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江湖历险到发迹变泰：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82.html
历险叙述的改写与颠覆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82.html
复式说并不只是构造文本的一种方式而已，它的内涵和主题学的意义已经在上文中做过一些探讨，例如《金瓶梅词话》如何改写和戏仿了《水浒传》兄弟结义的母题和语言。
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水浒传》属于以江湖游历和疆场征战为中心的宏大叙述，前者围绕着英雄好汉的个人行旅展开，后者则涉及群体的军事行为和事件，直接关乎王朝兴衰和历史命运，无妨简称为江湖历险小说，按传统说书的系统来划分，归于“刀枪杆棒”一门，但又超出了它的范围。
从各个方面来看，《金瓶梅词话》与《水浒传》都相距不可以道里计。如果非要归类的话，《词话》属于发迹变泰一类，因为它讲述了一位市井商人如日方中的成功生涯及其自我毁灭的最终结局。
西门庆的确经营起了自己的“山寨”和势力范围，但他很少旅行，更遑论江湖历险和武力征服了。他与武松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就人物类型和生活轨迹而言，也罕有交集之处。
但细而查之，就不难发现，在《词话》的发迹变泰的叙述背后，冒险叙述的母题、譬喻和修辞，如暗流涌动，波澜起伏。
需要说明的是，我使用“历险叙述”这一说法，是为了强调《水浒传》和《西游记》等小说中江湖行旅、出生入死的母题，同时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与这一母题相伴随的譬喻修辞和叙述形式上。
就此而言，《西游记》作为江湖历险叙述的变奏，与《水浒传》殊途而同归。
我在这里拈出《水浒传》，不过是以它为范例，来展示《词话》是如何窜改和戏仿历险叙述的母题与譬喻的。
首先，在《金瓶梅词话》中，《水浒传》的历险母题一方面演变成西门庆发迹变泰的地位升迁和名分逾越，另一方面则转换为他犯忌乱伦的性冒险和性征服，其中最具体的例子莫过于他深夜逾墙与结拜兄弟的妻子李瓶儿私会，结果是扭曲和颠覆了英雄传奇历险叙述的道德内容和历史意义，也诱使读者对历险小说的宏大叙述作出反讽性的重读。
其次，《词话》在譬喻和象征的层面上也完成了一次与《水浒传》的对接和转换，因此无须借助江湖行旅和武力对抗的主题，而创造了另类的历险叙述。
其三，通过引进和改装《水浒传》的冒险叙述机制，《词话》为自身的日常生活叙述带来了内容的多样性与节奏的变化，同时也找到了它的展开方式，不致于陷入单一的封闭空间，固定的人物圈子，重复繁琐的例行杂务和日常细节，从而消耗了叙述推进的动力。
从小说叙述的功能来看，西门庆与“攻城拔寨”相似的仕途崛起和性征服也正是对《水浒传》历险母题的变奏和戏仿。
《词话》自30回开始叙述西门庆的官场生涯，也将他的社交圈子扩大到官场同僚的生活场域。
因此，它不需要凭借行旅来造成叙述空间的变换，而是随着西门庆的身份地位的升迁，在同一座清河县的内部拓展出了多场域共存的复杂空间。
同样，《词话》也不再像《水浒传》那样，依赖途中的邂逅来推动叙述，而是通过西门庆的不断猎艳而为小说带进新的人物。
西门庆锲而不舍，乐此不疲，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偶然出现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用上路，但又一直都在路上。
《金瓶梅词话》书封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82.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82.html
《金瓶梅词话》将西门庆的一生写成是一次又一次的历险，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西门庆双亲早亡，来历不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边缘人物，但他并不服从出身，也不安于现状，而是觊觎不属于他的身份、地位、权势，也就是要在他难以企及的主流社会中，为自己赢得精英的席位。
他疯狂攫取政治权力，利用金钱的便利，与蔡京及其遍布帝国的官僚网络建立联系，又反过来凭借这些权力关系，为自己获得牟取经济暴利的机会。
他是定居世界的冒险家，致力于逾越社会阶梯，不择手段地攫取和消费财富，以此替代了旅途的奔波历险和打家劫舍。
在《词话》中，西门庆的计算和企图被描写成投机和征服，他的商业行为，则有如豪赌。其间不乏险情，却终能化险为夷。与他的政治和经济冒险相平行的，是他愈演愈烈的性征服。
他日益膨胀的欲望与地位的上升和财富的繁殖成正比例增长，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他在临死之前，已经把征服的对象扩展到了林太太──身居深宅府第的王招宣的遗孀。
无奈欲壑难填，体力透支，攻城掠地的征伐功亏一篑。作为一个挥霍成性的消费型商人，西门庆最终死于过度消费。
作为历险者，西门庆并不属于他想要征服的那个世界。他是外来者，攫取者和占有者，他侵入精英世界，渴望在那里为自己确立一个被认可的身份和地位，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导致了精英世界的失序和紊乱。
与此同时，历险者与外部世界的张力也被内化，正如欲望和野心转化为负面的破坏力，导致了人物最后的自我毁灭。在构造关于西门庆的历险叙述时，《词话》得益于《水浒传》之处也不少。
比较这两部小说，不难看出西门庆和梁山好汉之间的共性，远远超出了我们通常所承认的范围：他们要么从一开始就缺乏自然的血缘和地缘纽带，要么正在竭力从血缘地缘的关系中挣脱出来。
总之，他们都远离家庭的亲缘传统，因而在儒家社会中被归于异类他者。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所有重要的人际纽带都是后天形成的，更准确地说，是由他们本人一手构造出来的。
而深具反讽意味的是，这些人为的关系又正是以血缘的名义而缔结完成的，如上文所说的兄弟结义，即是如此。在这一点上，《词话》的叙述显然是与《水浒传》一脉相承的。张竹坡评曰：[74]
《金瓶梅》写西门庆无一亲人，上无父母，下无子孙，中无兄弟。幸而月娘犹不以继室自居设也。
月娘因金莲终不通言对面，吾不知西门庆何乐乎为人也。乃于此不自改过自修，且肆恶无忌，宜乎就死不悔也。
书内写西门许多亲戚，通是假的。如乔亲家，假亲家也；翟亲家，愈假之亲家也；杨姑娘，谁氏之姑娘？愈假姑娘也；应二哥，假兄弟也；谢子纯，假朋友也。……
彼西门氏并无一人，天之报施亦惨，而文人恶之者亦毒矣。奈何世人于一本九族之亲，乃漠然视之，且恨不排挤而去之，是何肺腑！
一部以家庭和城镇日常生活为主题的章回小说，竟然写了这样一个“无一亲人”的主人公，岂非咄咄怪事？该如何解释？
实际上，张竹坡评西门庆的亲戚“通是假的”，说的正是一个“义”字。义子即假子，而结义兄弟，也原非真兄弟也。因此，他问西门庆何乐乎为人。
可《水浒传》的主要人物又何尝不是如此？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75]
《词话》拥抱《水浒传》，为的是在新的语境中改写后者的叙述，演绎另类的社会想像。可以这样说，在《词话》中，我们读到了《水浒传》兄弟结义的负面叙述。因此，《词话》也正是以否定的方式，打上了冒险小说的印记。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82.html
《<金瓶梅>评点》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82.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82.html
如果说西门庆的历险为的是征服一个不属于他的世界，《水浒传》的宋江则是从那个世界中被放逐出来的，他与结义兄弟历险江湖，聚义山林，都是为了回到那个世界去，至少是争取得到那个世界的承认。
但他们的努力注定失败，这一方面取决于外在的既成情势，另一方面也与他们自身的内在属性分不开。用九天玄女告诉宋江的话说，他们“暂罚下方”，是因为他们“魔心未断，道行未完”。
尽管她允诺说，他们一旦在人间完成了自我救赎，就可望最终“重登紫府”，但他们始终没能摆脱好汉与妖魔的双重身份及其暗含的破坏性，因此也无法与外部世界达成真正的和解。而西门庆的命运，也无妨说正是由他们内在的破坏性所铸就的宿命冲突的衍生变奏。
他的一生因此如同是一场豪赌，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来时不见出处，去时留不下子嗣（官哥夭折，孝哥出家，或为西门庆本人的转世）。
他的成功，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与规范，他的死亡，没有留下一份可以持有的家产。和梁山好汉一样，他处在天然的血缘关系之外，因此也不具备自我再生产的前景。
《金瓶梅词话》对冒险叙述的成功改造，在于通过象征手法，为西门庆的故事植入了欲望动机。更具体地说，是赋予了西门庆的内在欲望一个人格化的体现。
这样做的结果是，一方面对他的发迹变泰和自我毁灭做出了一以贯之的解释，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另一方面又与小说内部象喻双关的写法，连成可以辨识的完整图式，揭示了它日常生活叙述的一个重要层面。如果抽去这一层面，《词话》将几乎毫无悬念地沦为一部平淡无奇之作。
在《词话》第49回，西门庆适逢得官生子，如日方中之际，在他死后葬身的永福寺意外遭遇了他自己的阳具，后者这时已化身为一位胡僧，云游天下，兜售“房术的药儿”。
西门庆与胡僧的相逢和对话，堪称中国小说史上奇幻诡谲，精彩绝伦的欲望寓言：[76]
西门庆不因不由，信步走入里面观看。见一个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搊搜：生的豹头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鸡蠟箍儿，穿一件肉红直缀；頦下髭鬚乱拃，头上有溜光檐。
就是个形容古怪真罗汉，未除火性独眼龙。在禅床上旋定过去了：垂着头，把脖子缩到腔子里，鼻口中流下玉箸来。
西门庆口中不言，心内暗道：“此僧必然是个有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异相？等我叫醒他，问他个端的。于是，扬声叫那位僧人：你是那里人氏，何处高僧，云游到此？”
叫了头一声，不答应；第二声，也不言语；第三声，只见这个僧人在禅床上把身子打了个挺，伸了伸腰，睁开一只眼，跳将起来，向西门庆点了点头儿，粗声应道：“你问我怎的？贫僧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乃西域天竺国密松林齐腰峰寒庭寺下来的胡僧，云游至此，施药济人。官人，你叫我有甚话说？”
西门庆道：“你既是施药济人，我问你求些滋补的药儿，你有也没有？”
胡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请你到家，你去不去？”胡僧道：“我去！我去！”
西门庆与胡僧对面相逢不相识，见证了欲望的盲目和蛊惑。事实上，西门庆不仅不能指认他自身的欲望，反而对后者充满了好奇，不断发问，索求无度。
而无名欲望的盲目性和蛊惑性也同时体现在“未除火性独眼龙”的胡僧身上：他无名无姓，难以辨识，只能以“胡僧”相称（他自称“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却从未自报姓名）。
而翕然往来，行无定止，又有过于巫山云雨。惟有“西域天竺国密松林齐腰峰寒庭寺”一句，以寓言的方式暗示了他的真实来历。[77]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82.html
《中国学术》2005年第3期封面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82.html
西门庆与胡僧的一问一答，煞是好看：西门庆的索求直截了当，胡僧的“粗声”回答是两个字的句子：“我有！我有“！“我去！我去”！子曰“言之不文”，此之谓也。
欲望不长于自我陈述，尤其拙于头口表达。在它混沌粗野和未经文饰的状态之中，欲望无法直接诉诸语言的界定和分析，而这也正是它为什么如此蛮悍强大，不由分说，难以抗拒。
但是沉睡的胡僧一旦被西门庆“叫醒”，“打了个挺”，“跳将起来”，便超出了西门庆本人的支配。更有甚者，他不仅摆脱了西门庆的身体和意识而存在，而且反过来驱使和主宰了他的全部生活。
在接下来的场景中，“胡僧直竖起身来，向床头取过他的铁柱杖来拄着，背上他的皮褡裢，褡裢内盛着两个药葫芦儿，下的禅堂，就往外走。”
行动中的胡僧果然如西门庆预言的那样，一显身手，不骑驴子，却比骑驴的西门庆早到。与胡僧一道徒步还家的仆人玳安抱怨说：“他便走着没事没事的，难为我这两条腿了！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脚也踏破了，攮气的营生！”瞠乎其后的西门庆惊叹胡僧“乃人中神也”！[78]
《金瓶梅词话》写的正是西门庆与胡僧的一场注定失败的竞走，他永远落在后面。在他死前的短暂时期，性的捕猎加快步伐，仿佛意识到他预支的时间快要到期，大限在即。
从贲四妻叶五儿、林太太、到来爵媳妇，猎艳对象的名单不断加长，但她们都不过是他尚未得手的其他女性的临时替代物。
西门庆还来不及享受他的战利品，便已经迫不及待地翘首觊觎同僚何千户的年轻娘子蓝氏和林太太之子林三官的娘子了──这正是欲望运作的基本机制，不仅永远走在西门庆的前面，而且还不断设置下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让他在途中疲于奔命。
欲望寓言为《金瓶梅词话》的历险叙述提供了足够强大的动力和能量，从表面来看，与《水浒传》判然有别，因为《水浒传》对性欲的回避和压抑的确与《词话》不同。
不过，回避和压抑都源于恐惧，与暴力的冲动也彼此纠结。在《词话》中，梁山好汉的暴力冲动并没有全然消失，而是通过移置、替换和譬喻象征等手法，转化成为西门庆永不餍足的性征服，并且与《水浒传》的暴力象喻相互缠绕交织，形成了《词话》体复式小说的蔚然大观。
从《金瓶梅词话》回观《水浒传》，无妨说《词话》中有胡僧，正如《水浒传》有李逵，尽管他们在各自小说中所占的篇幅比重都无法相提并论。
在小说叙述的心理和象征层面上，他们恰好异曲而同工：前者是色欲的化身，后者是暴力的象征──一个“粗卤”的“黑汉子”和如狂飙天降的“黑旋风”。
在晚明的思想文化语境中，李逵以他不加修饰的率真而赢得了文人读者的青睐。然而对自然和本性的理解，又因时因地而异，即便是同为对天性的崇尚，也会因为基本假定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
隔着书本的安全距离，当时的一些文人读者固然可以为李逵喝彩叫好，但他的嗜血滥杀和不假思索的暴力冲动，又使得他在别的读者眼中，成为黑暗恐怖的根源和对文明秩序的威胁。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他是一个全然缺乏自我监控的力比多（libido）的化身。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82.html
《水浒传》书封
《水浒传》中屡屡出现李逵赤膊上阵，挥起板斧，在人群中排头砍去的场面，叙述者的评论是“一时杀得兴起”。
同样的语言，也见于《词话》对西门庆的赤裸裸的性征服的描写，所谓“一时兴起”，正埋下了破坏和毁灭的伏笔。
西门庆与胡僧一分为二，可谓分身有术，李逵与宋江的结义兄弟关系，亦或可作如是观：李逵与宋江一见如故，问：“这黑汉子是谁？”又曰：“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只有“黑汉子”李逵才如此称呼及时雨宋江。
这一分身法在《水浒传》中经常成为替宋江开脱的理由，因为每次李逵大呼“造反”，宋江都会当众严辞喝斥，甚至威胁要割去他的舌头。
但他与李逵的关系，又岂非个人内心挣扎的写照？具体来说，宋江对李逵的约束控制，正是他对自我的约束控制，也透露了他对自己都不敢正视的内心黑暗的根深柢固的恐惧。
只有酒后失言，宋江才会题写浔阳楼那样的“反诗”，所谓“他年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与李逵经常挂在嘴边的“殺去东京，夺得鸟位”，岂非一拍即合？[79]
这一真相毕露的瞬间来得并不偶然：宋江约李逵饮酒未果，在独自喝闷酒的情形下，下意识地道出了被压抑的冲动。
因此，李逵虽然缺席，却在宋江的反诗中赫然出场。当然，《词话》并没有把西门庆写成宋江，因为他从未在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的层次上，获得对力比多的驾驭或压抑。
宋江在饮鸩赐死之前，担心李逵在他死后作乱，拉上他同归于尽，可谓知人“知己”。相比之下，西门庆对胡僧茫然无知，更谈不上控制。后者云游天下，自来自去，从不需要得到他的许可。
必须强调的是，《水浒传》中宋江的人间历险是在“替天行道”的名义下展开的，因此充满了内部的暧昧和张力。
他本人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一更高的使命，他的内在野心有待于外部偶然的机遇而被唤醒。第42回写宋江为官兵围困，幸得九天玄女的庇护而脱身。
在此后的一段梦幻中，他与玄女娘娘幸会，才得知自己原来是“星主”，并接受了三卷天书，由此正名超升，走向政治生涯的巅峰，也在此后的历险生涯中得到了她的法术保佑。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情节或许出自对《三遂平妖传》的改写。后者也写到九天玄女如何施行法术，唤醒了衙门排军王则等人僭越帝王的野心，并完成了一个从人到妖的危险越界，同时也构成了《水浒传》替天行道的宏大叙述所未能完全克服的潜台词。
无论意义如何暧昧不明，并有待于解释，这一从梦中“唤醒”的母题正是冒险叙述不可或缺的动机。《三国志通俗演义》写张角年少时因往山中采药，遇南华老仙，授三卷《太平要术》，遂能呼风唤雨，自称太平道人。
但南华老仙的嘱咐寓意暧昧，可给出不同的解释：“以道为念，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异心，必获恶报。”[80]
《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与胡僧的遭遇，与此不尽相同。从表面上看，是西门庆本人唤醒了自身内在的欲望，而欲望一旦被唤醒，便反宾为主，超出了他的控制。
但宋江与玄女相遇的那一场大梦，又何尝不是他内心欲望的外部投射？不同之处在于，宋江需要一个更高的灵媒或天神给予第一次推动，而九天玄女的出现满足了这一需求。
《词话》写西门庆对胡僧顶礼膜拜，称他为人中之神，并听任他的海上仙方来导引此后的生活，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九天玄女和她的天书，不无相似之处。
只是小说叙述并没有公然把胡僧提升到堪与玄女相比的位置上：他是一个被西门庆称作神而实际上更像是李逵式的人物，是一个被打扮成超我的力比多。
参照《水浒传》中有关李逵和宋江的叙述，这一欲望动机的人格化呈现，可谓其来有自矣。[81]
在暴力与欲望的隐喻之间呼应置换，也绝非《金瓶梅词话》的创造。《水浒传》在武松打虎之后，写了潘金莲的色诱武松。而在潘金莲色诱武松失败后，当即又写到了西门庆对潘金莲的设计引诱，并且连类引譬，引进了关于兵法和计谋的指涉系列。
西门庆背后的谋士是王婆，所谓“开言欺陆贾，出口胜随何。只凭说六国唇枪，全仗话三齐舌剑”，又堪比作姜子牙和孙武子，把兵家的语言辗转移置来叙写风月场上的运筹帷幄和攻城拔寨。
王婆既是这场戏的导演，也是小说的一位内部作者，她的这一套修辞被《词话》全盘接受过来，从而也在小说的内部搭建了与历险小说之间无法割裂的关联。而这并非偶然的例外而已。
《词话》每每笔涉风月，而遣词造句，却自有来历。似不经意处，但见满纸厮杀鏖战，风云色变：[82]
迷魂阵上，闪出一员酒金刚、色魔王：头戴肉红盔、锦兜鍪，身穿乌
油甲、绛红袍，缠觔縧、鱼皮带、没缝靴，使一柄黑缨枪，带的是虎眼鞭、皮包头流星槌、没毬箭，跨一疋卷毛凹眼浑红马，打一面覆雨翻云大帅旗。
摄魂旗下，拥一个粉骷髅花狐狸：头戴双凤翘、珠络索，身穿素罗衫、翠裙腰、白练裆、凌波袜、鲛绡带、凤头鞋，使一条隔天鞭、话絮刀、不得箭、泪偷锤、容瘦锏、粉面撾、罗帏棒，骑一疋百媚千娇玉面毬，打一柄倒凤颠鸾遮日伞。
须臾，这阵上扑鼕鼕鼓震春雷，那阵上闹挨挨麝兰靉靆；这阵上暖溶溶被翻红浪，那阵上刷剌剌帐控银钩。背翻红浪精神健，帐控银钩情意乖。
这一个急展展二十四解任徘徊，那一个忽剌剌一十八滚难挣扎。一个是惯使的红绵套索鸳鸯扣，一个是好耍的拐子流星鸡心槌。一个火忿忿桶子枪，恨不的扎够三千下；一个颤巍巍肉傍牌，巴不得搨够五十回。
这一个善贯甲披袍战，那一个能夺精吸髓华。一个战马叭蹋蹋蹅翻歌舞地，一个征人软浓浓塞满密林崖。一个醜搊搜刚硬形骸，一个俊娇娃杏娇嬈杏脸桃腮。
一个施展他久战熬场法，一个卖弄他鸳声燕语谐。一个斗良久，汗浸浸钗横鬓乱；一个战多时，喘吁吁枕攲裀歪。
顷刻间，只见这内裆县乞炮打成堆，个个皆肿眉齉眼；霎时下，则望那莎草场被枪扎倒底，人人肉绽皮开。正是：
愁云托上九重天，一派败兵沿地滚；几番鏖战贪淫妇，不似今番这一遭。
可是从两军交手的场面演绎出铺采摛文、连篇累牍的性寓言，却颇不寻常，直到晚明才成为文人笔墨游戏的保留节目。
《词话》不仅频繁地在它的叙述语境中编织相关的语汇和比喻，而且不放过任何机会，通过敷衍长篇赋体文字，系统改写了以《水浒传》为标志的冒险小说中两军对垒的阵势和兵马鏖战的场面和意义编码。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词话》夺胎换骨和移花接木的拿手好戏：全副武装，披挂上阵的对垒双方被西门庆和潘金莲或林太太所替换，兵器重新命名，兵法别有寓意。
在这个戏仿的语境中，哪怕“迷魂阵”和“摄魄旗”这些未经改动的熟悉语汇也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处处可见作者点铁成金的匠心和手段。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例子并非可有可无的修辞装饰，或多此一举的炫技卖弄，而是直指《金瓶梅词话》改写历险叙述的核心意旨：隐含在《水浒传》对性欲的压抑和控制的背后，正是关于欲望的无名恐惧。
《词话》将江湖历险和疆场鏖战一一点化成与之平行交错的“床战”好戏，在调侃游戏之余，仍不失《水浒传》的严肃关注。但与此同时，《水浒传》中“刀枪杆棒”的场面被移置改写，它的内在涵义也遭到无情的瓦解和戏弄。
作为复式小说，《词话》总是在它冒险叙述的文字中保留着《水浒传》的某些基本的构成元素，哪怕是否定《水浒传》内在价值系统的公开戏仿，也是从它的语汇库存、叙述框架和象喻结构中孕育和衍生出来的。
总之，《词话》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包括上述的否定方式，与《水浒传》所代表的小说文本建立联系，也由此为它的发迹变泰的叙述带进了历险小说所不可缺少的悬念和叙述动力，促使我们从上一页读到下一页，直至终篇。
《金瓶梅词话》告别《水浒传》而为章回小说建立起新的范式，这一点久已为学界所承认，但需要指出的是，《词话》并没有与《水浒传》彻底决裂。
我们因此面临来自两方面的问题和挑战：一方面需要找到恰当的方式来描述《词话》与《水浒传》，以及其他作品之间的复杂的文本关系，另一方面，又应该也必须通过这一复杂的文本关系来把握它的历史性突破及其重要意义。
《词话》对《水浒传》既依存又否定，展现了此一时期小说史上延续与断裂共存的局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对章回小说的蜕变和新生做出历史的和文学的解释。
中国小说史上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词话》的演进发展，令人联想到同一时期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1547－1616）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是一部反骑士传奇(the chivalric romances)的小说(novel)，但它却从拥抱中世纪的骑士传奇开始，塑造了一位从中走失的、以当代骑士自居的主人公，让他在格格不入的现实世界中屡败屡战，最终濒临疯狂和诞幻。
因此，所谓小说正是通过改写它所戏谑和嘲弄的骑士传奇而确立起来的，与它所依赖的文本和文体处于相互对立的关系之中。
也就是说，《堂吉诃德》并非这一历史转变的结果，而是参与塑造了这一转变的历史过程。从中世纪的骑士传奇到现代小说的演变本身，构成了《堂吉诃德》的主题，正如从《水浒传》这样的英雄传奇到发迹变泰的日常市井小说的蜕变，构成了《词话》的主题之一。
不仅如此，《堂吉诃德》也同样在骑士传奇的旅行冒险的母题上大做翻案文章。有鉴于此，后世学者每每以反讽、戏仿、互文性，以及后设小说等不同概念来处理这部小说，并且以此为起点，重构现代性的历史谱系，同时也在小说起源的命题之下，对这一文体自身的属性与核心特征做出论述和阐发。
如何在缺乏历史关联的情况下，建立跨文化的小说比较学理论，一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现代学者们所孜孜以求的目标。
在当代学者中，普安迪（Andrew Plaks)以“反讽”(irony)作为核心概念，弥合中西小说的分野，用力尤勤。在他看来，明代的四大奇书都是文人小说，对沿袭下来的口头文学的文本做出了精湛的反讽性的处理。[83]
众所周知，《水浒传》所处理的材料或来自说书传统，与通常意义上的文本毕竟不同，而且空口无凭，难以求证。
更重要的是，与其说比较研究是以研究对象之间的对等关系为前提的，倒不如说这种对等关系正是比较研究的结果，也就是通过比较研究才有可能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对应性。
因此，以我之见，我们或许应该以“参照性研究”来替代缺少历史关联的平行比较研究。在这个更具包容性的“参照性研究”的视野中，《堂吉诃德》的确为我们理解《金瓶梅词话》与《水浒传》的关系，提供了富于启发性的另类参照。
而也正是通过参照性的研究，我尝试使用“复式小说”这样的概念来描述《词话》与《水浒传》之间错综交织的文本关系，因为如上文所述，我们熟悉的从欧洲小说研究中概括出来的诸如“互文性”、“后设小说”、“戏仿”、“挪用”等概念，似乎都不足以贴切地概括《词话》中所见的复杂现象。
“复式小说”包涵巴赫金的“复调小说”所强调的小说内部的杂语现象，但将小说作品与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视为其内部意义生成的重要因素。
这一关系见于《词话》与《水浒传》之间，但又不限于此，因为《词话》征引和指涉的文本几乎遍及前朝和当代文学和非文学的广泛领域。
正如韩南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词话》大量借助已有的文本，为了前后衔接，不得不煞费苦心，以致于看上去，反倒不如作者自己杜撰来得更简捷方便。[84]
的确，如果没有对《词话》的复式小说的特征给予足够的考虑，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一现象，也无法理解小说文本构造和意义生成的特殊机制。
其次，复式小说的概念也引导我们去注意《词话》以各种不同方式所处理的文本来源，以及通过这些方式与它们建立起来的不同关系。
这其中包括虚拟叙述的补作模式，移置、替换、编织等手法，与《词话》经常采用的自觉虚构和寓言双关的修辞策略一脉相承，共同造就了这样一部前所未见的章回体的精思巧构和复式小说的文字奇迹。
回到《金瓶梅词话》本身，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它的属性？它如此庞杂浩繁，漫无边际，似乎无从界定。
而它策略性或暂时性地以“词话”自居，或许也正是这同一问题的外部症状，因为的确找不到恰当的概念来指称这部全新的作品──无论《水浒传》的“传”还是《西游记》的“记”，都毫无希望地过于局限，而《词话》以《水浒传》和其他现成的文本和文体为资源，却是为了最终与它们分道扬镳。
这一悖论的姿态又正是《词话》所乐于标榜的。它没有退回到唐代或明代的说唱体的“词话”去，而是借着后者的名义，广征博取，兼收并蓄，为章回小说打下了一个新的天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门庆就如同是他寄身其间的这部小说的化身：在章回小说的人物画廊中，他既是迟到者，又是暴发户；既是寄生虫，又是侵吞者。
他来历不明，也难以归类，因此与以他为主角的作品之间建立起了内在的同构性与亲和力。他的历险生涯，如同《词话》的攻城掠地，侵吞其他从前和当代文体的领地，并将后者据为己有。
他不服从出生的安排，为自己打造一个新的身份，并按照他个人的意志，随心所欲地塑造他所面对的现实世界，而这也正是《词话》作为一部复式小说的所作所为。
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他著名的《卡夫卡和他的先驱者(precursors)》一文中，不无洞见地指出：“每一位作家都创造了他自己的先驱者，他的作品修改了我们对过去的观念，正像它修改未来那样。”[85]
的确，《词话》通过复式小说的方式重塑了我们对它从中衍生出来而又与之对抗的《水浒传》的看法。
需要补充的是，《词话》并没有仅仅将《水浒传》视为自己的“先驱”之作，而是通过复式小说的各种方式，将后者编织进它自身的叙述脉络当中，令人惊异地将它变成了共享同一时空并且正在展开当中的一部“当代”作品。
它抹去了自己后来者的位置，把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转换成为空间上的共时状态。而《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出没的地盘，在西门庆经营的遍布帝国的权力和贸易网络空间（以运河为主的南下和北上的主干线）中，也只占据了一小部分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说，《水浒传》的确被《词话》给吞并了。
不仅如此，以广收博取见长的《词话》甚至还后来居上，将自身打造成集古今文本和文体之大成的“众书之书”或“书中之书”(the book of books)，迫使读者通过《词话》来解释被它移置、改写和戏仿的《水浒传》和其它文本，并在它所设置和给定的语境中，赋予了它们额外的附加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词话》不仅续补了《水浒传》，而且修改了《水浒传》。
在它的视野中，《水浒传》获得了新的面貌，并通过与《词话》相互纠结的文本关系，而被重新解读。这一点并不限于《水浒传》，还包括了《词话》所摘抄和指涉的各类文本。
对于阅读《词话》来说，读者几乎完全无法回避它与其他文本之间多层次交织错综的复杂关系，因为这一关系已经构成了它作为“复式小说”的内在的组成部分，也构成了它存在的基本形式和意义生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机制。
在商业印刷刺激文本急剧繁衍和疯狂增长的年代，《词话》以前所未有的宏大视野和魄力，将自身建造成为各类文本汇聚、衍生和变异的一个中心地，并重新定义了文本世界的内部关系。
作为明代的一部众书之书，《词话》一方面文中有文，集文本之大成，另一方面又以一胜百，无以复加。
读一部《词话》，也就是依照它所规定的方式，同时在读无数本书。由此，我们重新认识了《金瓶梅词话》，对它自身的历史定位，也获得了一个新的观照。
注 释：
[74]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八十四、八十五，第86、86页。
[75]尽管《西游记》沿袭了一个宗教寓言的叙述框架，但它的主人公孙悟空诞生于一块石头，也是一位举目无亲的孤家寡人。
[76]《金瓶梅词话》，第1297-1298页。
[77]这类以性为主题的寓言体的文字游戏，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到了晚明时期而臻于极致，蔚然成风，详见商伟，《一阴一阳之谓道：〈才子牡丹亭〉的评注话语及其颠覆性》，《中国学术》，2005年，第23期，第122-151页。
[78]小说接下来描写了西门庆厅堂的景观，也无往而不是性的象征。《词话》的象喻性至此臻于极致，令人叹为观止。
[79]C.T. Hsia, “The Water Margin”, in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75-114.
[80]《古本小说集刊》1990年影印版，第9-10页。
[81]有趣的是，《水浒传》在写到宋江梦遇玄女时，也笔涉李逵：宋江刚从梦中醒来，便发现官军尾随而至，当即惊恐万状，“却见背后一条大汉追将入来。那大汉上半截不着一丝，露出鬼怪般肉，手里拿着两把夹钢板斧，口里喝道：‘含鸟休走！’远观不睹，近看分明，正是黑旋风李逵。宋江想道：‘莫非是梦里么？’”（《水浒传》，第561页）。梦里梦外的延续转换，营造了小说叙述的心理维度，也在玄女与李逵之间搭上了关联。这种关联体现在情节的邻近关系，颜色（玄与黑）的象征性，与梦的深层内涵。
[82]《金瓶梅词话》，第78回，第2354-2356页。
[83]Andrew Plaks,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Ssu ta ch’t-shu.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7.
[84]韩南，《〈金瓶梅〉探源》，见“结论”部分，徐朔方译 ，第223-265页。
[85]Borges, Jorge Luis, “Kafka and His Precursors”, inEverything and Nothing, translated by James E. Irby,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99: 70-73.
文章作者单位：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