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金瓶梅》在叙事之中，将“财货”对世道人情的各种影响刻画得细致精微。宋明时代的婚姻伦理，因财货因素的渗入，被侵染而扭曲得破败不堪。这种“破家”现象有三方面的表现：其一、夫妻间的交欢因为“财货”之需而恍若交易。其二、经济地位的悬殊导致了家庭成员的心态失衡，“变态”由此产生。三、贫苦家庭中，只有柴米没有恩爱，甚至有丈夫坐视妻子“售色”者。凡此等等，财货作为一种社会力量，都使得夫妻之间离心离德。故此，“财货”在《金瓶梅》中是以夫妻伦理的破坏者面目兀立其中的。此等叙事，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中是极为独特，古今未有的。从《金瓶梅》一书中得到的启示或许是，如果当今社会中，婚姻伦理能够保持适度弹性，正视财货本可占据的道德地位，庶几可以缓解甚至改变其与婚姻的冲突与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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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破家；《金瓶梅》；财货；婚姻；潘金莲；经济因素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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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92.html
《金瓶梅》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叙述对象的古典长篇，它以西门庆这位从山东清河发迹的商人为描写中心，涉及人物上至帝王宰相下至流民妓女，社会画面或官场逢迎或市井百态，体现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饱满与丰赡。
从艺术方法说来，其“自然主义”[1]的冷峻使得它时时探及人性的深处，捕捉人性的阴劣，全书耐人寻味之处，在在多有。
《金瓶梅》叙事的一大核心，即在“财货”。小说一始便开宗明义地强调了“财货”对于家庭伦理的巨大影响。
词话本开场词《财》中即云：“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怀情为利休。”[1]P6。
确实，古代的商品经济以及人们的重利倾向，对于传统儒家提倡的家庭伦理，所谓“亲朋道义”、父子情怀等，都构成了强烈冲击。
就小说情节来看，家庭因为这财货的侵入而变得支离破碎，是不争之实。
本文拟只就夫妻关系来展开论述，所谓“破家”一词，也与本人另篇论文《清代文言小说“破家”母题研究》[2]有所不同，乃专指这样一种倾向或状态：即传统的、理想的家庭关系面临着某种新的、难以解决的永恒矛盾与巨大危机。
这种矛盾与危机的存在，实际上已经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夫妻关系，这便是本文所谓的“破家”。
某种程度上说来，《金瓶梅》的家庭叙事无不与财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些与财货有关的描写中，破家母题的考察别具价值。
一则，我们可以细绎宋明时代传统儒家道德与夫妻伦理遭遇到了何种财货难题。财货对人性影响何如？
二则，作为一本古代的通俗之作，《金瓶梅》究竟为文学史以及当时的时代思想提供了怎样的新鲜话题。
破家作为母题是如何取代“敦宗”“睦族”等传统家庭观念走上文学史舞台的？本文的研究将有助于对上述问题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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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货叙事中的破家母题表现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892.html
俗世中的夫妻伦理与家庭关系的实践形成，必与家庭中男女实际的经济收入有紧密关联，可这一点，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唯有《金瓶梅》有着如实而细致的描摹。
作为伦理社会，国人本羞于言财，另一方面，古典言情小说中更着意于理想状况下的“纯洁”男女关系的建构，多以“一见钟情”与“悦色起意”作为爱情的基点，描写则几乎全集中在青年人的恋爱过程中。
《金瓶梅》取材则大有不同，它将笔触伸向了庸常人生的世间百态，且以成年人的婚后生活及家庭琐事为重心。以此，家庭成员之间的财货关系，才水落石出式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金瓶梅》第七回“西门庆谋娶孟玉楼”中，就已经树立了这样的立场：对于男性说来，财货有时比女色更为重要。
在这段谋娶文字中，小说着意描写了孟玉楼夫家的姑姑杨婆与舅舅张四之间为其嫁人而大打出手的场面。此段民俗图画式的描写略显夸张，似乎与小说的情节主线有些游离。
然张竹坡的解读却是：“西门娶玉楼，本意为钱，故用张四一争，以衬出之，非有闲笔写张四也”[3]P194。
原来，闹热之文下面反映的乃是冷酷之实。正应了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之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小说续写道，西门庆在娶了孟玉楼之后心情大好，闲了还去妓院嫖了一把，却偏偏把热辣辣在家盼着他去相会的潘金莲给忘了个精光。此处的讽刺意味可谓深刻：香艳的潘金莲并不比富实的孟玉楼更具吸引力。
说完这个总括性的典型例证之后。本文现选取三个角度来加以分析，试说明财货是以怎样的破家之态出现在《金瓶梅》所描写的婚姻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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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古代小说在性爱描写上，达到了《金瓶梅》这样的深度，所谓深度乃是就色情描写与人物刻画的高度结合而言，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并不都是刻画人物的必需，且有相当的性渲染成分[4]。
而本文认为，《金瓶梅》在我国文学史上首次描写到了财货因素对于男女性爱，尤其是对夫妻性事的侵蚀与影响，这也是此书与其他色情小说高下立判的关键所在。
我们先从正面来看一例。在西门庆的几位妻妾中，李瓶儿私蓄最丰，她在西门大院中的生活完全无须丈夫平日的恩济。
从这个角度说来，李瓶儿对西门的依恋最为单纯。我们会发现，他们二人之间，从一开始为人垢病的逾墙通奸，至结婚后成为情感真挚的夫妇，这看似截然不同的情感关系中，有一点却一以贯之，即李氏只在情色与情感上依恋西门，对他的钱财则毫无觊觎之心。
正因为此，李瓶儿对于西门庆的感情才能如此的热烈、单纯，乃至可谓深情款款。
与此正相反的便是潘金莲，她对西门庆的经济依赖最为直接。虽然若孙雪娥、王六儿等内外妇女，也与西门有经济之依附关系，然就夫妻关系说来，则潘氏之情形最为典型，值得分析。
众所周知，小说中潘金莲与西门庆有着无数次畅美快意的交欢，这些描写甚至可以称之为这部小说的重头戏，可惜煞风景的是，潘金莲屡屡会在床帷之中向西门庆索要财物。
小说第四十回，潘金莲在西门庆餍足之后，抱怨自己衣服不合体，嚷嚷着要西门庆“把南边新治来那衣裳，一家分散几件子，裁与俺们穿了罢”[1]P479。
那“衣裳”才是她性爱之中一直惦记着的物件。再看更为典型的一例，小说第七十四回中，潘金莲与西门庆床上交欢时，前后两次向西门庆索要一件价值不菲的皮袄——那是李瓶儿死后留下的宝物之一。
妇人道：“我有庄事儿央你，依不依？”西门庆道：“怪小淫妇儿，你有甚事说不是。”
妇人道：“把李大姐那皮袄拿出来与我穿了罢。明日吃了酒回来，他们都穿着皮袄，只奴没件儿穿。”……
西门庆道：“贼小淫妇儿，单管爱小便益儿。他那件皮袄，值六十两银子哩，油般大黑蜂毛儿，你穿在身上，是会摇摆！”
妇人道：“怪奴才，你与了张三、李四的老婆穿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装门面，没的有这些声儿气儿的。好不好，我就不依了。”
妇人道：“怪碜货，我是你房里丫头，在你跟前服软？”……
自有内事迎郎意，殷勤爱把紫箫吹。[1]P981－982
此段文字略有删节。要说明的是，此时正是交欢一夜后的“次日天明”，二人是一边接着做“那营生”，一边对话。
潘金莲心心念念只在那“油般大黑蜂毛儿”的李氏皮袄，见西门庆要把王招宣家当的皮袄来充抵，当即表示“当的我不穿它，你与了李娇儿去”。
她嘴中虽不服软，却又在西门庆的示意下，立马百般侍候了起来。
由于这一百零六字的口交描写过于浓盐赤酱，人民文学出版社只得一删了事，只留下“殷勤爱把紫箫吹”来影绰其迹。
事实上，这段性描写中，透露出的正是潘金莲屈于下流而未必心甘的态度，也是二人情爱关系的极度扭曲。
潘金莲在这段性事之中，对于西门庆有多少情感投入，可以想象。小说写道，性事才罢，“西门庆起来梳头净面出门。妇人还睡在被里，便说道：‘你趁闲寻寻儿出来罢，等一回你又不得闲了。’”[1]982
古代的评点者们，对于这种床第之私中还杂有财货之秽的行为，感慨万千。
张竹坡这样评道：“要物，每在欢时，可叹世情”[3]P815，曾被认为是李渔评点的绣像本评语则有云：“以金莲之宠，索一物犹乘欢乐之际开口，可悲可叹”[5]P1514。
这“欢乐之际”，变成了一桩买卖，世情确实“可悲”。经济需求导致性爱的情感属性变淡，正是潘金莲对西门庆屡屡绝情的深层原因[2]。
这个道理还有一个反证，就是潘金莲与女婿陈敬济的偷情。他们二人之间的偷情，只有肉欲的芬烈与期盼的震颤，虽然卑劣，却要单纯得多。所以在小说的后半部中，他二人之间倒不乏有深情的表现[3]。
可惜的是，西门庆早已将财色交易当成了一种习惯，他无法意识到，夹杂着“财货”的床事，爱已然缺席。
他粗鲁地将性快感视作情感本身，在他眼中，付钱嫖妓跟夫妻交欢之间原无二致，他径直称自已的妻妾为“粉头”，并认为像孟玉楼或潘金莲这样的女子在青楼也值“百十两银子”[4]。
这位恃仗着自己钱财的男主，其情爱观变态至此，这也难怪他几乎被所有女人所抛弃，所背叛了！
他包养的李桂姐等妓女偷寻恩主，这自然未可深咎；而在他仕途看好之际，家中的潘金莲、孙雪娥就已经与他人纵淫。
这种破家的败象，是与西门庆把家庭内部的夫妻交欢视若“嫖妓”的卑劣观念，有着极大关系的。
所以说，“财货”在《金瓶梅》的叙事之中，更多的是呈现为夫妻情感、夫妇伦理的破坏者而非促进者，它破坏了性与色的美好与单纯。
总之，财货如果能在“交欢”场合中缺席，至少“性爱”可以回归其本真！
以往的评论家们似乎都忽视了这一点：潘金莲的疯狂嫉妒及其种种变态之举，实半源自这个可怜女子经济上的窘迫。
此节，我们将由潘金莲之例来细论夫妻关系中失衡的财货关系，并观察这种经济关系对家庭人际的负面效应。
相较而言，李瓶儿与孟玉楼因所携妆奁丰厚，在西门大院中生活相对独立；尤其是李瓶儿，她生活质量可谓丰裕华贵，饰品也花样精美。
事实上，李瓶儿对下人的优待以及平时的出手阔绰，皆与其雄厚的经济基础有关，所以说她在性格方面体现出的纯善与宽容，亦是拜“财货”所赐。
反过来，潘金莲在小说中成为泼妇与妒妻，其深层次的原因也可追究到她财产地位的孤寒上。潘金莲对于财货的敏感，其来有因。
这一方面是因为丈夫西门庆嫌贫爱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的主要对手，即李孟二人，都太富有了。
有这样两件事，对潘金莲伤害极深。其一是前文已经提到过的，西门庆为了谋娶富贵寡妇孟玉楼，而将正打得火热的潘金莲遗忘。
此时的潘金莲刚毒死了武大，在家中热盼着西门庆的迎娶，结果遭此冷遇。此事深深地刺痛着年青、痴情的潘金莲，她入西门大院不久，便与琴童私通，这也与本次冷落有很大关联。
其二、西门庆喜爱、敬重李瓶儿，觉得李瓶儿对他的体贴与关心源自肺腑。在李瓶儿死后，他悲痛欲绝，在家里踢小厮扇女仆，连饮食也基本断绝了。而西门庆的贴身仆人玳安，却是这样评价自己的主人：“不是疼人，是疼钱”[1]P812。
此语虽然极端，反映的却正是西门大院中众人的态度。潘金莲显然是此种观点的播扬者。可以推想，短于财货的潘氏对李瓶儿的富足嫉恨之火有多么炽烈。
“娶孟”与“宠李”这两大事件中，潘金莲被“财货”深深刺痛，阴毒渐聚于内心，这才逐渐走上了“变态”之路。
毕竟，论风情，潘金莲在书中首屈一指，她绵心绣口，又风情万种，这还引发了《金瓶梅》崇祯本的评点者，即绣像本评点的多次由衷的赞美；但若要论及钱财，这位做过使女、嫁过武大的美妇人就只能屈居末流了。
那么，潘金莲的阴毒、苛刻是如何被“财货”所催发激荡的呢？此处，我们选择她与母亲关系处理的情况，来加以说明。
小说云，潘金莲的母亲潘婆子屡屡来西门大院中走亲戚，自卑的金莲认为老母的到来时常让她出丑。
这一日，李瓶儿因给了潘姥姥一件葱白绫袄儿，两双段子鞋面，二百文钱，“把婆子欢喜的眉欢眼笑，过这边来，拿与金莲瞧”。
潘金莲见此便勃然大怒，痛骂其母：“好恁小眼薄皮的，什么好的，拿了他的来”。这个“他”字，已经将平时与李瓶儿表面姐妹情浓，实则内里疏淡的情形尽括于中。
可惜潘姥姥哪里领会得女儿的要强与委屈，她不无酸气地这指责女儿道：“好姐姐，人到可怜见与我，你却说这个话！你肯与我一件穿？”[1]第三十三回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的卖女过往。显然，母亲的指责让潘金莲恨意难平。
中国文化极强调孝道，潘氏自称“我穿的还没有哩，拿什么给你”[1]P381，至少是不孝。更为夸张的情节则出现在第七十八回：潘金莲死活不肯为再次前来的母亲付六分银子的轿子钱。
这种极端的不孝丑行，既有对母亲（来西门大院走跳）的不满，更多的其实是一种表态——是做给西门庆以及大夫人吴月娘的姿态。
当时吴月娘还劝了一句：“你与姥姥一钱银子，写帐就是了。”潘金莲的回答却是：“我是不惹他，他的银子都有数儿。只教我买东西，没教我打发轿子钱！”[1]P1085结果拉拉扯扯，让外面的轿夫等钱就直等了半日。
不惜出丑卖乖的背后，无非是寻机要向西门大院中的众人申诉自己的贫寒与窘迫，紧咬的牙关后，分明流露出她对西门庆精于钱财、嫌贫爱富的“为夫之道”的愤恨。
吴月娘此时嘴里讨乖，但平日里也未见她有何公允之论，如果她能促成西门大院的各房妻妾有固定开销，有相对的体面，也不至如此。
偏偏吴月娘就是一个管钱颇紧的正头娘子。我们完全可以想像，潘金莲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之中，其中的窘迫与内心的肝火。
平心而论，潘金莲在钱财上确实很自律，她只懂得开口索要，恃宠自娇，而与西门庆的另两个小妾李娇儿与孙雪娥颇是不同。
这两个女人都懂得私窃家财，为鸳鸯别抱之举做好了准备；与她们相比，潘金莲就显得机心不足。
总之，在挺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替西门庆掌管帐户，倒是忠于职守，知道西门庆的“银子都有数儿”，所以“写帐”时从不侵占偷取。
故此，她在性事方面的淫荡不堪，与她在钱财方面的取予有道，悖论式地构成了她的双面人格。
全书中，潘金莲自恃美貌，一辈子却偏偏与钱财无缘，甚至她的最后丧命也只是因为一时短了一百两银子[5]。
其命运与钱财纠缠相关如此，让人慨叹。西门大院中的下人们背后指责她：“他一个亲娘也不认的，来一遭要便抢的哭了家去”[1]P813，作为她的主要道德污点，潘氏母女关系的恶劣，其实质与根源仍可追溯到她的家庭经济关系上。
总之，由于妻妾之间的经济差异过大，一家之主的西门庆又未能制衡其中，反而有偏心之举，这让潘金莲积怨甚久，最终由极度的容貌自尊转为了无端的刻骨怨恨。
王汝梅先生将潘金莲称为“心理症患者”，并提出“由性自尊而导致的性自负和心理自卑构成（了）潘金莲的神经症人格，其心理是变态的”[6]P52。
本文则以为，如果强调其自卑、变态的原因着重在“财货”，或者说是家庭内部的经济关系上，当更准确。
从潘金莲的心理轨迹看来，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经济地位与经济关系，决定了她本人特有的经济心态。调整此种心态的必要，是本部小说给予后人的启示之一。
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夫妻之间设定了“生同衾，死同穴”等伦理要求，视“忠贞”为夫妻伦理的根本；古代的家法族规中唯对“淫妇”往往有擅自处死的条款，甚至会采取活埋、沉潭等极端方式[7]P123。
可是当家庭——作为传统社会中最小的经济单位——窘迫得难以维系时，这些被视为社会基石的伦理也可能会土崩瓦解，一钱不值。贫寒家庭中的夫妻关系，更易受迫于经济，古语云“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就已道出其中真谛。
此处，我们先着重讨论《金瓶梅》中“因财失贞”的妇人。
与西门庆乱交、滥交的女人中，大多是其下人的老婆或伙计的媳妇。她们有的想通过性关系，提高自己在西门大院中的地位；有的则直接带有短暂而明确的财货目的。
先来看来旺儿的媳妇宋惠莲，来旺儿是西门庆的得力仆人，可宋惠莲却趁丈夫外出办差之际，与西门庆苟且多时，每每交欢之际，她便向西门庆索要钱财、香茶、首饰之物，得手后更是怡然自得，总由不得要炫耀一番[1]第二十三回。
如意儿也是如此，她是西门家中雇来的奶妈，在官哥儿与李瓶儿死后，这个奶子虽原有丈夫，却主动承欢与西门庆通奸多次，西门庆“瞒着月娘，背地银钱、衣服、首饰，甚么不与他”[1]六十七回。
至于王六儿就更为典型，她丈夫韩道国是西门庆的伙计。
此妇自与西门庆勾搭上之时，交欢之时莫不顺口索要种种财物，语气则又吞吐之余，委婉有致，诸如“俺每不争气，住在这僻巷子里，又没个好酒店，那里得上样的酒来吃”[1]P446，倒是西门庆难得，为求房事爽利总能体贴出妇人心意，这一次就立马答应要为她在狮子街买房开店。
张竹坡曾就此二人通奸，有如下评点：“六儿全是为利”[3]P778，“与六儿交合时，必讲买卖，见六儿原利财而为此；西门亦止以财动之也”[3]P987。可谓酷评！
小说中这类女性们积极主动地与财主们勾搭，配合得有声有色；而她们的丈夫，要么装聋作哑，要么一力支持，像来旺儿那样愤怒的，是少数。以贲四嫂为例，她时常与男性家人吃酒，既与年青仆人玳安有奸，又跟老爷西门庆耍玩，贲四则毫不见怪，对于妻子得来的财物，“五六两一包碎银子”、“两对金头簪儿”[1]七十七回，也只作没看见罢了。
至于会计韩道国就更为大方了，他“好财又甚于好色” [5]P778，他曾这样嘱托自己的老婆：“等我明日往铺子里去了，他若来时，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儿。”[1]第三十八回
凡此种种，这些家庭中所谓的夫妻伦理竟一丝儿也未见，家庭所承担的功能，就只剩下了“经济”一种了。
贫贱夫妻百事哀。说完了这些因财货而与西门庆通奸的妇人，我们再来看看小说中的“闲笔”。
小说第五十六回描写了常峙节从西门庆家中借银回家后的情景。
他的老婆始先对穷鬼老公谩骂不已，因见其携钱归来，只好转而陪笑，陪笑之余又忽生惭愧之心，因又一一想起自己现在的尴尬与家中的拮据，遂不禁蓦然泪下。
夫妻二人当下，皆相顾无言。这段白描可谓惊心动魄，将夫妻情感的微妙变化捕捉得形神兼具。
绣批称赞这段文字是“写贫家一种有柴米而无恩爱夫妻情景，真令人欲哭”[5]P1102。“有柴米而无恩爱”，这个断语下得好。柴米夫妻一词，更是将此等夫妻关系之无奈曝露无遗。
假如说常氏夫妻的相顾流泪，让人反思的话，那么前面谈到的，不惜主动出卖色身的，就无法逃避时人及后世的指责了。
《金瓶梅》中廉耻丧尽的家庭如此之多，显然与当时的社会风气与时代背景有关。盖自明中期以来，社会崇尚奢侈追逐富贵，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几任帝王皆爱财无德，好色无耻，遂使社会窳朽、风气败坏至无可收拾的局面。
前辈学人若吴晗先生[8]、李存葆先生[9]就此都曾发表过高见，本文将这两位先生对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研究结论视为文史常识，为不掠前人之美，原始文献与相关论述此处一并略过。
有必要指出的是，那些选择与西门庆通奸的妇人，很少有被迫之感，她们贪于财货，奸情之余甚至还欢天喜地，对此牛贵琥与夏志清两位学者有着精彩的分析[6]。
由此看来，财货仿佛拥有神鬼不测之力，它致使传统家庭中的夫妻伦理瓦解冰消，让夫妻之间除了“柴米”之实外，恩爱荡然。
《金瓶梅》，作为明代最伟大的世情小说，多维度地反映出财货思想与逐利观念所导致的社会“破家”现状。那些在外人看来光鲜、安宁的婚姻中，实则乱象纷呈。
如清人文龙所言，这里“婊子认干娘，女婿戏丈母，主母与僮仆共饮，小叔同嫂子通奸，直闹成一个混浊世界”[10]P736。而“财货”正是这混浊世界的主要恶因。
事实上，我国传统的婚姻伦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创设于相对静态、田园牧歌式的乡族社会中，追求稳定与和谐，将“合两姓之好”与“延续子嗣”视为婚姻的核心目标，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信条视为婚姻伦理的基本原则[11]P50-81。
但《金瓶梅》所述及的社会，此时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日益活跃的逐利观念，显著地改变着社会中的人际关联，家庭伦理中的原有缝隙被经济杠杆撬动了开来，成员间的经济关系开始凸显。
一切以经济、财货为衡量标准的社会评判体系，正在逐渐建立中。李瓶儿可以轻松地将蒋竹山扫地出门，以妻出夫，这在传统社会中原本难以想象，但在明代，它却活跳跳地、硬生生地上演了。
显然，小说家还无法在家庭伦理之中，安顿好“财货”的地位。
《金瓶梅》一书以因果报应的思想来进行劝化，试图来缓解“财货”等新兴力量对于传统道德的挑战。词话本以“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夜愁。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1]P6等类似话语来奉劝人们放淡财货之心，这样的道德劝化难奏其功。
《金瓶梅》书中所叙，如文龙所言，“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世间常有之事”。[10]P2089看似变态，实则呈现的乃是人性之常。
唯有认识到这一点，《金瓶梅》也才能堪当名著之称。无非这“人性之常”遭遇到了时代的新话题罢了，而且《金瓶梅》也把这个新话题抛到了我们面前。
事实上，包括家庭经济心态在内的一系列本文所涉及到的婚姻问题，想要真正地解决好，还得依赖于整体社会的发展以及更高层面的制度建设；而相关的解决方案则既非《金瓶梅》也非本文的使命所在了。
总之，在《金瓶梅》所叙述的年代与故事中，“财货”只能是一种摧毁家庭伦理的外力，它破家败德、激淫荡欲，成为诸恶之首。
人们对“财货”的认知还无法做到平和与理性，人们也无法恰如其分地调整好婚姻伦理，以容纳这看似无情的“私欲”与“物欲”。
作为一种揭露式的文艺，《金瓶梅》对财货的负面效应的挞伐，对其“破家性”的深刻叙述，理应得到更为深入的解读。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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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 徐朔方先生在其《论〈金瓶梅〉》一文中言道：“要在中国文学史上找一个自然主义的标本却只能首推《金瓶梅》了”。见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页。当然，《金瓶梅》中的自然主义，至少不是写作方法上的自觉。
[2] 这种绝情，尤其表现在西门庆将死与死后，死前西门庆最为牵挂的就是潘金莲，拉着她的手止不住泪流，可是这位“冤家”全然不领情，而是迫不及待地忙于跟陈敬济的偷情中。
[3] 客观地说来，陈敬济在小说中表现得更为痴情一些，他甚至是不择手段地，反复要去赎取潘金莲。在得知金莲死后，他又表现得悲痛欲绝。相反，潘金莲对于陈敬济的痴情，小说表现得还不够充分。就在潘氏等着陈敬济来赎取时的一小段时光中，小说安排她与王婆儿子偷了把情；后又描写她期盼着武松能够对她萌生旧情。这涉及到小说另一层面的问题。即创作原则的贯彻问题。由于要将写潘金莲的“淫”写透，将她写“死”以收束全文，她对陈敬济的“痴情”便受到了影响。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事关宏旨的话题。
[4] 《金瓶梅》第十一回中，西门庆某日归来，直呼孟玉楼与潘金莲是好“一对粉头”，并声称这二个妇人，若是妓女的话也“值百十两银子”。他计算的不是女人与他的情义，而是妻妾的商品价值与性爱功能。
[5] 她后来被王婆牵出卖人时，陈敬济居然也一时手头无财，待得他弄到钱时，武松早已用一百两雪花纹银购得潘金莲而去，并随后将其杀死祭兄了。
[6] 牛贵琥认为这是文化观念所致：“这个时代的女性也极希望变成男性的玩物，而且在变成之后还万分喜欢。”见牛贵琥：《〈金瓶梅〉与封建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夏志清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通常情况下，当一个女人被她的主人视作玩物时，她也就看不到自己的人性。”见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18页。
文章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北方论丛》，2008年第3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