词话〉》一文中恰恰又否定了这一点。

他说：“这书（《金瓶梅》）显然不是嘉靖时代产生的，……叙唱小曲，以万历年间流行的《山坡羊》为多，却没有万历末年流行的《打枣竿》、《挂枝儿》。由于这两个原因，我们断言《金瓶梅》是万历年间的作品。”

赵先生说《山坡羊》在万历年间才流行，这是明显的错误。《山坡羊》在正德年间就流行于世，嘉靖时所编《词林摘艳》及更早的《盛世新声》等曲选书中已较多地收录了《山坡羊》，这是事实。

赵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戏曲理论家，但在《挂真儿》是否即是《挂枝儿》问题上时而肯定时而否定，令人不解。

赵先生的《挂真儿》是《挂枝儿》的别名的说法是错误的。《挂真儿》与《挂枝儿》完全是两码事：

（一）《挂枝儿》不是《挂真儿》的别名，而是《打枣竿》的别名。

明著名戏曲理论家王骥德在其著《曲律》卷三，第十六条中指出，《打枣竿》属北方小曲，而且是文士“反不能作”的民间俗曲，犹如南方吴人的《山歌》。

王氏在《曲律》卷四，第一二条又云：《挂枝儿》就是《打枣竿》。北方小曲《打枣竿》流传到南方后，南人拟作，遂易名为《挂枝儿》。

《挂枝儿》流行在万历中晚期，天启、崇祯年间，作品甚多，单冯梦龙所辑时调集《挂枝儿》（又名《童痴一弄》），就收《挂枝儿》小曲四百余首。

而《金瓶梅》抄录的百余首曲子中竟没有一首《挂枝儿》，这不正好说明《金瓶梅》写成在万历中期以前吗?

（二）《挂枝儿》是民间小曲名目，而《挂真儿》是散曲曲牌名目，属南曲。

《挂枝儿》在万历中晚期才开始流行，而《挂真儿》早在元末明初就已出现。南戏《琵琶记》就是明证。《琵琶记》第二十六出：

南吕

引子〔挂真儿〕（旦唱）回到清山静悄悄，思量起暗里魂消。黄土伤心，丹枫染泪，谩把孤坟自造。

《词林摘艳》（嘉靖四年刊本）中亦收有此曲牌。见该书卷二，南九宫：南吕挂真儿闺情无名氏散套……

这说明《挂真儿》在嘉靖年间还依然流行，这正是《金瓶梅》所描写的时代。

这个考证只证明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挂真儿》就是《挂真儿》，而非《挂枝儿》的别名，但意义非同一般，它确实地证明了赵景深先生推论的错误。[3]

四、《金瓶梅》第四十七、四十八回写了一则苗天秀命案。

美国学者韩南教授考出，这则故事的前半部分，即苗天秀被杀，家童代主人伸冤部分，抄改于《百家公案全传》，这是有道理的。但考证亦有失误。

韩南先生在《金瓶梅探源》一文的第二部分，列有一小标题，名为“公案小说《港口渔翁》”。

在这一小标题下面，韩文写道：“故事最早见于《百家公案全传》，有1594年刊本，以后翻刻本通称《龙图公案》或《包公案》。”

下面便简叙《港口渔翁》故事的大意，此即苗青伙同强人杀主夺财故事。韩文称：“这就是《金瓶梅》第四十七、八两回的故事。”

韩南先生所说的《百家公案全传》，我见到了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全名《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象百家公案全传》，十卷一百回公案。

每则故事的篇名前均标有“第××回公案”字样。如蒋天秀故事在本书中标为：《第五十回公案：琴童代主人伸冤》。此版本卷末题“万历甲午末朱氏与畊堂梓行”，可见是明代万历二十二年（1594）的刻本。

第二个版本是《新镌纯像善本龙图公案》，十卷，一百则故事。这一百则故事内容与第一个版本的一百回公案基本相同，文字略有改动，每则故事篇名前的“第××回公案”等字样全部删去，篇名亦有更动。

如在第五卷中的《金瓶梅》所抄的蒋天秀故事，篇名前的“第五十回公案”等字已删去，篇名已更为《港口渔翁》。

第三个版本是《新评龙图神断公案》，十卷，六十多则故事。这个版本形式与内容与第二个版本基本相同，亦为十卷，但只刻了六十多则故事。

此版第五卷中亦有《港口渔翁》，文字与第二个版本大体相同。据笔者推断，第二个版本是第一个版本的改写本，第三个版本则是第二个版本的删节本。

毫无疑问，在这三个版本中以第一个版本最为原始，最为完整。笔者曾将第一、第二两个版本的蒋天秀故事与《金瓶梅》抄录的文字相比较，发现《金瓶梅》抄录的文字与第一个版本更为接近。

因此，我认为《金瓶梅》在成书过程中，作为创作素材的来源之一，它抄录了《百家公案全传》中的《第五十回公案：琴童代主人伸冤》，而不是如韩南先生所说的《港口渔翁》。

韩南先生在《金瓶梅探源》一文中曾加注说明，他“未见”到《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因此他只知道改写本中蒋天秀故事的篇目为《港口渔翁》，而不知道原本中这一故事的原篇名为《第五十回公案：琴童代主人伸冤》，故有此误。[4]

五、有的权威学者的调查研究本身是错误的，其得出的研究结论就不可能正确。

蒋星煜先生在《〈西厢记〉对〈金瓶梅〉的影响——兼谈〈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一文中说：“我发现了《金瓶梅》作者对《西厢记》非常熟悉。

在小说中，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搬用、借用、改用了《西厢记》的曲词和说白。”

但很遗憾蒋先生在论证这个问题时“提出一些主要的例证”，却并不准确，失误及缺漏的情况均存在。

《金瓶梅》第八回《潘金莲永夜盼西门庆烧夫灵和尚听淫声》，写潘金莲害死武大郎之后作佛事超度，众和尚为潘金莲的色相所倾倒。

蒋先生认为，《金瓶梅》“搬用《西厢记》的细节和语言痕迹是十分明显而无可否认的”。

蒋先生为了证明其观点，摘引了两书的具体文字，加以比照。在《西厢记》中，张生所见和尚作为，唱〔乔牌儿〕：

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痴呆了，觑着法聪头做金磬敲。

又唱〔折桂令〕：

击磬的头陀懊恼，添香的行者心焦。烛形风摇，香霭云飘；贪看莺莺，烛灭香消。

在《金瓶梅》中，作者直接描写和尚淫态：

班首轻狂，念佛号不知颠倒；维摩昏乱，诵经言岂顾高低。烧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烛头陀，错拿香盒。

宣盟表白，大宋国称作大唐；忏罪阇黎，武大郎念为大父。长老心忙，打鼓错拿徒弟手；沙弥心荡，磬槌打破老僧头。从前苦行一时休，万个金刚降不住。

这两段文字从表面上看，确有相似之处。蒋先生认为，《西厢记》称和尚为“头陀”、“行者”、“沙弥”，首座和尚为“班首”，《金瓶梅》照搬了这些称谓。

《西厢记》中的“觑着法聪头做金磬敲”，被《金瓶梅》“夸张成为‘磬槌打破老僧头’了”。

这就是蒋先生所说的《金瓶梅》搬用《西厢记》的“十分明显而无可否认的”事实。其实事实并不尽然。

《金瓶梅》中的这段韵文并非搬用《西厢记》，而是直接抄自《水浒传》。

明万历十七年天都外臣序本《忠义水浒传》第四十五回，叙潘巧云之父潘公请报恩寺和尚，为潘巧云前夫王押司做功德，“这一堂和尚，见了杨雄老婆这等模样，都七颠八倒起来。”但见：

班首轻狂，念佛号不知颠倒。阇黎没乱，诵真言岂顾高低。烧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烛头陀，错拿香盒。宣名表白，大宋国称做大唐。

忏罪沙弥，王押司念为押禁。动铙的望空便撇，打钹的落地不知。敲銛子的软做一团，击响磬的酥做一块。

满堂喧哄，席纵横。藏主心忙，击鼓错敲了徒弟手。维那眼乱，磬槌打破了老僧头。十年苦行一时休，万个金刚降不住。”

这可谓真相大白矣。《金瓶梅》第八回“班首轻狂”这段韵文，完全是从《水浒传》第四十五回“班首轻狂”那段韵文照搬移植来的，而与《西厢记》并无牵涉。

那么《金瓶梅》中的“磬槌打破老僧头”，是不是有可能直接来源于《西厢记》的“觑着法聪头做金磬敲”，而并非来源于《水浒传》中的“磬鎚打破了老僧头”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金瓶梅》第八回中，不仅仅是这句话、这段韵文与《水浒传》第四十五回中的文字相同，而且相似的文字还有不少。例如，《水浒传》云：

这一堂和尚，见了杨雄老婆这尊模样，都七颠八倒起来。……一时间愚迷了佛性禅心，拴不定心猿意马。

《金瓶梅》云：

那众和尚见了武大这个老婆，一个个都昏迷了佛性禅心，一个个多关不住心猿意马，都七颠八倒，酥成一块。

《水浒传》云：

苏东坡学士道：“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秃转毒，转毒转秃。”和尚们还有四句言语，道是：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

《金瓶梅》云：

古人有云：一个字便是僧，二个字便是和尚，三个字是个鬼乐官，四个字是色中饿鬼。苏东坡又云：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毒转秃，转秃转毒。

《水浒传》云：

色中饿鬼兽中狨，弄假成真说祖风。

此物只宜林下看，岂堪引入画堂中。

《金瓶梅》云：

色中饿鬼兽中狨，坏教贪淫玷祖风。

此物只宜林下看，不堪引入画堂中。

以上所引两书的比较文字，充分说明《金瓶梅》第八回中写报恩寺僧众为潘金莲的色相所迷的文字，完全是从《水浒传》第四十五回中写报恩寺僧众为潘巧云色相所迷的文字移植抄改来的，而与《西厢记》并无关系。

此外，《金瓶梅》第二回中有：“开言欺陆贾，出口胜隋何”，“干娘端的智赛随何，机强陆贾”等文字。

《西厢记》第十出《妆台窥简》中，张生有“风流隋何，浪子陆贾”的说白；第十一出《乘夜逾墙》中，有红娘“禁住隋何、迸住陆贾”的唱词。

由此，蒋先生又作出判断：“《金瓶梅》那些人物的身份和文化远逊于张生、莺莺，更不可能同时提到这两个历史人物，很明显是从《西厢记》中照搬照抄的。”蒋先生的这一结论又错了。

这里，《金瓶梅》照搬照抄的不是《西厢记》而仍是《忠义水浒传》。对此，我另有详论，此不赘述。

蒋先生通过考证，用以证明《金瓶梅》照搬照抄《西厢记》的文字，偏偏就与《西厢记》并无多大关系。但这并不等于说《金瓶梅》成书时没有受到《西厢记》的影响。

事实上，正如蒋先生所论，《西厢记》对《金瓶梅》的影响是明显的。我也在拙文中补充了不少例证[5]

六、以“对我有利、为我所用”来取舍论据，导致结论的错误。

吴晗先生在提出著名的“《金瓶梅》成书年代万历说”时，有部分证据不是客观地，而是以“对我有利、为我所用”来取舍。

例如“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问题，“皇庄名称”问题、“采办皇木”问题等等，他只举万历朝的史实，认为只有万历朝才有。其实嘉靖朝均已存在。

《金瓶梅》第七回，孟玉楼说：“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

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中引证《明史》加以考证，认为：

“嘉隆时代的借支处只是光禄和太仓，因为那时太仆寺尚未存有大宗马价银，所以无借支的可能。

到隆庆中叶虽曾借支数次，却不如万历十年以后的频繁。……

由此可知《词话》中所指‘朝廷爷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

《金瓶梅词话》的本文包含有万历十年以后的史实，则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

其实，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在嘉靖朝已屡见不鲜，何待于万历十年以后。《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〇〇载：

嘉靖十六年五月，……湖广道监察御史徐九皋亦应诏陈言三事，……二酌工役各工经费不下二千万两，即今工部所贮不过百万，借太仓则边储乏，贷（太）仆寺则马弛，入赀粟则衣冠滥，加赋税则生民冤。

同书卷二一九、卷二三六（两处）均有嘉靖朝借支太仆寺马价银的记载。吴晗硬说朝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这如何能够成立。

关于皇庄问题，吴晗指出：“嘉靖时代无皇庄之名，只称官地”，“《词话》中的管皇庄太监，必然指的是万历时代的事情。因为假如把《词话》的时代放在嘉靖时的话，那就不应称管皇庄，应该称为管官地的才对”。

吴先生依据的是《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所载：“世宗初，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言极言皇庄为厉于民。……帝命核先年顷亩数以闻，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

但事实上，嘉靖时代皇庄之名仍然存在。《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二三八载：

嘉靖十九年六月，……今帑银告匮而来者不继，事例久悬而纳者渐稀，各处兴工无可支给，先年题借户部扣省通惠河脚价，两宫皇庄子粒及兵部团营子粒银共七十余万俱未送到。

同书同卷还有类似的记载。可见，时至嘉靖十九年，皇庄之称并未废弃，并未被官地之称所替代。

关于皇木。四十九回写到安主事“往荆州催攒皇木去了”，五十一回写到“安主事道：‘钦差督运皇木，前往荆州’”。

明代内廷大兴土木，派官往各处采办大木，兹称“皇木”。吴晗指出：“万历十一年慈宁宫灾，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二宫灾，《词话》中所记皇木，当即指此而言。”这是难以成立的。

事实上，朝廷采运皇木，从明成祖朝就开始了。《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载：

采木之役，自成祖缮治北京宫殿始。……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户所及卫卒。

二十年，宗庙灾，遣工部侍郎潘鉴、副都御史戴金于湖广、四川采办大木。三十六年复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于川、湖、贵洲，湖广一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余两。……

万历中，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征诸民间，较嘉靖年费更倍。

虽然《食货志》指出，万历朝采木费用“较嘉靖年费更倍”，但嘉靖朝采木亦不少。显然，吴晗认为《金瓶梅》中的采办皇木事，必指万历朝事，而不可能指嘉靖朝事，是说不通的。[6]

七、关于《韩湘子升仙记》的流传时间问题，郑振铎先生指出：“《金瓶梅词话》里引到《韩湘子升仙记》（有富春堂刊本），引到许多南北散曲，在其间更可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

对此，有的研究者作了进一步肯定：“郑振铎提出的某些证据一时还难以否定，如《金瓶梅词话》中引用《韩湘子升仙记》，目前所见最早的是万历富春堂刊本，于此的确可以‘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只要《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

他们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因为《韩湘子升仙记》目前所见最早的是万历富春堂刊本，所以这是此剧的初刻本，此剧也必流行于万历年间。

《金瓶梅》引用了此剧，因此“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从而得出结论：《金瓶梅》不是嘉靖，而是万历年间的作品。

这样的逻辑推理能成立吗?不错，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韩湘子升仙记》的刊本，以万历富春堂本为最早，但这并不等于说，万历富春堂本就是《韩》剧的最早的刊本，更不等于说，《韩》剧必流行在万历年间，而不可能流行在嘉靖年间或更早。

查万历富春堂刊《韩湘子升仙记》，在上下卷卷首均标明：“新刻出像音注韩湘子九度文公升仙记”。

所谓“新刻”似“再刻”、“重刻”之意，而非“初刻”。“出像”，就是比之原刻增加了图像。

“音注”，就是比之原刻增加了注音。例如第一折有“〔沁园春〕（末上）百岁人生，露泡电形”，“傀儡排场”，“汨汨名利忙”，“梨园风月”等文字，在“泡”字右旁加“音炮”两字，“傀儡”两字旁加注“音愧垒”，在“汨”字旁加注“音密”，在“梨园”两字旁加注“即戏场”三字。

这样的注音释义在许多折中均有。这些都证明万历富春堂本，并非是《韩》剧的初刻本。

退一步讲，就算富春堂本为初刻本的话，也不能证明《韩》剧在万历年间才开始流传。

从事三十多年历代戏曲书目著录工作，成就卓著的庄一拂先生，在其著《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十《升仙传》条云：“按明初阙名有《韩湘子升仙记》一剧”。

可见，《韩》剧在明代初年就已经出现，生活在嘉靖年间的《金瓶梅》作者就能将此剧引入作品之中。这就证明了郑先生推论之误。[7]

八、朱星先生在《金瓶梅考证》一书中认为，早期的《金瓶梅》“原无淫秽语”。

朱星此论的根据是：袁中郞最早见到抄本时，说它云霞满纸，而未说“秽黩百端”。

袁中郎之孙袁照在《袁石公遗事录》中说过：“金瓶梅一书，久已失传。后世坊间有一书袭取此名，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书也。”

清末王昙在《金瓶梅考证》中更说：“金瓶梅原无淫秽语。”

朱星自己的说法是：《金瓶梅》作者是“大名士”，“我相信这个大名士的个人创作是有为而作，其目的在深刻揭发其淫恶行为，不在其淫乐动作的描写，决不屑用淫词秽语来取悦世俗”，后来“到再刻时改名《金瓶梅词话》就被无耻书贾大加伪撰，因而成为蒙诟的主要口实”。

上述诸说之目的在于，袁照是“为尊者讳”；王昙是为了把他和蒋剑人作了大量删削“淫秽语”的冒牌货说成古本《金瓶梅》，以此标榜他们发现了所谓真正的《金瓶梅》；朱星则出于良好的主观愿望。

但事实上《金瓶梅》从它诞生起，就有关于性行为描写的所谓“淫秽语”。

《金瓶梅》的抄本和初刻本（约刻于万历四十五年）都已失传，我们已无以寓目。但明末淸初见到者不乏其人。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说词中得其消息。

袁小修日记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万历二十五年，袁小修于中郎处见到半部《金瓶梅》的抄本，说《金瓶梅》是由老儒“逐日记其家（西门千户）淫荡风月之事”而成。

袁小修还追忆董思白言及，此书“决当焚之”。袁小修自己更直斥，“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

这里不难看出，无论是袁小修还是董思白，他们所见到的早期的半部《金瓶梅》，确实存在不少关于性行为的描写，否则怎能戴上“诲淫”的帽子，又何致于落个“决当焚之”的下场。

沈德符云：“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

此又证明沈德符和马仲良见到的《金瓶梅》乃是“秽黩百端”的秽书。

薛冈在《天爵堂笔馀》卷二中指出：“此虽有为之作，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

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说，《金瓶梅》“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

朱星先生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连这些史料大概都未查过，而只恁主观的“相信”作出判断，焉能不错。[8]

限于篇幅，本文仅举八例，意在说明在《金瓶梅》研究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才能获得真理性的认识，使自己的研究结论，不断实现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的飞跃。

反之，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堕入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和唯心的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泥坑，必然造成种种失误。

文章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