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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金瓶梅词话》与“补作”的虚拟叙述：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84.html
一个小说史的观点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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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词话》第10回《武二充配孟州道，妻妾宴赏芙蓉亭》标志着《词话》的真正开始。也就是说，一直要等到武松被充配孟州牢狱，这部小说才进入正题。
这一回写了西门庆的家宴，聚集了他的妻妾，阖家庆祝武松的离去，也顺便提到他的结拜兄弟，因为他们和西门庆的妻妾，一内一外，联手打造了《词话》的人物画廊。
除去潘金莲和孟玉楼以外，其他几位都是在这一回的后半部份首次亮相：宴会给了叙述者必要的场合来介绍他们，也让他们参与了小说的正式开场的庆典。
这是《词话》的叙述者在向《水浒传》道别，他们的故事与《水浒传》无关。
对于这样一个姗姗来迟的开头，崇祯本《金瓶梅》的编辑者显然失去了耐心，更缺乏起码的同情理解。
他在第1回中，开门见山，直接介绍了西门庆和他的结义兄弟，然后又通过应伯爵的转述，将景阳冈出现老虎和武松打虎的故事隐入背景，一笔带过。
接下来便有了西门庆邀请大家去县衙围观武松归来的场面，从他们的眼里，写武松“身穿着一领血腥衲袄，披着一方红锦”，一个血腥暴力的形象赫然在目。[34]
这是西门庆第一次见到武松，预示了小说人物的不祥结局，同时也确认了西门庆在小说中的主角位置，而武松则变成了他和结义兄弟们口中的谈资和观看的对象。
这一场景完全背离了《水浒传》的原作，也不见于《词话》。但有了这样一个全新开篇，崇祯本的叙述显得十分紧凑，人物的主次关系分明，篇章结构也更为完整。
由于从一开始就写到了西门庆，还有他的结义兄弟和吴月娘、潘金莲等主要人物，整部小说读起来更像是一部独立的、首尾贯通和自成一体的作品，而不再像《词话》本那样依附于《水浒传》了。
可也正是在这里，崇祯本的编辑者错过了理解《词话》的一次机会。他完全看不出《词话》为什么要那样来开头。[35]
的确，在《金瓶梅词话》中，武松的退场构成了小说开篇的前提。这同时也表明，他所代表的《水浒传》的叙述世界与《金瓶梅词话》不共戴天，势不两立。
所以，武松的离去与他的复仇失手几乎同样重要。如果依照《水浒传》的写法，小说的叙述者应该追随武松上路，因为这是一部发生在路上的历险小说：
有了江湖行旅的险象环生，方能凸显英雄本色，而路上的邂逅又引出新的人物，他们同声相求，千里追随，好戏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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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金瓶梅词话》的叙述者在第10回却做了一个相反的选择：他放弃了《水浒传》的写法，在武松上路的时候，决定哪儿都不去，就在这个子虚乌有的清河县安营扎寨，全力经营他想像的小说王国。
这样一个选择不仅把西门庆及其周围不见经传的人物推到了小说的中心位置，而且也为小说叙述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转变：
从江湖的奔波历险到定居的城市家庭生活，从传奇式的英雄好汉到市井商贾和三姑六婆，从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的琐屑细节、缓慢节拍和重复变奏。
正因为滞留清河，叙述者才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和描述《水浒传》视而不见或语焉不详的场景，并且营造了一个《水浒传》不感兴趣、也难以呈现的生活世界。
更有意义的是，《词话》以全新的叙述方式向我们展示，被《水浒传》所扼杀的人物究竟会上演怎样的故事？他们的生活又应该如何讲述？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看《金瓶梅词话》怎样改写《水浒传》中武松杀嫂复仇的故事。
从《水浒传》进入《词话》不久，武松这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就陷入了困境。他对金钱和权力所操控的司法体制和社会关系，既缺少洞察，更无从驾驭。
所以，他在与西门庆角逐较量时，很快就失去了神力，被一步一步逼入进退两难的绝境。与《水浒传》中那位清醒缜密而富于决断的武松相比，《金瓶梅词话》中的武松误打误杀，显得鲁莽冲动，而又笨拙可笑。
这让我们想到了与《词话》同时代的西班牙小说《堂吉诃德》的主人公 ：作为中世纪骑士传奇的化身，他在小说的世界里张冠李戴，四处碰壁。与《堂吉诃德》改写骑士传奇相似，《词话》从《水浒传》的英雄传奇那里夺胎换骨而来。
它借用了《水浒传》的材料，并对它加以戏仿改造，然后从中翻造出自身的叙述。它与《水浒传》处在既依赖又对立的关系当中。
不仅如此，《金瓶梅词话》还清晰地展现了自身从《水浒传》中蜕变出来的过程。而通过呈现这个过程，它又讲述了一个关于小说开头的故事──不仅是《词话》的开头，而且是小说史的一个新的开始。
这样一个讲述因此具有了后设小说(meta-fiction)的意义，也具有了小说史的意义。
你想知道晚明的章回小说是怎么一回事吗？在这一历史时刻究竟发生了什么吗？你想弄明白章回小说怎样从“刀枪杆棒”的江湖历险演变成为市井商贾的“发迹变泰”，也就是如何从《水浒传》走进了《金瓶梅词话》吗？
你还想进一步了解，小说史上的这个根本性的范式转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吗？那就去读《金瓶梅词话》的头十回好了！从《水浒传》到《词话》的历史演变，恰好构成了这十回叙述的基本内容，也由此见证了小说史上的重大转折和全新起点。
这既是以叙述和隐喻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小说史，又是对它的自觉省察和无可替代的独到评论。
《金瓶梅词话》开篇的这十回，让我们看到西门庆所代表的社会经济力量，及其生活世界的构成方式，如何在小说叙述中逐渐占据上风，而武松及其所代表的英雄传奇的道德价值和叙述逻辑，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挫败，最终在小说中失去了立足之地。
不仅如此，西门庆的世界以欲望为动力，靠金钱和权力来维系，与梁山好汉在“替天行道”的旗帜下所建立的平等主义的兄弟结义关系，也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在《词话》中，从英雄传奇到日常生活叙述的转向，是通过虚构的方式来完成的。与此相关，双关谐音和寓言象喻的手法也大行其道。
于是，这两个小说世界的不同的想像和叙述方式，在同一部小说文本的内部，纠结缠绕，又相对角力，由此及彼，而此消彼长，并通过这一复杂的互动关系而得到了精湛绝伦的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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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固然还可以从小说之外来考察小说史的这一范式转变──晚明时期商品经济繁荣，白银货币流通，城市消费文化兴旺发达，市井浮浪子弟和各类流动人口在不同文本中留下日益彰显的身影，儒家心学对市井小夫兴趣倍增并崇尚他们的率性自然，传统精英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发生松动，教育水平和识字率普遍提高，商业印刷广为传播。
与此相伴随，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坊间杂集选本、戏曲小说的评点本、日用类书、歌曲笑话、酒令灯谜、市语行话、以及新的文本和文体概念、印刷物的多栏版式、双关谐音、挪用戏仿等文字游戏和杂语现象等等──
事实上，任何一种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解释，都应该受到鼓励，但《金瓶梅词话》的好处，正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小说的一个内部视野。
这一内部视野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为过，因为它包含了对小说史上这一重要转变加以观照和领会的自觉意识。
它同时也向我们表明，这样一个转机就蕴藏在《水浒传》的内部：
一旦小说的叙述者把目光从武松身上移开，认真打量一番被武松留在身后的这个灰色庸常而又充满了狡诈欺瞒和黑金交易的角力场域，这个武松无法应对也难以理解的生活世界，并且给《水浒传》中的边缘角色和过渡人物西门庆和潘金莲一次演绎故事的机会，奇迹便有可能发生。
而他的使命，正是要调动起形形色色的当代文化及文本资源，为这个武松缺席的虚拟故事，找到相应的讲述方式和书写方式。
实际上，《水浒传》的第2回以“浮浪破落户子弟高毬”开场，已经多少预示了24回中出现的西门庆：“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般不爱。更兼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36]
《水浒传》开出的这份清单，涵盖了晚明日用类书中的诸多技艺门类，其中的“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显然都只能在日用类书的意义上来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清单也被《金瓶梅词话》搬用来描写西门庆和他周围的破落户帮闲子弟。
他们的形象轮廓、身份性格和“文化”取向，在此已昭然若揭了。不过，高毬和西门庆还只是作为边缘人物，在《水浒传》中探头探脑而已。
他们的主要功能是引介江湖好汉出场，或将他们逼上梁山。只有到了《金瓶梅词话》，才把“浮浪子弟”写成了主要人物。这同时也暗示着，小说叙述的知识文化参照系统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改变：
以市井日常消费为指归的日用类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剖析《词话》人物的知识技艺的基本门类，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它用来组织小说叙述的范畴框架。[37]
从“刀枪杆棒”到“发迹变泰”，从江湖好汉传奇到日常生活小说──伴随着《水浒传》向《词话》的蜕变转型，为城市生活提供服务的日用类书也风行于一时。
但是，《金瓶梅词话》并没有就此告别《水浒传》。的确，武松的放逐标志着《词话》的真正开始，可到了87回，武松又回来了，并且结果了潘金莲的性命。
而在此之前，西门庆已纵欲身亡。武松的归来如同是一个撒手锏，事实上宣布了《词话》的结束。由此看来，不仅《词话》的开头与武松有关，结尾亦然。
令人困惑也发人深省的是，这样一个结尾看上去不过是将小说带回到了《水浒传》的出发点：
武松终于在《词话》中兑现了《水浒传》第26回杀嫂复仇的允诺，也如愿以偿地完成了他在《词话》开头的未竟使命。转了一个谜一般的大圈子，《词话》最后鬼使神差，回到了它原先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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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对话》
在《词话》中，武松遇赦归来、杀嫂复仇的场景写得血光四溅，怵目惊心，但引向这一结局的情节安排，才堪称别出心裁，更耐人寻味：[38]
那妇人［潘金莲］便廉内听见武松言语，要娶他看管迎儿；又见武松在外，出落得长大，身材胖了，比昔时又会说话儿，旧心不改，心下暗道：“这段姻缘，还落在他家手里！”
仿佛这样还不够，叙述者又写潘金莲“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己出来，向武松道了万福，说道：‘既是叔叔还要奴家去看管迎儿，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然后“又浓点了一盏瓜仁泡茶，双手递与武松吃了”，还不忘催促说：“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紧些。”
崇祯本的旁评曰：“自促其死”。张竹坡的夹批云：“犹称叔叔，妙”。[39]
然而令人称异的，不只是归来的武松学会了骗婚，而是在经过了奸情和杀夫等太多的事件之后，潘金莲竟然对武松一厢情愿，痴心不改，如同初见：在刹那的恍惚之中，她回到了小说开头的瞬间，仿佛这中间的一切全都不曾发生，或者发生了，也可以随手抹掉，在她身上不留下任何记忆的痕迹。
《词话》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的叙述方式和艺术水准并不均衡一贯，甚至差异的幅度还相当惊人，偶尔灵光乍现，让人不知所措。
这一段文字在戏剧性地呈现潘金莲一意孤行的盲目欲念和一厢情愿的自我耽溺时，仿佛暗示了心理小说的潜力，但叙述语言过于简单直白，似乎又不鼓励我们朝心理小说的方向走得太远。
倒是在叙述结构上，或别有一番寓意：潘金莲的旧梦重续，让我们读到了一个编辑错了的故事，也就是她自己剪接的前生今世、“旧心不改”的“这段姻缘”。
可那毕竟是一个没能实现的传奇，一场有待续补的春梦。《词话》没有给她这个机会，而是把机会给了武松，让他去弥补第10回的过失：武松手起刀落，潘金莲顿时身首异处，念想俱灭！
置身于《水浒传》的现成框架中，潘金莲根本就不可能回到与武松初次相遇、一见钟情的时刻，更谈不上重写她此后的经历了。
无论如何，《词话》写到这里，需要的是一个了结，而不是重新开始。武松的确带我们回到了小说的开头部分，但那正是以《水浒传》的方式为《词话》收场。武松是构架小说的人物，而潘金莲这个标题人物却不是。
纵观全书，《金瓶梅词话》的第10至87回，即小说的主体部份，恰好夹在武松的放逐与归来之间，因此显得极不寻常。
它的开头和结尾都同样借助了武松，也就是将整部作品纳入了《水浒传》的现成框架。问题是为什么作者做出了这样的安排？这样一部小说到底应该怎样来解读？
如果以当时的视野和阅读经验为依据，《金瓶梅词话》读上去或许更像是一部“补作”，姑且称作《水浒补》。
中国文学传统中有“补亡”一说，如晋代束皙的《补亡诗》，补《诗经》六首“有义无辞”之缺，列于《文选》各体诗之首。李善《补亡诗六首》题注曰：[40]
四言，并序。《补亡诗序》曰：‘皙与司业畴人，肄修乡饮之礼。然所詠之诗，或有义无辞。音乐取节，阙而不备。于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补著其文，以缀旧制’。
《水浒传》写到了西门庆和潘金莲的艳遇故事，但刚开头就被斩首，可谓“有义无辞”。而《词话》敷衍其事，又岂非“补著其文”？
在传统的评点文论中，补作和拟代有时也被赋予普遍的意义，变成了某一体裁（如乐府诗和作为“诗余”的曲子词）的共性。宋代的晏几道《小山乐府自序》：[41]
补亡一编，补乐府之亡也。……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窃以谓篇中之意，昔人所不遗，第于今无传尔。故今所制，通以补亡名之。
这一补作的冲动普遍见于传统中国文学的各种文体和戏曲小说评点，哪怕原作无阙，也照样可以引出类似补作的文字。
我们在评点中经常可以看到，评点者以角色扮演的游戏方式介入小说叙述，衍生出原作中不曾出现的人物对话、场景和情节关目[42]，或以编者的身份，建议删改原文，划分段落，点断词句。[43]
从个人化的参与式阅读进而到续补改写，其间只有一步之遥，区别仅在于篇幅的长短而已。
明代中后期涌现的杂集类型的小说戏曲读本，也往往收入大量的衍生文本(paratext)，种类繁多，长短不一，其中就包括了各类评点、序跋、题记和其他形式的拟代、增补文字等等。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小说戏曲通常都经过类似的包装，很少以白本的形式独立流传。例如，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金台岳氏家刻《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汇集了附着在《西厢记》之上的各种衍生文本，包括好事者以其中人物的口吻代作的《新刊参订大字魁本蒲东崔张珠玉诗集》，如《夫人自述怀》、《张生忆莺莺》、《莺莺想张生》等，也包括两篇戏仿文字——
《新增秋波一转论》和《鬆金钏减玉肌论》，它们分别以《西厢记》中张生和莺莺的两句唱词为引子，像阐释经典那样，深文周纳，恣意发挥，衍生出《西厢记》次生文字的笔墨奇观。[44]
最令人瞩目的，是一篇《南吕一枝花》：“题莺莺红娘着围棋所作，接头卷第三折越调后，与观览者以为指式。”[45]
按照作者的说法，此一独立套曲，当插在第一卷第三折莺莺月夜烧香，与张生墙角联吟，张生逾墙入园，莺莺惊走的场景之后。
这一套曲的曲辞无中生有，拟想了莺莺和红娘在后园月下围棋手谈，从棋盘的黑白阴阳布局，引申到男女攻防胜负的机关。张生闻声，再度逾墙而入，惊走莺莺。
这一篇《南吕一枝花》列于《西厢记》的正文之前，如同一个可以挪动的文字板块，或类似于今天电子文本的一条附加链接，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选择组合，另有所见，也因此打破了戏曲正文的固定边界，邀请读者以作者、编者和评点者的身份参与其间，续补改写或重组编序。
由此而言，为读者提供了另类选择的小说补作，本身就是读者与文本积极互动的产物，也正是读者参与式阅读的结果。
在章回小说中，较早的一部补作见于明末清初董说的《西游补》，这部十六回的作品从《西游记》第59至61回孙悟空“三调芭蕉扇”那里，岔出来一段梦的历险：孙悟空一反常态，受到了情欲的困扰，又因情入梦，备受蛊惑，但最终梦醒如初，回到了《西游记》中孙行者一行离开火焰山继续前行的叙述。
一部《西游补》因此就有如好事者节外生枝的笔墨游戏，演绎着或然却未必然、甚至莫须有的另类叙述，以此寄托奇情异想，并补偿小说母本的不足或缺憾。
读完了《西游补》，我们还可以接下去读《西游记》，至少情节上没有任何障碍。[46]
从这个意义上说，补作与续书相似，却又不尽然，因为续书通常从母本的结尾或接近结尾处接着续写，而补作则灵活得多，可以从原作的任何一处写起。
不难看到，早在《西游补》之前，就有了《金瓶梅词话》这样的章回巨制，开了小说补作的先河。它以《水浒传》中武松复仇的情节为起点，但又改弦易辙，展开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另类的虚拟叙述(“what if”narrative)：如果西门庆和潘金莲当初没有死在武松的刀下，而是多活了四、五年的时间，那结果会怎样？
他们的故事又该当何论？这无异于向读者宣布：《金瓶梅词话》演绎的是一个被《水浒传》所扼杀掉的故事。
的确，在《金瓶梅词话》的这一另类的补拟想像中，西门庆和潘金莲都活在临时借来的四、五年时间里。他们的结局早就写好了，判决也已经做出，死亡可以延宕，却无法搁置，只是他们本人并不知道而已。
没有人会像《堂吉诃德》第二部份中的那位学生那样，告诉堂吉诃德和潘桑丘：关于他们的故事，已经出版过一本小说了。作为补作，《金瓶梅词话》最终还是要回到《水浒传》预设的情节构架中去。
武松得到了第二次机会，才完成他在《水浒传》中杀嫂复仇的使命，接下来又继续上路，回到《水浒传》的叙述中去了。[47]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补作的虚拟叙述再好不过地体现了《金瓶梅词话》的后设小说(meta-fiction)意识，而这样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也时刻提醒读者注意它自身的构造性、衍生性和文字安排的精思巧构，而不能仅仅透过文本的媒介，读到其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而已。
不过，只看到这一点还不够，因为《词话》还有另一个不可企及之处：它以惊人耐心的写实笔法，将西门庆和潘金莲预支的那几年时光，写得风生水起，灵动活现，不仅若有其事，而且仿佛就发生在当下的片刻。
如张竹坡所言：“读之，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做出来的。”[48]
将这种以虚带实，弄假成真，以及虚中有实，假中有真的辩证吊诡，创造性地运用于日常生活的长篇章回叙述当中，正是《金瓶梅词话》前无古人的一项创举，也预示了后来《红楼梦》的整体构思和叙述策略。
《红楼梦》并非续补之作，但它自称缘起于“大荒山无稽崖”，跻身于“假语村言”的“寓言”之列，而且开篇伊始，便讲述了自身成书、编辑、阅读、抄写、改编和表演的全部过程，为整部作品确立了一个后设小说的位置，则又是无可疑义的。
它以细针密线的写实笔法，描摹人情世理，最终复归于太虚幻化，显然既得之于《词话》，又超乎《词话》之上。
（未完待续）
注 释：
[34]秦修容整理，《会评会校本金瓶梅》，上册，第27页。
[35]崇祯本在此后部份保留了《词话》本中武松误杀李外传，继而被放逐的情节，但颇多删改。它的总体倾向仍然是尽量减少对《水浒传》的依附性，并且在结构和风格上更趋整饰驯雅，与《词话》的廓大庞杂，已多有不同。
[36]《水浒传》，第19页。
[37]有关问题的讨论，见商伟，《日常生活世界的形成与建构：〈金瓶梅词话〉与日用类书》，王翎译，《国际汉学》，2011年，第21辑，第88-109页；商伟，《〈金瓶梅词话〉与晚明商业印刷文化》，陈毓飞译，《跨文化对话》，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6月，第33期，第289-326页。其他相关论述，详见论文的书目和注释部分。
[38]《金瓶梅词话》，第2617-2618页。
[39]秦修容整理，《会评会校本金瓶梅》，中册，第1287页。
[40]（梁）萧统编、（唐）李善注， 《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版，卷十九，第272页。
[41]金启华等编，《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5页。
[42]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水浒传》第23回写潘金莲勾引武松未遂，向武大告状说：“都是你不争气，教外人来欺负我”，金圣叹评曰：“既是外人，如何又叫他三十九遍叔叔？”（陈熙钟、侯忠义、鲁玉川集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第442页。）吴敬梓《儒林外史》第9回写运河上一船家打着娄府的招牌横冲直撞，不曾想碰上了娄三、娄四公子的船，却还威胁要拴公子的船家在船头上，“明日回过三老爷”。公子的船家回答说：“娄三老爷现在我船上，你那里又有个娄三老爷出来了？”清人张文虎评曰：“应答云：‘娄三老爷在此，你要回就来回。”（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43]此类评点不胜枚举。以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为例，评者对小说原文不满意处，輒批曰：“可删”和“删去妙”。又喜欢对小说的“章法”、“句法”和“字法”作出评论：以上作一段读；至此为一篇；一句作两句读；一字一顿等等。可见，金圣叹不仅为小说作导读，而且也以编者的身份，梳理、组织和编辑小说的原文。
[44]分别见《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第13－28，10，87－89页。杨家骆编《全元戏曲初编》第四册，世界书局1962年影印版。
[45]同上，第29－30页。
[46]见静啸斋主人《西游补答问》：“问：《西游》不阙，何以补也？’‘曰：《西游》之补，盖在火焰芭蕉之后，洗心扫塔之先也’。”《西游补·续西游记》，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47]不过，《词话》作为一部补作，又与《西游补》有所不同。它略去了母本中的主要人物，专在无足轻重的过场人物身上做文章，其结果竟然成就了一部以他们为主角的煌煌巨作，不仅篇幅惊人，也不免本末倒置的错位感。的确，任何读者想要从它的武松杀嫂的情节，回到《水浒传》，并且接着读下去，就不像从《西游补》回到《西游记》那样来得顺理成章，这至少是因为《词话》写到这里的时候，潘金莲的身份和处境都完全改变了，更何况它在潘死后还勉为其难地写了十三回，直到北宋灭亡，高宗在建康即位。这已经超出了《水浒传》的北宋记事年表。
[48]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六十三，第81页。
文章作者单位：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