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释：
[1]本文依据的版本是《金瓶梅词话》，1931年前后发现于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曾影印百部，详见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文学》，第一卷第一期，1933年7月，收入《西谛书话》，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1－90页）。阿拉伯字页码以香港太平书局的影印本为据（《全本金瓶梅词话》香港：太平书局1982年第一版），同时也参考了梅节校订，陈诏、黄霖注释，《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台北：里仁书局， 2013年修订一版）。需要指出的是，梦梅馆本在校勘上用力甚勤，功不可没，但过多更改原文的“别字”，似无必要，亦恐误导读者。本文也偶然涉及崇祯本和张竹坡评本，参照秦修容整理，《会评会校本金瓶梅》，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这两个后出的版本大同小异，但与《词话》本差异甚多，开头部份几乎重写，对《词话》本也有不少误解之处，因此不能跟《词话》本混为一谈。本文偶尔提及这后两个版本，主要是拿来和《词话》本做对比，看它们如何改订和重写《词话》本。
[2]《金瓶梅词话》，香港：太平书局1982年版，第255－256页。
[3]《水浒传》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容与堂本为底本），第354，355页。
[4]《金瓶梅词话》，第253-254页。
[5]《金瓶梅词话》中的这一段文字，不见于《水浒传》。后出的崇祯本对此做了修改，补充完整的句子，行文也更为连贯：“且说西门庆正和县中一个皂隶李外传在楼上吃酒。原来那李外传专一在府县前绰揽些公事，……”。可见崇祯本弥补整饰《词话》的清晰脉络，因此决不可能是崇祯本先出，而后有《词话》本。学界此论可以休矣。
[6]关于应伯爵的名字，小说在12回中，特意通过院中李桂姐之口，讲了一个“白嚼人”的笑话：孙真人请老虎代为请客，而老虎在路上把请来的客人都吃掉了。真人问客人何在，老虎答曰：“告师父得知，我从来不晓得请人，只会白嚼人，就是一能”。
[7]例如，小说中西门庆之子官哥的法名为吴应元，谐音为无姻缘，西门庆的伙计贲四，即奔死，宋惠莲的父亲宋仁，即送人，都暗指他们与死亡结下了不解之缘。小说写到李瓶儿的短暂相好蒋竹山，也预示了他“将逐散”的命运。张竹坡的评点对此多有发明之处，尽管他也有弄错的时候（见张竹坡，《金瓶梅寓言说》，黄霖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2-63页）。总之，《词话》在人物地点的命名上，热衷于谐音双关的文字游戏，在人物对话和唱词中也屡屡卖弄视觉双关语，又拆字为词或另行造句，如“色丝子女”一词，出自“绝好”二字，“女又十撇儿”一句，拆“奴才”二字而成。如此这般，又外加与性相关的种种形声暗喻和委婉修辞，真可谓枝蔓无穷，不可胜计。类似的文字游戏在晚明时期的坊间读物中广为流行，包括文学杂集和戏曲选集，尤其是这些读物的中栏和上栏所收的“六院俏语”和各色酒令灯谜、拆白道字等等，而这些也正是小说人物——尤其是歌妓子弟和帮闲篾片——的基本技能和谋生手段，也颇可见出一时之风气。《词话》不仅得风气之先，而且以百科全书的格局和规模，总其大成，并反过来打造出章回小说最具时代特色的文备众体的语言风貌。
[8]有关《金瓶梅词话》叙述中的“人物场域”，见商伟《儒林外史叙述形态考论》(尤其是“结论”部分)，《文学遗产》2014年第五期，第133-147页。
[9]梅节的《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将小说原文“因此县中起了他个浑名，叫做李外传”中的“李外传”径自改成了“里外赚”。这是校注者本人的解释，原文并非如此。见梅节校订，《梦梅馆校本金瓶梅此话》，台北：里仁书局2013年版，第一册，第124页。
[10]（宋）晁公武撰，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卷九，第359页。
[11]（清）沈钦韩《汉书疏证》中提到《黄帝内传》，缀于小说家《黄帝说》四十篇之下。（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补遗》在小说家的注解中提到《飞燕外传》。至于《汉武内传》和《飞燕外传》（又作《赵飞燕外传》），在前人的著录中，多收在史部杂传和传记类。详见（唐）魏征等撰《隋书·经藉志》，经藉三，第978页。（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九，第374页。
[12]《韩内传》四卷和《韩外传》六卷，见录于（汉）班固，《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8页。
[13]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武松原本就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宋代。例如，（宋）周密，《宋江三十六人赞》，收于《癸辛杂识》（吴企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5-151页。（元）无名氏撰写的《大宋宣和遗事》也将武松列为宋江部下三十六员头领之一。该书收于《宋元平话集》（丁锡根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4-305页。
[14][15]
[16]见秦修容整理，《会评会校本金瓶梅》，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上册，第141页，141页，131页。
[17]《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三十，第1745页。[18]《金瓶梅词话》，第62页。
[19]《水浒传》上，第299页。
[20]《金瓶梅词话》，第63页。
[21]同上，第97-98页。
[22]《水浒传》的地理描写和地名使用，基本上都实有其据。“清河”的命名，以虚笔映衬阳谷县，是一个例外。
[23]这一地区的行政版图历代沿革，屡经变迁。宋宣和元年（1119）宋徽宗升郓州为东平府，府治为须城县，即今山东东平县，管辖地包括今天的东平和阳谷等县。明洪武八年（1375）降东平府为州，同年撤须城县，并入东平州，属济宁府。洪武十八年（1385），东平州改属兖州府，管辖东平、汶上、东阿、平阴、阳谷和寿张六县。无论是宋代的东平府，还是明代洪武以降的东平州，均无清河一县。明代的版图上确有清河县，但隶属京师广平府（今河北清河县），与《水浒传》和《金瓶梅词话》所写地域不符。此外，明南京淮安府也有清河县（今属江苏淮安县），与小说中写到的清河，相去更远。
[24]历史上的确有过清河一郡，东汉时封刘庆为清河王，改郡为国，治所从今河北清河迁至临清县境内，后依旧称清河郡，隋时又将治所迁回清河县。这固然可以用来解释《词话》中清河一名的由来，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词话》中的清河与临清，往往写得若即若离，时远时近。
[25]魏末晋初李康的《运命论》曰：“夫黄河清而圣人生。”见（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卷第五十三，第2295页。
[26]《春秋左传正义》，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0980年版，第1939页。
[27]梅节校订，陈诏、 黄霖注释，《梦梅馆金瓶梅词话》，第435页，注12。
[28]吴晓铃，《〈金瓶梅词话〉里的清河即以嘉靖时期的北京为模型初探》，《中外文学》，第八十卷（第二期），总第二零六期，1989年1月，第107-122页。
[29]以上这份清单中的56个名目，大多都普遍见于各类市镇，而不仅限于北京，更不是明代嘉靖时期的北京所独有，如报恩寺、土地庙和玉皇庙等等。其余如灯市和十字街坊，也都是常见的街市名称。至于《词话》中的“王府”、“惜薪司”和“兵马司”，均出自人物说唱和对话的歇后语，与小说中的清河县城无关，自然也不能用来支持清河的北京原型说。另外，如《词话》中的“造釜巷”在开封，而非清河，而且也不见于《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疑为小说虚构。霍现俊依据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和清人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等书，对此说做了增补和修正。他仍然坚持北京为清河的原型，但也指出，《词话》中写到的街巷、寺庙名称，有的有明代的历史依据，有的则出自前朝，或略加改动，还有的纯系虚构。详见霍现俊，《〈金瓶梅〉发微》，第四章，“《金瓶梅》的地理背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209页。
[30]此外，“六奸”或可视为佛家“六贼”的同义词，分别代表人的六个感官。在《西游记》中，孙悟空西行之始，便杀了六贼，由此揭示了小说佛教寓言的象征意义。在有的学者看来，《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的六位妻妾，也应作如是观。
[31]霍现俊，《〈金瓶梅〉发微》，第四章，“《金瓶梅》的地理背景”，第205-206页。丁朗，《〈金瓶梅〉与北京》，第三章，“《金瓶梅》与北京种种”，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41-98页。
[32]杜明德，《〈金瓶梅〉与临清》，黄霖、杜明德主编，《〈金瓶梅〉与临清——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版，170-184页。
[33]这一点适用于《金瓶梅词话》所写的许多城市和其他地点，即便是有历史原型的临清城，也不例外。例如，第98和99回写陈经济临清开大店，实际上改自《新桥市韩五卖春情》，而这篇收在《古今小说》中的白话小说，是以杭州新桥市码头为背景的，但这一背景就被《词话》搬用到了临清。可见，我们在《词话》中读到的临清，也是不同文本拼接组合的产物。详见黄霖，《〈金瓶梅〉与临清——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的《序》，第1－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