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代表的明代长篇小说具有强大的文学经典性。这主要表现在7大方面：高峰性、原创性、品牌性、民族性、易传播性和易接受性、经典化过程的曲折性、丰富的可争议性和可阐释性。它们的缺陷存在和文本存在形态的变化都不会导致未来其丧失文学经典性。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09.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09.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09.html
关键词：明代长篇小说；文学经典性；消亡；《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09.html
当前在文学理论批评界，一些学者对经典的质疑声（如抛出了“文学经典会消亡”的悲观论调）越来越多，他们认为经典是变动的、动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认为是经典的文学作品或许在将来就不再认为是经典了。
譬如：汉赋在汉朝代表了一代之文学，可是如今已不盛行；京剧曾经在清代后期大为盛行，但现在其发展也呈现衰落之势。这些现象都让人着实怀疑经典文学的永恒性。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些诞生于封建王朝下的明代长篇小说“四大奇书”，它们的命运将如何呢？其文学经典性在未来会消失吗？
一、“四大奇书”没有强大的文学经典性吗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09.html
其实，这“四大奇书”有强大的文学经典性。其经典性主要表现7大方面，即：高峰性、原创性、品牌性、民族性、易传播性和易接受性、经典化过程的曲折性、丰富的可争议性和可阐释性。
而高峰性是它们最值得我们看重的一方面，也是它们固有的内在价值，不会随时间改变而流失。
《三国演义》的高峰性表现在全景式展现中国古代战争的方方面面，最善于叙事，巧设悬念，相当多的事件写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等；
《水浒传》的高峰性表现在个性化人物塑造、多层次刻画人物、结构上连环勾锁与层层推进等；
《西游记》的高峰性表现在有极强的幽默笔法、创造了奇妙绝伦的神幻世界、做到物性神性与人性的统一等；
《金瓶梅》的高峰性体现在多色调、立体化地刻画人物性格，有网状的艺术结构，具有中国小说向近代小说转变的轨迹，创造了人性问题上多个二律背反的典型文本等。
高峰性这一点是从文学作品内在的艺术品质与价值来说的。正因为这四部小说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我们才认定它们为文学经典。
而关于这一点，已有很多文学史教材都作了精辟的论述与总结，争议会比较小。所以，笔者也就不再赘述。
四大奇书套装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09.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09.html
《三国演义》的原创性体现在创造品字型模块的历史演义小说巅峰，善将史书中呆板的故事艺术化、悬念化等；
《水浒传》的原创性体现在创造英雄传奇小说巅峰，创造关于造反起义题材的经典类型，创造“连环勾锁、百川入海”的结构形式，注意展示人物性格在环境中发展、变化，善于将人物语言性格化等；
《西游记》的原创性体现在高超的艺术虚构技巧，创造神魔小说巅峰，幽默诙谐的艺术技巧，创造新颖别致的“糖葫芦”式情节结构等；
《金瓶梅》的原创性体现在创造世情题材小说高峰，是第一部以市井社会、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内容的大型长篇小说，创造市井生活网状式的艺术结构，注意多色调、立体化地刻画人物的性格，显示人性的丰富性，注意揭示人物性格世界的复杂性，开辟出完全人性审丑的美学领域等。
品牌性与各自的品牌设计、核心宗旨、核心价值也将是它们在未来长盛不衰，获得广泛读者群的外在动力。
《三国演义》的品牌设计是诠释三方力量的交锋斗争，显示其中的斗智斗勇和权谋，演绎复杂的历史兴衰，表现出厚重的历史感；其核心宗旨是尊崇仁君贤相、向往国家统一、仁君治国，反对暴君奸伪；其核心价值是拥刘反曹、道德至上、藐视权奸的情感取向，这是它的灵魂。
一是定位于对“官逼民反”的经典叙述；二是对叛逆者忠君与被招安的经典诠释；其核心宗旨是宣扬“官逼民反”和“忠心报主”。其核心价值也主要是两大方面：一是“官逼民反”“替天行道”；
二是“杀尽贪官污吏”“忠心报主”。“官逼民反”“替天行道”的情感取向，是这部小说的灵魂所在。正因为有这些品牌设计和核心价值，故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才热衷于阅读、感悟、欣赏它，才乐于提及“武松打虎”“武松杀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林冲逼上梁山”等情节。
经典小说作为品牌小说，它常在读者群中形成一种认可心理，并逐渐形成品牌偏好与品牌忠诚。所以，一谈到造反或官逼民反题材的小说，读者和百姓就自然而然想到《水浒传》。
他们自然而然地偏好“水浒传”，并忠诚于它。其“武松打虎”“林冲逼上梁山”“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武松杀嫂”“武松血溅鸳鸯楼”“宋江杀惜”“李逵杀鬼”“梁山英雄排座次”等，就像一道组合招牌菜一样，让读者垂涎三尺、津津乐道。
或者说，“水浒传”已构成一个大的品牌，令读者一提到它，就很自然地想起武松、宋江、林冲、鲁智深等英雄人物，就想进“屋”“品尝”一番。
《水浒传》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09.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09.html
《西游记》也有自己的品牌设计、核心宗旨和核心价值：其品牌设计是诠释唐僧西天取经，渲染斗智斗勇，以孙悟空和猪八戒贫嘴表现出超级浓重的幽默诙谐感；
其核心宗旨是诙谐幽默、游戏，调节生活，增加人生情趣；其核心价值一是休闲娱乐，二是鼓舞人们要持之以恒，勇于向“妖魔鬼怪”世界作斗争，并斗争到底，取得圆满成功。
所以，一谈到神魔题材的小说或幽默风趣的中国古典小说，读者和百姓就自然而然想到《西游记》。
他们也自然而然地偏好《西游记》，并忠诚于它。或者说，“西游记”也构成一个大的品牌，也像一道组合招牌菜让读者垂涎三尺、津津乐道，让他们一提到“西游”，就想进“屋”“品尝”一番，要么欣赏齐天大圣大闹天空，要么观真假美猴王斗智，要么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要么探究孙悟空三调芭蕉扇……。
《金瓶梅》也有自己的品牌设计、核心宗旨和核心价值：其品牌设计是以热冷转换的氛围叙事的形式，诠释情色和妻妾成群的家庭，渲染人性是复杂丰富立体的；
其核心宗旨是告诫纵欲、贪财必然导致自我灭亡；其核心价值是戒淫戒贪的情感取向。这是一种对贪财与贪色的人生深度反思，折射出作者深邃的悲剧美学的内涵。
由于几乎每个人一生都要与财色打交道，或许《金瓶梅》能提供人们在这方面的某些启示，故它常常能吸引读者对它的关注。正是这样的定位，它自然能获得持续不断的关注和流传价值。
所以，一谈到世情和财色题材的小说，读者和百姓就自然而然想到《金瓶梅》。
他们自然而然地偏好“金瓶梅”，并忠诚于它。“金瓶梅”构成财色小说和世情小说两个大的品牌，也像一道组合招牌菜让读者垂涎三尺、津津乐道（直接的效应就是有人一听说《金瓶梅》，便会禁不住马上去买或借这本书），或者他们一被提到“金瓶梅”，就想起“西门庆”“潘金莲”等人，并下意识地认为他们是色男淫女。
总之，《金瓶梅》是反映封建时代中国一夫多妾制下各种争风吃醋、明争暗斗、明打暗害的典型家庭生活，具有吸引读者的长久看点。
加上这四部明代白话长篇小说典型地反映中国封建社会风貌，有其独特的时代烙印，故它们决不会因为出现了其他竞争品牌的小说而丧失文学经典性与文学经典地位。
《新刻金瓶梅词话》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09.html
争议比较大的是它们的缺陷。未来这“四大奇书”会不会因为存有一些缺陷就不被认定为文学经典呢？
这涉及如何看待长篇小说经典的缺陷的问题。短篇小说与小小说要求字字精炼、惜墨如金，甚至可以说，其每一段都要求精心设计、精雕细琢。
长篇小说当然也需精心设计、精雕细琢，但其实其严苛程度不必像短篇小说或小小说那样。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就是典型的案例。它们是明代的小说名著，相对于清代的小说名著《红楼梦》来说，其文学成就要低一些，很多地方显出缺陷与不足。
《三国》有特征化、类型化的人物塑造，造成“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1]的弊病，显现出作者骨子里的男权主义思想；
《水浒传》对武松、李逵等嗜杀成性的赞扬成为它严重的缺点，透射出作品的暴力美学和对女性的先天偏见；
《西游记》“八十一难”中收伏妖魔的办法和结局大都有些类似，其还有抄引道教书籍《鸣鹤余音》等的诗赋韵文之弊；《金瓶梅》描写家庭生活有情色之弊。
但事实证明，缺陷有时也会被广大读者忽略，或不太关注；以至缺陷虽一直存在，但从来就没妨碍这些文学名著风靡社会，赢得大量读者。
故笔者认为，缺陷可成为文学经典观的讨论内容，成为被观照对象，不解析文学作品的缺陷问题就无法恰当地把握经典的衡量标准，就会人为地、错误地消亡一些经典作品。
而且事实上，我们通过中外比较，发现只有适当宽容地对待作品的缺陷，才能在中外文学经典史的评价中架起平等相通的桥梁。
譬如：国外很多文学经典，如狄更斯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哈利·波特》系列小说都是有缺陷与不足的。但我们发现，常被中国学者列入二三流作家的狄更斯也被布鲁姆视作文学经典的代表作家。[2]
不仅布鲁姆这么看，就连更早的佛斯特也这么看，他认为狄更斯足以“跻身”世界“伟大作家之列”。[3]
但在中国一些学者眼里呢？狄更斯无论如何，进不了经典作家之列，因为他小说中更多的是扁平人物。
《鲁滨孙漂流记》按中国目前许多学者的观点，也是不能进入经典小说的，因为它缺乏完整生动的性格塑造，但欧美人却把它看成冒险家题材的经典小说。
《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小说叙述则与“性格人物是小说之魂”的小说观念相左，它以叙事和分析案情见长，没有性格特别鲜活的人物形象，但故事新奇，“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4]
西方人视其为侦探小说的经典之作，它曾名列美国推理作家协会（The Mystery Writers of America）票选出来的史上最经典的100部推理小说排行榜的榜首。[5]
再如中国的二三流古典小说《好逑传》，德国大文豪歌德却高度评价它。[6]
所以，欧美人的文学经典标准确实与中国许多学者的不一样，没有中国学者要求的那么高。
这样，我们就有必要反思一下：为何欧美人可以将狄更斯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福尔摩斯探案集》等所谓二三流古典作品奉为文学经典？为何欧美人往往会重视作品本身的特点、个性、原创性与陌生化成就，而包容其思想与艺术上的某些缺陷？
当代中国学术界最不包容《三国演义》《水浒传》缺陷的可以刘再复先生为代表。
刘先生本来是大学者、大学问家，可是他前些年却说：“‘三国气’其实就是权术气、厚黑气；‘水浒气’其实就是流氓气、痞子气。
他们代表了国民性中阴暗而伪劣的部分，代表了人性中万劫不复的深渊”[7]序言10，表面上他把《三国演义》《水浒传》“双典”不当作文学著作看待，而当作哲学、社会学著作去洞穿、看破，试图从文化源头上归罪于“双典”。
但实际上是尝试以后现代主义为立场，拿当代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要义全面消解和颠覆“双典”的文学经典性。
事实上，刘先生等人所谓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缺陷属于思想文化的范畴。
这涉及如何看待封建时代中国的暴力革命以及男性中心主义叙事立场诸问题，以及这些小说名著是否适合极端式解读和任意放大其缺陷的问题（限于篇幅，下文只以《水浒传》为例展开讨论）。
笔者认为，作为具有历史进步观念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读者，是应该，也必须积极肯定《水浒传》中梁山将领暴力反叛、起义与抗衡朝廷的正义性。
如果不首先肯定人民百姓的起义与反抗，那将无法肯定和讴歌历史上各种人民群众反抗压迫和统治的暴动、起义，就会重蹈清朝人旧辙，诬其为“诲盗作品”，诬其英雄为害群之贼、匪、寇等。
《水浒传》是反映旧社会革命题材的小说，尽管它有很多遭到众人非议和责难的地方，但它的革命性是不容否认的。它生动地再现了下层百姓轰轰烈烈的革命，直至最后被招安、分化瓦解的过程。
尽管这种革命只革贪官污吏的命，不革皇帝的命，但他们的革命活动是有进步意义的。
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可见，革命和起义有时是必须带有暴力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如此，更何况历史上那些革命与起义。
所以，我们必须看到《水浒传》中的英雄暴力是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其它下层人物阶层革命所必然带有的痕迹，是历史真实的体现。
它坚强地反映了一个基本的社会学道理：官逼民反，对任何时代掌握政权的上层建筑都有警示和教育作用。
至于武松、李逵等人滥杀无辜，孙二娘吃人肉包子开人肉店等，那更是历史上的武将英雄真实历史的写照；不写出来，反倒不真实。
所以，有些人将《水浒传》的暴力色彩看作应该猛烈批判其的靶子，笔者以为不太妥当。我们之所以肯定《水浒传》，宣扬它是文学经典，一方面是因为其非凡高超的写作技巧，把水浒英雄写得活灵活现、个性鲜明；
另一方面，其轰轰烈烈的造反行为是值得赞扬的，其通杀奸臣、贪官污吏等坏蛋是让人欢欣鼓舞的，尽管其行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会评价为“防卫过当”或“刑事杀人罪”。
但其实我们某些读者忽略了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两种社会背景不一样。宋江等梁山英雄闹革命是在封建社会进行的，其演绎的“官逼民反”是封建时代的一个典型。
在所有中国古典小说里面，《水浒传》就是“官逼民反”写得最好的难得的文学范本。而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讲究有适应现代型社会建设的现代型人格心理，人性化是我们对待任何他人与社会所必须恪守的一个标准。
自然，不能讲究剥夺他人的生命权，自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任何人绝不能像鲁智深那样动辄拳打“镇关西”，不能像武松那样动辄“杀嫂”，不能像宋江那样一怒之下就杀死自己的妻子“阎婆惜”；不能像杨雄那样残忍地“开膛悬吊”已偷情的妻子。否则，我们中的任何人就要受到批判、严惩或镇压。
因为所处的国家制度和社会背景与现状不一样，看似同样的拳打或杀妻、杀嫂行为，我们评判的结论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可将两个社会背景完全不同、但行为看似一样的暴力行为作等同式的横向类比，更不适合过多地指责《水浒传》梁山英雄们。
也就是说，如果把《水浒传》很明显的暴力色彩、暴力杀人描写认作是缺陷的话，那我们说，可以允许其存在，因为它正好是反映旧社会暴力革命杀害无辜的真实写照，具有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双合一。
而明代小说名著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叙事立场，那也是反映中国旧社会男权主义的痕迹，也是历史真实。
我们可以批判这种男性中心主义叙事立场，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文学经典性。其叙事立场这种缺陷是在可允许的范围之类，因为其作者毕竟是封建社会旧时代的人。我们绝不能站在今人的思想高度而苛求古人、古代作家或作品中的人物该怎么做。
假如因为存有某些带有时代局限的思想缺陷而不能广泛流传的话，那中国古代很多的书，包括孔子、孟子的书（因为他们有宣传君主制、宣扬忠君观），就都要统统烧掉、焚毁了。
如果如此，那就是新的“焚书坑儒”了，其罪过可想而知。
依此类推，对于存在于明代其他长篇小说名著中的缺陷，譬如：《三国演义》塑造人物有类型化、脸谱化的弊病，《西游记》中孙悟空降妖伏魔的模式有些相似，其抄引道教典籍《鸣鹤余音》等的诗词赋，影响了对其原创性程度的评价，《金瓶梅》存有家庭生活情色描写（可去掉明清刻本中的极少数淫秽文字和图片，推出当代新评注本《金瓶梅》，用通俗语言加强对读者群的正确认识和健康引导），也大可采取类似的宽容态度。
只要广大读者喜欢看，我们就不必刻意地任意放大其缺陷。其实这跟不采用“文革”时任意上纲上线的批评方式差不多。我相信，各位读者都是不希望“文革”重来的吧。
当然，某些学者（如刘再复先生）从学术争鸣的角度否定其缺陷，放大其缺陷，倒也可以被理解，只是希望这种学术见解不至于影响到整个社会（尤其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各级政府）对《水浒传》等小说的基本态度，造成社会完全抵触、排斥它们。
当今社会是讲包容、主张“和而不同”的社会，所以，对于明代长篇小说名著存在的这样那样的缺陷与不足，我们应抱着尽量包容的心态，而不是放大其缺陷来批判它们。
我们还应该像西方人那样略微包容缺陷，更加看重作品的个性与原创性，才能更好地发掘出文学经典，以保护我们本民族已有的文学经典永远立于经典之列。
总之，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能以偏概全，以局部印象代替整体评价，不能因为中国古代小说名著中存在的局部缺陷而否定其高峰性的成就，进而否定其文学经典地位。
再从存在形态的角度谈谈未来会不会消亡“四大奇书”这些明代小说的文学经典性。
从当下来看，社会已进入了“读图时代”，微博微信时代、3G与4G（将来会有5G、6G）智能手机网络时代，大量的电视、电影、电脑、手机等影像资料充斥着21世纪的青年人。
或许可以这么说，明代小说纸质文本似乎已淡出了年轻一代的视野。不是有人说“文学消亡论”吗？是的，作为纸质文本的小说载体是在逐渐被遗忘，被淡出视野。
如中国中央电视台1994年播放了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以至一般的大众百姓都不去看、也不愿看纸质文本的小说《三国演义》。
也就是说，影视《三国演义》成为他们阅读纸质文本（小说原著）的替代品。
的确，人们再不会回到昔日纸张传播小说名著的时代，但不管怎样，这些替代品其实是纸质文本小说的续作和改作，只不过它以一种变化的异样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这些仿作和续作其实是明代经典小说本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它们在新时期和新阶段的变种。
所以，这一切还是证明了小说原著的影响力之强。站在一个高处来看，纸质文本的小说原著作为这些影视作品的源头，它在未来必将仍然起着坚强的核心支撑作用和领导作用。
或者说，“回到原著论”也未尝不会时不时在未来成为呼唤的口号。明代“四大奇书”在当今或未来以变种的形式继续传播和接受，恰恰说明其作为经典小说内在的顽强的生命力。
它们作为永不枯竭的源头动力，引导人们永远不会完全遗忘这些小说名著。这种永不被遗忘性也恰恰说明了它们的经典性永恒存在。
未来变的只是小说经典被人接受的方式，即人们不再主要以文字的形式阅读和接受它，而是以它的变种形态，如影视、手机视频等图像制品和网络文字等形式取代其主要形式。
但原著也并非完全不需要，原著的文学经典性仍会永远在那里焕发光芒。笔者相信，只要西方人永远承认莎士比亚戏剧的文学经典地位，那在中国，明代“四大奇书”就能永葆小说的经典地位。
21世纪的读者具有很强的非崇拜性，所以，他们喜欢看另类的改变形式，如大话、戏说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的形式，甚至是各种质疑、批判以往观点的声音，其实都证明了明代“四大奇书”原著丰富的内涵、顽强的延伸性和衍生能力。
笔者在此还想说的是，明代长篇小说“四大奇书”的经典性绝不是一个暂时的时间能指，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具有相当稳定性的、长久的所指。
它们的经典化一旦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期与曲折的过程，它们的文学经典地位一旦被完全确立，那么，其经典性就不会那么容易变成一个暂时现象或一段短暂历史。
故而，它们的经典性不仅是现在进行时，而且是一般将来时：这四大奇书的经典性将永恒存在。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07.
[2]［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
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242-249.
[3]［英］佛斯特．小说面面观[M]．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62-63.
[4]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81.
[5]豆瓣网．美国推理作家协会100部经典推理小说[EB]．http://www.douban.com/note/32273276.
[6]［德］歌德．1827年1月31日[A]．［德］爱克曼，辑．歌德谈话录[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15.
[7]刘再复．双典批判：对《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文化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2010.
本文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基金项目:“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明清白话短篇小说研究”（13XZW008）；2015年广东高校省级重点平台和重大科研项目“《三国演义》经典性与汉代文化的关系”（编号2015WTSCX112）；广东培正学院青年教师创新科研基金项目“《三国演义》的文学经典性研究” (编号15pzxyqn011）
文章作者单位：东莞城市学院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内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3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