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简要概述了《金瓶梅》的翻译历史，全面介绍了自清代以来至当代的诸多《金瓶梅》外文版本，包括少数民族、东亚的日本、韩国、越南等以及西方英、法、美、俄国等的节译本以及全译本，也介绍了诸译本中多种形式的《金瓶梅》文论，涉及《金瓶梅》的译文评点以及时代背景、创作情况、文学价值、作者、版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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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瓶梅翻译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12.html
将《金瓶梅》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与外文，最早的是满文翻译。有康熙四十七年（1708）刻本《满文本金瓶梅》等，系据《第一奇书》本译出。
传言为户曹郎中和素所译[1]，或曰翻译人是徐蝶园[2]，又曰翻译人是康熙的兄弟[3]。
18—19世纪，亦有日文翻译改作本。马琴（1767-1848）《新编金瓶梅》，似为日本最早的《金瓶梅》改编本。
另据（日）泽田瑞穗《增修《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尚有有冈南闲乔译《金瓶梅译文》（写本）、《金瓶梅五集筱默桂三评》（写本）、柳水亭种清著《金瓶梅曾我赐定》（1860年刊本）、松村操译《原本译解金瓶梅》（1882-1884年东京鬼屋诚刊本，译出9回）四种。
法译文《武松与金莲的故事》（Histoire de Wou-Sonq et de kin-lien），（法）巴赞（A.P.L.Bazin）译，载《现代中国》（Chine moderne）1853年第二版，仅《金瓶梅》第一回；德译文《金瓶梅》片段，题目《一个食品商人的风流冒险故事》，（德）格奥尔格·加布伦茨（汉语名字贾柏莲，Gabelenz,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1840.3.16——1893.12.11）译，载《东方和美洲杂志》（Rerue Orientale et Americai_ne）1879年10-12月号，系据《满文本金瓶梅》译出。
20世纪的《金瓶梅》外文翻译，日渐繁多，日益完美。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金瓶梅》的外文翻译。继18—19世纪之后，仍处于片段译文、节译和改写状态，如法文节译本《金莲》（Lotus d,ór，Roman adapte du chinois），乔治·苏利埃·德·莫朗（George Soulie de Morane）译，法国巴黎夏庞蒂埃与法斯凯尔出版社(Paris，char pentier et Fasguelle)1912、日文译本《金瓶梅》[4]等。
日本又陆续推出多种《金瓶梅》译本。夏金畏、山田秋人合译之《全译金瓶梅》，东京光林堂书店、文正书店1925年11月出版，仅译出22回。
泉修一郎译本《金瓶梅词话》，东京美珠书店1948年1月出版，仅10回。
尾坂德司以第一奇书本为底本的《全译金瓶梅》在东京东西出版社1948-1949年出版。几乎同时，
小野忍（1906-1981）和千田九一（1912-1965）据《金瓶梅词话》合译的《金瓶梅》前40回，由东京东方书局1948-1949年出版，至1959年完成全部翻译后出版全译本，很快便取代了尾坂德司的译本。
这个译本分别纳入河出书房的《世界风流文学全集》、平凡社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集》《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劲草书房的《中国之名著》、岩波书店的《岩波文库》，一版再版，至1973—1974年已出版六版，成为最受欢迎的日译本。
平凡社的版本第一册之末附有小野忍撰写的“解说”，论及《金瓶梅》的成书背景、版本、特质、素材、词话本和崇祯本的差异、欧洲译本，并简略介绍了自己的翻译情况。
小野忍还撰有译后记，名为《<金瓶梅>批判研究》。冈本隆三的《完译金瓶梅》（东京：讲谈社，1971-1974）亦据词话本译出，分成四卷，每卷均有译者所拟的标题，第一卷之末附有「解说」一篇。该译无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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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阶段西文译本亦渐成规模，多有可观，有以下三种情况：
（1）（德）冯·埃·察赫（Von E·Zach）翻译的德文《金瓶梅》几首诗，载于《德国卫报》（Deutsche Waccht）1932-1933年3-8月号合订本。
（2）（法）吴益泰（Oultai）翻译的法文《金瓶梅》片段，载于《中国小说概论》（Sur le Roman Chinois），巴黎韦加出版社1933年版。
（3）（德）H·鲁德斯贝格（H.Rudelsberger）翻译的《金瓶梅》第13回，题为《西门之艳遇》（Die Liebesabenteuer desHsi-Men），载于德国出版的《小说》（NovellenⅡ）。
（1）据《第一奇书》的英文节译本《金瓶梅：西门庆的故事》（Chin Ping Mei,The Adventurous of HsiMen Ching），由纽约“The Library of Facetious Lore”出版于1927年。
（2）（德）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1884-1961）据《第一奇书》的德文节译本《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Kin Ping Meh；oder,Die Abenteuerliche Geschichte von His Men und seinen sechs Frauen），1930年莱比锡岛社(Leipzig：lnse-Verlag)一版，1954年、1955年、1961年、1970年等相继再版,1954年以后的版本由德国威斯巴登岛社（Wiesbaden: Insel-Verlag）出版。
库恩也曾翻译《红楼梦》《水浒传》《隔帘花影》等中国名著，很受欧美推崇，《金瓶梅》的英、法、瑞典、芬兰、匈牙利文节译本，多半据库恩德译本转译出版。
但他的《金瓶梅》译本根据出版社的要求不得超过一定的页数，
所以，库恩把与西门庆和六个女人之外的故事一概删掉，只留下一条西门庆和女人的主线。这个译本在德国书店里一直被放在淫秽小说类书架之上。
因此，这个译本就给欧洲人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金瓶梅》不过就是一部淫秽小说。这个译本在纳粹统治后期（1942 年）也被禁止。
1944 年5 月，库恩译本始获得解禁。库恩译本在欧洲颇有影响，很多西文均据其转译。如：
（3）（英）伯纳德·米奥尔（Bernard Miall）《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Chin Ping Mei；The Adventurous History of His Men and Six Wives），据库恩德文本转译成英文，1939年伦敦约翰·莱恩出版社（John·Lane）与1940年纽约G.P.普特南父子公司（N.Y.,G.P.Putnam′s Sons）分别出版，卷首有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的导言。
该节译本还有1960、1962年版，均由纽约卡普利科恩图书公司（Capricorn Books）。
（4）（法）让·皮埃尔·波雷（Jeah-Pierre Porret）《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Kin ping Mei,ou la fin de la merveilleuse histoire de His Men avec ses six femmes），据库恩德文本转译成法文，巴黎居伊勒·普拉出版社（paris,Guy le prat）1949年出版第一卷（1953年修订再版），后因法国官方查禁，直至1979年后才出齐后两卷。
（5）另有荷兰文转译本（1940）、比利时文转译本（1946）、捷克文转译本（1948）、瑞典文转译本（1950）、意大利文转译本（195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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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奥托·祁拔（Otto Kibat，1880—1956）、阿尔图尔·祁拔（Arthur Kibat,1876-1960）兄弟据《第一奇书》合译之德文全译本《金瓶梅》（Djin ping meh,unter weitgehender），恩格哈德—赖赫出版社（Gotha,Engelhard Reyher verlag）1928年第一卷，1932年第二卷，仅至原书第23回。
当时曾预告翌年出版第三卷，后因为希特勒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而未果。奥托兄弟的翻译并没有因此停顿，
1946年他们终于完成了全书的翻译与注释。瑞士天平出版社接受了这部译稿的出版，1967年出版了第一卷，1983年出版了最后一卷（第六卷）。
遗憾的是，当该译本出版之前，奥托兄弟均已谢世。该书六卷，长达3155页，前五卷是小说正文一百回，包括诗词，一字不漏地全部译出；第六卷是译者写的序言和注释，这些注释不但帮助读者了解书中涉及的中国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而且也反映了译者几十年艰辛的劳动过程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第一卷前面有德国汉学家赫伯特·弗朗克撰写的前言，他在前言中概述了中国小说的发展，指出《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高度评价了祁拔兄弟的译文。
奥托兄弟译本出齐之后，《德国之声》中国编辑部的编辑安德里亚斯·多纳特撰写了半小时的广播稿，题为：“《金瓶梅》¾¾中国的一部四百年的小说仍具有现实意义”。
多纳特指出：被称为“第一奇书”的一百回《金瓶梅》在数量上超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托马斯·曼的《魔山》，语言上充满了中国的诗词典故以及对外国人来说更加困难的地区方言，仅此两方面就决定了翻译此书的难度。没有毕生为之奋斗的决心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是难以想象的。
祁拔兄弟的译文确立了他们作为大翻译家的地位。祁拔的译本将在西方恢复这部巨著的本来面目，被库恩的译本歪曲了的这部作品的形象将会得到纠正。
多纳特肯定了这部书的价值及其现实意义，指出：“如果说这个在明朝还那么光辉灿烂的中央帝国突然崩溃不是历史的不幸，那么，《金瓶梅》这部小说已经揭露了明朝社会生活中后来没落的根源并使之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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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是一部杰出的社会批判小说，它也使欧洲的读者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中国在最近几个世纪中落到欧洲人的后面。我们只要观察一下西门庆这个人物就够了。
他被刻画成一个生气勃勃的业主，在他所在的小城中，他是一个暴发户。他经营生药买卖，但他对自己经营的东西却不感兴趣。
他不是一个药物学家，不搞药物研究，相反，他却被一个和尚引诱，买下他的春药奇丸，既不开处方，也不对药丸进行分析，以便自己进行大量生产。
他有一群酒肉朋友，但却不喜欢和医生及药剂师来往，也不在开处方和出售药物的人中间保保持并扩大药材的销路。他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都投入与本行不相干的地方去了：他用钱买了一个提刑职位，他压根儿就不具备这方面的常识，但他却敢公然接受贿赂，以从未有过的方式扩大自己的财富。
在那里，权力与法律不是被当作一种公共的准则，而是被当成用来投机的商品。这就是没落的萌芽，在中国富裕而繁华的明代它就已经产生了。
到如今，这株毒苗是否已被铲除，抑或仍在发挥作用，《金瓶梅》的每一位读者读完这部小说以后，亲自考察一下这个人民共和国，都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金瓶梅》问世四百周年以后的今天，它仍然是一部现实的作品。”祁拔兄弟的《金瓶梅》全译本给德国人的第一个印象竟是这样准确，最初的评论竟是这样中肯。
值得一提的是，奥托·祁拔因为军职和贸易曾在中国居住了18年，又对中国文学很有性趣，中文自然不错；而他的哥哥阿尔图尔·祁拔为了支持弟弟，是在德国自学的中文。[5]
（2）（英）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金莲》(The Goldon Lotus)，英文，据第一奇书本翻译，译文由老舍合作，颇觉完美，1939年伦敦G.劳特莱基出版社(London,G.Routledge)一版，1954年纽约格罗夫出版社(N.Y.,Grove Press)修订再版,1972年纽约Paragon Book Gallery三版。
2008 年，被改编成人民文学出版社《大中华文库‧金瓶梅》汉英对照本的，就是这个译本。该译本2011年重印，出版社是Charles E. Tuttle。此版中，专有名词（人名等）改用汉语拼音，卷首有Robert Hegel 新撰的导言，为读者简介与《金瓶梅》相关的基本知识，并描述了克莱门特·埃杰顿的生平事迹。
库恩为其译本所作跋、韦利为伯纳德·米奥尔译本所作导言、保罗·拉维涅（Paul Lavigne）为波雷译本所作导言，以及一些对诸译本的评介文章，也可看作此一阶段德、英、法的《金瓶梅》研究。
库恩跋涉及《金瓶梅》思想、艺术、版本等方面，认为《金瓶梅》“手法是现实主义的，……是不可多得的明代文献。谈到它的艺术性，那无可争辩的是属于最好的作品。”
韦利的导言，虽然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评点者都说了一些凭空猜测的话，但其牵涉到《金瓶梅》的时代背景、创作情况、文学价值、作者、版本、评点，可说是西方第一篇《金瓶梅》专题论文。
1950—1963年，韩国的《金瓶梅》翻译有金龙济的译文，据第一全书本，1955—1957年连载于《自由新闻》，计614篇，并由汉城正音出版社1956年出版，100回，5卷，有插图，1962年再版。
又李周洪的译文，1962—1964年连载于《国际新闻》，计552篇，后由汉城语文阁出版。还有若干节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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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马里奥·舒伯特（Mario Schubert）据《第一奇书》德文节译本《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Episoden aus dem Leben His Mens und seiner sechs Frauen），苏黎世维尔纳·克拉森出版社（Zǖrich,W.Ciassen）1950年出版。
（2）美国Chai Chu与Winbery Chai翻译的《金瓶梅》第1回，英文，载1956年美国阿普尔顿—世纪出版社《中国文学宝库》一书。
（3）（法）约瑟夫-马丹鲍尔（Joseph-Martin Bauer）与赫尔曼·海斯（Hermann Hesse）等《金瓶梅》（Chin ping Mei,Femmes derriere un voile）, 据库恩德文本转译成法文，巴黎卡尔曼-莱维（Calmann-Lévy）出版社1962年出版。
1964—1978年，前苏联马努辛对金学的最大贡献是用毕生精力和心血译成俄文版《金瓶梅》。
该书印制考究，装帧精美，由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77年一版，印行50000套；1986年二版，又印行75000套。
该书据《金瓶梅词话》节译，虽然篇幅只有原作的五分之二强，但删选比较得当。该书由马努辛主译，舍契夫、雅罗斯拉夫、李福清、小野忍等润色帮助，所以译本质量较高，是《金瓶梅》西文译本最好的几种之一。
马努辛的俄文译本《金瓶梅》未及最后译完出版，便英年早逝；译本的序言《兰陵笑笑生及其小说〈金瓶梅〉》和注释由李福清撰写，李福清在序言中对《金瓶梅》的作者、版本、成书过程、思想内容等作有评介，
着重阐明了各类象征和隐喻的含义，简明分析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人物形象，指出了说唱文学以及儒家、佛教、道教对小说的影响，认为“把主要的笔墨集中用于描写主人公的私生活”和“花了很大篇幅去描写中国妇女的生活，”是作者的两个创举，说“这部长篇小说宛如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危机四伏时期的一面镜子”。
韩国的《金瓶梅》译本又有新作。1969年，金东成译本由乙酉文化史出版社出版，3册，120回，据第一全书本译出，未删节，对于性描写文字，只引录汉文，而翻译诗词曲歌时，先引录汉文，括号内加上韩文译文，正文需要时文中加双行小注。
1971年，赵诚出译本由三省出版社出版，据词话本译出，偶见译者率意删削原著，该书1993年再版。
《金瓶梅》越南文译本，1969—1970年由昭阳出版社出版，阮国雄翻译，全12集，2700多页，据《古本金瓶梅》翻译。这个译本一直流传至今，未见再译。
1989年1月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二版刊行，变化无几。在东亚文化圈中，越南是最后一个翻译《金瓶梅》的国家；在东南亚文化圈中，越南是唯一一个翻译《金瓶梅》的国家。
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自1901年至1978年，以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标志着古典阶段的结束和现代阶段的开始；以1933年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发行《金瓶梅词话》，标志着现代阶段的正式启动；以中国大陆、台港、日本、欧美（美、苏、法、英）四大研究圈的形成，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全面推进；
以版本、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语言风格、文学地位、理论批评、资料汇编、翻译出版等课题的形成与展开，标志着现代阶段的研究水平。
至此应当说，《金瓶梅》研究具有十分厚实的根基和无比开阔的前景。中国大陆的研究一度消歇之后，其巨大的潜力即将奔突洋溢。
可以想见，一个《金瓶梅》研究的火红黄金时代就要到来，一门新的“显学”正在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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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2000年，韩国朴秀镇的《完译金瓶梅》于1991—1993年由汉城青年社出版。
朴译6册（后4册朴正阳参译），据词话本译出，偶有删节，卷末附录康泰权的《金瓶梅解说》。
“《金瓶梅》反映的基本上是明末统治阶级、封建家庭及市民民众黑暗腐败的内幕，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写实作品。这部小说写了土豪恶霸西门庆除有一妻二妾外，还不断纳妾的过程中的淫荡狡猾的生活。
西门庆在突然暴富，想求官职却四处碰壁的过程中，他广泛联络朝廷官员、阿谀奉承的小人、地头蛇、妻妾、侍女、妓女等，这些描写深刻地暴露了当时社会阴暗面，生动形象地刻画了统治阶级、剥削阶级、淫乱者的丑恶嘴脸。”
“从艺术的角度看，这部小说明朗清晰的有机结构，出色的场面安排，生动的语言，成功的细节描写，主要人物的典型个性的刻画，都是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
美国芮效卫的《金瓶梅》英文全译本，虽然此时期尚在运作之中，也已经受到西方社会的关注。
最能使法国雷威安在《金瓶梅》研究界享有盛誉的，是他于1985年4月作为“七叶丛书”之一据词话本翻译出版的法译本《金瓶梅》[André Lévy, Fleur En Fiole D’or（Paris: Gallimard, 1985）]。
雷威安翻译时把小说分成10部分，每部分拟出1个标题，每个标题涵盖原书10个回目，依次为金莲、瓶儿、惠莲、王六儿、渎职、少爷之死、枕边的幻想、西门庆暴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土崩瓦解，他并为全书写有导言[6]，着重论述了《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对《金瓶梅》在欧洲翻译出版和各方评论的情况，作了概要的介绍。
正文每回附有绣像本插图2幅总200幅，卷末附有注释。雷威安翻译时也有删节，但未删去原著的性描写。
另外，波兰文译本《金瓶梅》于1994年由波兰缪斯出版社出版，胡佩方（波籍华裔女作家，波兰名字伊莱娜·斯瓦文斯卡）、赫米耶莱夫斯基、霍奇沃夫斯基合译，底本为词话本，译至第79回。
捷克文译本《金瓶梅》由布拉格查理士大学中文系主任奥·克拉尔（Oldrich Kral,中文名字王和达）译出。
中国的《金瓶梅》研究，经过80年漫长的历程，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登堂入室，当仁不让也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国际金学的前列。
21世纪以来，中国的《金瓶梅》研究经过世纪初的彷徨、对《金瓶梅》研究的质疑与辨证，金学得到中兴，近年来，《金瓶梅》研究呈现一派兴旺景象。
近十几年来，金学并非中国一枝独秀，美欧、日韩亦有可观的人物与成绩。
美国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芮效卫(David Tod Roy)，自1982年至2012年，30年如一日，英译《金瓶梅词话》，计达3000页，有4400个尾注（仅欣欣子序，芮氏就作了42条注），导论，笺注，索引，一应俱全，土话俚语，诗词曲唱，照译不误。
该译5卷，均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第一卷1993年，第二卷2001年，第三卷2006年，第四卷2011年，第五卷2013年。
第五卷出版时，芮氏已经是耄耋之年。一个外国人（虽然他出生于中土并在中国度过其童年和青少年）以毕生精力翻译中国一书，芮氏可谓第一人。
芮译为直译，译者努力使译本呈现出中文原有的结构感和层次感。芮效卫的博学多识让读者肃然起敬，他几乎对原著中所有文学典故和文化细节都做了注释。芮注可分三类：词源类，典故类，考证类。
尤其是后者，极见译者学术功力。芮氏之翻译熔语言与研究为一体，树立了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新的里程碑。
如果说《金瓶梅》“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则芮译《金瓶梅》，亦可说“同时译部，无以上之”。芮译在欧美一时好评如潮，实乃实至名归。
芮译本书名为“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r, Chin P’ing Mei”, 全书共分五卷，各卷分开独立出版，芮氏又给各卷分别起一个英文名称，第一卷为“Gathering” （相聚）, 第二卷为“Rivals” （厮竞）, 第三卷为“Aphrodisiacs”（春药）,第四卷为 “Climax” （高潮）, 第五卷为“Dissolution” （衰败）。各卷均有以下之内容：
2插图目录及插图（List of Illustrations & Illustrations）
2欣欣子序 （Preface, 即作者徐渭之原序）
3廿公跋（Colophon, 即袁宏道所作之鉴定语）
4东吴弄珠客序 （Preface, 即袁中道为《词话本》出版所作之序）
5四行香子词（Four Lyrics to the Tune “Burning Incense”）
6四贪词（Lyrics on the Four Vices）
1附录一 （Appendix I, Translator’s Commentary on the Prologue）
2附录二（Appendix II, Translation of Supplementary Material）
各卷封面均印有明人为《金瓶梅》所绘制的彩色图画，各卷不同，封背则有内容提要及若干评语。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胡令毅教授如此评价芮译：“芮氏译本是一种严谨的学者型翻译。芮先生奉行‘无字不译’（‘translate everything’）的原则，极注重忠实于原作。
为了忠实，即便译文略嫌‘拗口’也在所不惜。……芮先生毕竟是一位老到的翻译家，在忠实与可读之间，知道如何拿捏恰当的分寸。
二十世纪英语翻译界有三位翻译明代小说的前驱大师，一位是Arthur Waley, 《西游记》的译者，一位是Pearl S. Buck，
《水浒传》的译者，还有一位是David Hawkes, 《红楼梦》的译者。
韦利平实而不露译痕，赛珍珠贴近原文而又具自己独特的风格，霍克思则是锤炉妙手，不拘泥于中文构造而能入于化境。
芮先生似兼具三家之长。其译文既通俗可读，又富于文学韵味，且又能在形式上亦步亦趋，尽可能保留原作的风貌”[7]
“芮先生呕心沥血，几十年如一日，虽译绩斐然，远迈前贤，却并非白璧无瑕。晚生斗胆，欲使之臻于完境而冒昧指陈一二，如：标题。原作标题为‘金瓶梅词话’，芮先生译为‘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Or, Chin P’ing Mei’, 显然是受1985年出版的雷威安（Andre Levy）法译本标题 ‘Fleur en Fiole d’Or’的影响。与Egerton译本标题‘The Golden Lotus ’相比，芮译无疑忠实得多，不过还略嫌不够，有以下三点：
‘词话’的意思是带有歌词的故事，故可翻译为‘lyrical story’。完整的标题应该是：‘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A Lyrical Story Or, Chin P’ing Mei T’zu Hua’。
尤其考虑到我们有两种不同的《金瓶梅》版本，而芮先生是依据《词话本》翻译，全译更属必要。
‘金瓶梅’的‘梅’，芮译为‘plum’，即李花，而一般汉英辞典也均作如此翻译，似乎并不错。但笔者2010年参加河北清河举办的第七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曾在德国使馆工作担任德文翻译的与会者李士勋先生向笔者指出，‘梅’即蜡梅，‘plum’为误译。
李先生的话使笔者记起童年先慈每逢过年总要买一束蜡梅插于花瓶内，其形状质地确和西方所见之plum flower不同。
查网上‘蜡梅’条解释，亦云：‘腊梅花，多生南方，今北土亦有之，其树枝条颇类李，其叶似桃叶而宽大，纹微粗，开淡黄花。《纲目》：此物本非梅类，因其与梅同时，香又相近，色似蜜蜡，故得此名。’可见李先生言之有据。
腊梅花，互动百科英译为‘winter-sweet flower’。窃以为蜡梅为中国所独有，不妨音义夹译为‘mei flower’，再加一注为妥。
‘金瓶梅’三字是一种文字游戏，意蕴丰富，可作多重解释:
一、可解为‘花插金瓶’，芮先生即取此解。‘花插金瓶’在小说里数度出现，如第十四回描写西门庆家合家欢筵席，即有这样的骈体文对子：‘香焚宝鼎，花插金瓶’[8]。
第四十三回描写类似之筵席，则改为：‘瓶插金花’[9]。不管‘花插金瓶’还是‘瓶插金花’，均为富贵人家之象征，我们据此可知《金瓶梅》是一本关于富贵人家生活的小说。
但‘花插金瓶’的象征意义并不仅限于此，还可隐喻男女之交媾。‘花’为阴茎，‘瓶’为阴户，‘花’插于‘瓶’则是一幅形象的交媾图。此性含义至今仍保存于上海方言‘花插插’之中。
总之，‘金瓶梅’三字具有双重象征性，既可表示家庭之富裕高贵，又隐具性交意象。芮译亦如原文，一语双关又极雅致，妙极！
‘金’代表潘金莲，‘瓶’代表李瓶儿，‘梅’代表庞春梅。此种释读由东吴弄珠客在其序言中首开其端，曰：“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梼杌》之意也。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更为惨耳。”
作如此阐释，显然是着眼于书中之女性人物，而《金瓶梅》则确实是一本以众多女性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Egerton盖因虑及此，迳将标题改为“The Golden Lotus”（金莲），虽用心良苦，失之以偏概全。
然而芮译本书名，于小说关于女性人物之讯息传递，又不及Egerton译本，尤其是译本中人名均以译音出之，一般读者很难看出标题中的“Gold”、“Vase”和“Plum”之于书中女主人公‘Chin-lien’（金莲）、‘P’ing’er’（瓶儿）和‘Chun-mei’（春梅）所具有的对应关系。
原标题乃文字游戏，翻译却未能充分显现，仅取其意之一而不及其意之二，殊觉遗憾。
三、‘金瓶梅’三字还可倒读，倒读则为‘没平静’的谐音字。
追逐荣华富贵，生活丧失平静，最终导致家破人亡，正是《金瓶梅》作者所希望表达的主题，而此一主题，早已隐寓在标题文字的倒装组合中。
但我们却无法倒读英译标题来隐括主题，故芮题虽妙，仍嫌未臻至美。有鉴于第二及第三两点，若以不译为译，即简单用拼音代替‘金瓶梅’三字，并加一注释，倒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韩国康泰权译《完译金瓶梅：天下第一全书》，2002年由松树出版社出版，10册，以《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合本为底本。
崔溶澈有一文《<金瓶梅>韩文本的翻译底本及翻译现状》[10]全面评介了《金瓶梅》的韩文翻译，说“韩国对《金瓶梅》的研究，尚未盛行，所藏研究资料也不多，但社会对此书的兴趣，颇为浓厚。……《金瓶梅》的真正价值和艺术成就，尚待继续研钻，笔者希望能够有内容更准确、文体更流畅、版本更完整的新版韩文翻译《金瓶梅》出现于世，以飨读者。”
该文系在崔氏《20世纪韩国<金瓶梅>翻译及传播》[11]一文基础上的扩写。
据2013年4月22日《燕赵都市报》报道，丹麦汉学家易德波（易伯克·卡尔达娜）女士正在翻译《金瓶梅》丹麦文本，计划用几年时间完成，继瑞典文后，以将《金瓶梅》推介给北欧。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它虽然写的是中国十二世纪早期的故事，实际反映了十六世纪末期整个社会各个等级人物的心理状态，宣扬了惩恶扬善的佛教观点，对整个十六世纪社会生活和风俗作了生动而逼真的描绘”。
《金瓶梅》作为世界名著，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金瓶梅》长达三个世纪的翻译历程证明了这一点。
注：本文对王丽娜《〈金瓶梅〉在国外》（《河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泽田瑞穗《增修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10月）、《洪涛〈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湾学生书局2015年即出）等多有参鉴。
注 释：
[1]（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2] （清）袁枚，王英志校点：《随园诗话》，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6年。
[3] Berthold Laufer：《满洲文学概论》卷Ⅸ，1908年。
[4] 井上红梅译，上海日本堂书店1923，译出79回，全三册，第一册前附有《金瓶梅与中国的社会状态》一文。
[5] 李士勋：《关于《金瓶梅》德文全译本译者祁拔兄弟及其他》，《文讯》，1991年。第6、7期。
[6] 长达31页，其导言与艾金布勒的前言均载于徐朔方：《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7] 未刊稿：《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英译本<金瓶梅词话>卮言》。
[8] 梅节：《金瓶梅词话》卷一，香港：香港梦梅馆，1993年，第99页。
[9] 梅节：《金瓶梅词话》卷二，香港：香港梦梅馆，1993年，第491页。
[10] 陈益源：《2012台湾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里仁书局，2013年。
[11] 中国《金瓶梅》研究会：《金瓶梅研究》第10辑，北京：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11年。
文章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华西语文学刊》，2015第1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