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为吴晓铃对《金瓶梅》研究最突出的贡献，是最早将“《金瓶梅》作者为李开先说”传播开来，且为其进一步延展奠定下重要的基础；他对《金瓶梅》作者问题的关注，始自1935年秋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之时，其观点的形成主要受著名学者刘文典的影响；吴晓玲的《金瓶梅》作者说，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具有自身的特色，其学术意义和价值深为本领域认可。
关键词：吴晓铃《金瓶梅》 李开先 刘文典 独立创作
吴晓铃(1914～1995年)是我国著名的小说戏曲研究专家，尤以《金瓶梅》研究而享誉学界。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叶，董庆萱在给魏子云的《金瓶梅审探》所写序上曾说：“继‘红学’之后，‘金学’也逐渐热闹起来。
鲁迅、孙楷第、郑振铎、吴晗、姚灵犀以降，目前从事‘金学’研究的：在台湾，有魏子云教授；在香港，有孙述宇教授；在大陆，有吴晓铃和朱星；在美国，有韩南博士；在法国，有雷威安教授。”[1]
其时，吴晓铃即已被视作大陆《金瓶梅》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吴晓铃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踏上俗文学研究之路，便开始关注和研究《金瓶梅》这部巨著，2006年1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纂集出版的《吴晓铃集》介绍其为“《金瓶梅》研究专家”、“享誉国际学界的大学者。”
文集第一卷即辑有他关于小说研究的论文共32篇，有关《金瓶梅》的文章就达15篇；其它未能收入集内应尚有不少，比如发表于1982年第11期《文教资料简报》的《<金瓶梅>作者新考——试解四百年来的一个谜》、发表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2期的《<金瓶梅>和李开先十六事》、发表于《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第1集（成都出版社1991年第1版）的《关于<金瓶梅>戏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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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铃对《金瓶梅》研究最突出的贡献，是最早将“《金瓶梅》作者为李开先说”传播开来，且为其进一步延展奠定下重要的基础。
《金瓶梅》问世于明代中期，原作未署著者，相关的说法与传闻多样，差异很大。
明代主要有三种说法，一为沈德符提出：“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野获编》）；二为袁中道云：“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游居柿录》）三为谢肇淛记：“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金瓶梅跋》）
此期所言无论“大名士”，或“绍兴老儒”，或“金吾戚里”的“门客”，均未谈及具体姓名。
入清，对《金瓶梅》作者的猜测与提法更加具体而复杂，不少笔记、序跋明确指定作者的具体姓名，主要的有王世贞、薛应旗、赵南星、卢柟、李贽、李渔等。
如宫伟镠在《春雨草堂别集》卷七《续庭闻州世说》“金瓶梅条”云：“《金瓶梅》相传为薛方山（应旂）先生笔，盖为楚学政时，以此维风俗、正人心。又云赵侪鹤（南星）公所为，陆锦衣炳住京师西华门，豪奢素著，故以西门为姓。”[2]
内中所涉《金瓶梅》作者薛应旂、赵南星均为明中叶较为著名的文士。自清至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说影响最大，如刘廷玑《在园杂志》、王昙《金瓶梅考证》、顾公燮《销夏闲记摘抄》、佚名《寒花盦随笔》等，都有关于王世贞创作《金瓶梅》的文字记录。
尤其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本刊出，此本卷前镌有谢颐序和张竹坡《苦孝说》，使《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的说法进一步夯实。
此后至乾隆十二年（1747）间的五十余年内，又先后涌现出乙亥本、在兹堂本、皋鹤草堂本、影松轩本等近二十种“第一奇书”系列本，使《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的说法更为根深蒂固而难以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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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吴晗于《文学季刊》创刊号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使《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的说法受到重大颠覆。
此文近三万字,分五个部分，其中《王忬的被杀与<清明上河图>》、《<金瓶梅>非王世贞作》两部分集中辩驳王世贞为《金瓶梅》作者的说法。
作者用大量的史料翔实而系统地证明了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并非因“书画肇祸”、“一切关于王家和《清明上和图》的纪载，都是任意捏造，牵强附会”[3]、严嵩之败和严世蕃之死与王家无关，进而否定王世贞的创作动机，以最终否定他的创作者身份。
1935年秋季，他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二年级转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习，即始投身古典文学研究，立志解决有关关汉卿和《金瓶梅》的学术难题。
他在《关汉卿里居考辩•附记》一文记：“我从事学习古典文学是在1935年秋季从北京的私立燕京大学的医学预科系转学到国立北京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三年级时开始的。
那时年少气盛，总想攀高峰，攻难关，曾经矢志在戏剧方面试图解决环绕那位‘初为杂剧之始’的关汉卿的一些聚讼莫定的问题，如生卒、里居和作品真伪。
在小说方面企图把号称“第一奇书”的《金瓶梅》的作者考证出来。”[4]撰于1939年9月的《读曲日记》又说：
“余尝发大愿二，一为详考关汉卿之生卒里居，此已写定专文；一为详考《金瓶梅》之作者，今亦略具端倪，惟未臻成熟，尚不便发表耳。”[5]
文内说“略具端倪”，表明在此前，他已对《金瓶梅》作者问题有了初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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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先是《金瓶梅》作者的说法为学界所广知，始自吴晓铃将其写入1962年出版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
此书为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所撰写，内中的《金瓶梅》部分由吴晓铃执笔。
书内对小说作者的阐述为：“《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和生平事迹都无可查考。
不过，从《金瓶梅》里可以看出：作者十分熟练地运用山东方言，有是山东人的极大可能，兰陵正是山东峄县的古称”；同时，此页下又有注解说：
“《金瓶梅词话》本欣欣子所载序文说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实际上欣欣子很可能也是笑笑生的化名。
另外，有人曾经推测作者是李开先( 1501-1568)，或王世贞( 1526-1590)，或赵南星（1550-1627），或薛应旗（1550前后），但是都没有能够举出直接证据，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6]
可以说，这是李开先为《金瓶梅》作者说的真正开始。这种说法形成时的具体情况，也可找到一些文字材料做佐证，如吴晓铃的女儿吴葳在《父亲吴晓铃与双棔书屋》一文回忆：
“中国‘第一奇书’《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四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父亲从读大学时起，经过多年深入钻研、广泛查阅、大量取证，提出李开先(1501-1568)是它的作者。”[7]
“有一次，叔雅（刘文典）先生谈起那部直到今天还没有彻底平反的冤假错案，未予以恢复名誉的第一部由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金瓶梅》。
他说‘《金瓶梅》是明代中叶的一个北京作家写的。’他所举出的证据，我还记得两条：一个是小说里提到北京正阳门内的兵部洼。一个是小说里把北京郊区出产的特殊‘伏地苹果’叫做‘虎拉宾’。
按：兵部洼见《金瓶梅词话》本第三十三回里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唱的小曲[银钱名山坡羊]。虎拉宾亦见同一回陈经济唱的小曲[果子花儿名山坡羊]。
叔雅先生并不知道我一直在暗地里考定《金瓶梅》的作者到底是谁，当然他更不会想到那一席话会给我多么大的启发。
我还是主张《金瓶梅》的作者是山东省人，并非北京人，因为那两个小曲是作者引用当时的‘流行歌曲’，不属于他的创作范围；然而能够证明作者是十分了解北京的，这就不啻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探索作者的线索。”[8]
吴晓铃听刘文典讲此话是在西南联合大学工作间，即1938年11月至1942年8月，具体时间难考。
南京大学的苗怀明先生曾就孙楷第与胡适相来往的书信，考定孙楷第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率先提出《金瓶梅》的作者为李开先，且不少思路与认识可能影响了吴，亦可备为一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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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说，是清代的“王世贞说”被吴晗撰文重创后而首先出现的，此说在文研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上被提出后，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和重视，或质疑驳难，或引申拓展，至今影响仍很大。
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最早在金学领域产生影响的著名学者朱星先生重倡“王世贞说”，对“李开先说”持否定意见。他在1979年第3期《社会科学战线》发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逐一列出当时之前已提出的十二个《金瓶梅》作者，李开先位列其一。
“李开先较有条件，他是山东章丘人，著《宝剑记》，与梁辰鱼《浣纱记》、王世贞《鸣凤记》称明末三大传奇。但问题是他官儿还不够大，他是嘉靖己丑进士，除户部主事，改吏部历员外郎中，擢太常少卿。
又时代较早，他生于1501年，死于1568年；严嵩死在1566年，李开先不能在死之前三、四年里把一部百篇巨作写出。又李开先与夏言（明嘉靖时宰相，为严嵩所谗杀）不睦，但与严嵩无怨。
因此，李开先毫无必要在死前三四年（也正是严嵩死后三四年）中急忙写此长篇小说来影射讽刺严嵩。因此，《金瓶梅》的作者也不会是他。”[10]
长期以来，支持与补充“李开先说”者亦不少见，如1980年后，著名学者徐朔方先后刊发《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金瓶梅成书补证》、《金瓶梅成书新探》等文，从《金瓶梅词话》与李开先《宝剑记》的相互关系，力主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
1988年，金学名家卜健出版专著《<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从李开先之生平行实与宦迹游踪、作品的成书时间、兰陵笑笑生的考辨、创作及美学思想等方面，均使《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说”得到了极大的深入和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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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玲的《金瓶梅》作者说，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具有自身的特色，其学术意义和价值深为学界所认可。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吕薇芬曾撰文说：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众说纷纭，有王世贞说、赵南星说、李开先说等等数十种。先生是较早提出作者为李开先的人。
发表有《（金瓶梅）新考——试解四百多年来的一个谜》、《<金瓶梅词话>最初版本问题》、《<金瓶梅词话>和李开先的家事与交游》、《<金瓶梅词话>与李开先的<宝剑记>比较研究》、《<金瓶梅词话>引用宋元平话的探索》、《<金瓶梅词话>的方言语音初探》等文章。
他从版本、从《金瓶梅词话》用的文学语言、《词话》中的情节与李开先的家事作对应比较、《词话》与李开先所作戏剧作品《宝剑记》作比较等几个方面着手，来证实李开先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
在文献及考古资料不足的情况下，从作品本身寻找内证，探索作者的身份，确实是另辟蹊径，引人深思。”[11]
虽然同主“李开先说”，徐、吴却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以为《金瓶梅》是集体创作的产物，李开先仅为最终的“写定者”；而后者则以为是李开先的独立创作。
在讨论的《金瓶梅》作者的过程中，吴晓铃把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李开先个人的经历、李开先家里的人和事件、李开先所接触的人、《金瓶梅词话》和李开先的《宝剑记传奇》；
即既注重作品本身的考察，也重视作品的素材来源、作品产生的社会环境及文人经历等，当代其他的《金瓶梅》作者研究基本也是依沿着如此的路径。
吴晓铃先生同时是一个功底很深的语言学家，他重视语音研究而质疑词语的类推，其以为：词语在语言词汇学上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一个词可能既属于北方官话区，也流行于上江官话区和西南官话区；根据作品里的词语来推断作家的母语，并从而指证其籍贯是很危险的，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有学者注意到，吴晓玲在美国印第安大学讲《金瓶梅》专题曾讲到鉴别作者的六条标准是：
（一）作者是明代嘉靖( 1522～1567)时期人。
（六）作者对俗文学十分熟悉、喜爱，且较精熟。[12]此六方面固然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对正确认识和研究《金瓶梅》作者仍是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以上本文主要从吴晓铃《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说”的形成、特色，以及意义和价值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与简评。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争议最大、谜团也最多的一部小说作品，有关此书作者的说法至今已达七十种上下，“李开先说”只是其中之一。
对这部书作者的探讨，短时间内很难得到一个最终的答案；然而，只要我们沿着前人所开辟的正确道路不懈前进，就一定会越来越接近这个目标。
文章作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