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张竹坡之后，清末的文龙对《金瓶梅》也作过仔细的研究。文龙，字禹门，本姓赵，汉军，正蓝旗人。附贡生。光绪年间曾任南陵、芜湖等地知县，他曾于光绪五年（1879）、六年、八年先后三次阅读、研究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在兹堂本），并将其心得用眉批、旁批及回评等形式手书于上，共约六万馀言。
文龙在第100回回评中对《金瓶梅》一书作了这样一个总体评价：
或谓《金瓶梅》淫书也，非也。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但睹一群鸟兽孳尾而已。
或谓《金瓶梅》善书也，非也。善者见善谓之善；不善者谓之不善，但觉一生快活随心而已。然则《金瓶梅》果奇书乎？曰：不奇也。
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世间常有之事，且自古及今，普天之下，为处处时时常有之人事。
既不同于《封神榜》之变化迷离，又不似《西游记》之妖魔鬼怪，夫何奇之有？故善读书者，当置身于书中，而是非羞恶之心不可泯，斯好恶得其真矣。
又当置身于书外，而彰瘅劝惩之心不可紊，斯见解超于众矣。又须于未看之前，先将作者之意，体贴一翻；更须于看书之际，总将作者之语，思索几遍。
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百回，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书自为我运化，我不为书捆缚，此可谓能看书者矣。曰淫书也可，曰善书也可，曰奇书也亦无不可。
这段话的价值不仅仅关系到《金瓶梅》一部书的评价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看待艺术中的“善”与“真”的问题。
首先，关于《金瓶梅》究竟是一部“淫书”还是“善书”问题，他继承了金人瑞评《西厢记》、张竹坡评《金瓶梅》的观点而大有发展。
金、张两人为《西厢记》、《金瓶梅》辩解的精彩之处是说：“文者见之谓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金人瑞《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读法》）“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张竹坡《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
这实际上是强调从接受的角度上来评价作品。文龙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接受理论”。
他认为，一部作品是“善”还是“淫”，当是作品本体和读者接受交互作用的结果。
故善读书者，“当置身于书中”，“又当置身于书外”；即要悉心体味书中的“彰瘅劝惩之心”，又要坚守自己“是非羞恶之心”。
在这两者交流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即在接受主体方面，所以他说：“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然则书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书又何当淫乎？”
一、注意读者在阅读、认识作品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心理结构。
他所说的“须于未看之前，先将作者之意，体贴一番”云云，实际上已接触到现代美学所说的“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或“前结构”；
而他所说的“看到百回，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云云，也即近乎现代所说的“二级阅读阶段”。尽管这些认识是十分粗浅的，但十分可贵。
就《金瓶梅》一书而言，他认为“年少之人”“不可令其见之”；“迨至中年，娶妻生子”者，“本可不看，即看亦未必入魔”；“花柳场中”“浪子回头”者，“看亦可，不看亦可”；“阅历既深，见解不俗”者，“不看亦好，看亦好”；“果能不随俗见，自具心思，局外不啻局中，事前已知事后，正不妨一看再看。
看其不可看者，直如不看；并其指出不可看之处，以唤醒迷人，斯乃不负此一看。”文氏的这一辨析，也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接受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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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金瓶梅》是不是一部“奇书”的讨论，他实际上论及了文学作品的艺术真实问题。
他说，《金瓶梅》“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世间常有之事”，即完全来源、忠实于生活；然而，其人事又是“自古及今，普天之下，为处处时时常有之人事”，具有极高的概括意义、典型意义。他在第63回回评中说：
此书好处，能于用情时写出无情来。并能于非理事写出有理来。此实绝非真情，全非正理，而天下确有此等人，确有此等事，且徧天下皆是此等人，皆是此等事，可胜浩叹哉！
这就进一步指出，书中那些普通而又有普遍意义的人事，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它“能于用情时写出无情来，并能于非理事写出有理来”，就是其特殊性。事实上，文龙是非常注意揭示《金瓶梅》中所描写的人和事的具体个性的，如其论人曰：
作者于有意无意之间。描写诸人言谈举止、体态性情，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初不加一字褒贬，而其人自跃跃字里行间，如或见其貌，如或闻其声，是在明眼人之识之而已。
或谓《水浒传》写一人有一身份，《金瓶梅》亦何独不然哉！金之薄，瓶之柔，梅之傲，皆妇人本性，与男子不同，是在其为夫者刚克柔克耳。（第77回回评）
西门庆家中规矩礼节，总带暴发气象：递酒平常下跪，出门归去磕头；嫡庶姐妹相称，舅嫂妹夫回避；娼妇亦可作女，主母皆可呼娘；财东伙计相悬，女婿家奴无别；花家亦称大舅，孟家仍有姑娘；潘家居然姥姥，冯家自是妈妈，市井之气未除，岂当时之习俗如是乎？
至于此回，出门玩是坐轿，回家又要步行；同送娼妓回家，直欲妇女嫖院；婢子邻家吃酒，官人门首开筵；上房即可谈经，大门何妨问卜，不解此皆是何规矩礼节也。（第46回回评）
于此可见，文龙对于《金瓶梅》中事件描写和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是何等重视！
在整部书中，他剖析人物形象相当细致，并注意阐发其典型意义，尤其是第79回对西门庆这个艺术典型的评论十分精彩，可以说是脂砚斋评贾宝玉之后的最重要的进展。他说：
《水浒传》出，西门庆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门庆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时，遂无人不有一西门庆在目中、意中焉。其为人不足道也，其事迹不足传也，而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是何故乎？
作《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作也。批《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批也。西门庆何幸，而得作者之形容，而得批者之唾骂。
世界上恒河沙数之人，皆不知为谁，反不如西门庆之在人口中、目中、心意中。是西门庆未死之时便该死，既死之后转不死，西门庆亦何幸哉！
这就指出，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特别可贵的是，文龙清醒地认识到：西门庆是一个“势力熏力，粗俗透骨，昏庸匪类，凶暴小人”。
他“无恶不作”，“恶贯满盈”，曾说：“西门庆不死，天地尚有日月乎”？“若再令其不死，日月亦为之无光，霹雳将为之大作。”
这就是说，从社会道德观来看，像西门庆这样一个恶棍，该死该杀；然而从艺术典型观来看，这样一个反面人物的典型，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口中、目中、心意中”。
于此可见，文龙对于人物典型的艺术价值，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美学中的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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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龙的评点有不少是针对张竹坡而发的。他认为张竹坡的阐释和批评主观色彩太浓，以致“痛恶月娘”、“偏袒春梅”、“深许玉楼”，大失公道。为此，他强调了小说研究和批评应当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的态度。他说：
夫批书常置身事外而设想局中，又当心入书中而神游象外，即评史亦有然者，推之听讼解纷，行兵治病亦何莫不然。
不可过刻，亦不可过宽；不可违情，亦不可悖理；总才学识不可偏废，而心要平，气要和，神要静，虑要远，人情要透，天理要真，庶乎始可以落笔也。（第18回回评）
作书难，看书亦难，批书尤难。未得其真，不求其细，一味乱批，是为酒醉雷公。（第29回回评）
看到此回，方欲落笔，又复凝神静坐，仔细寻思。静气平心，准情度理，不可少有偏向，故示翻亲，致贻阅者之讥，而以醉雷公呼我也。（第89回回评）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接受了金人瑞“经我手眼批过，便是圣叹之《西厢》，而非王实父之《西厢》”的观点，自称是“穷愁著书”，“我自作我的《金瓶梅》”（张竹坡《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来阐释、批评作品客体的。
金、张评本确实是一种明显的再创造，但他们的阐释难免有不少地方偏离了作品的本意。这在文龙看来就是失“真”。
文龙特别对张竹坡一反明末《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的观点而“痛恶月娘”、“偏袒春梅”、“深许玉楼”大为不满，时相诘难。
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小说批评的两个标准：一曰“真”，二曰“细”。
为了达到这个标准，评家批书时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二、临文时要心入书中，悉心体会；又要能置身事外，保持距离；既要进行主客体的交流，又要保持主客体的平衡；
三、要准情度理，坚持原则，决不可“故示翻新”，“有成见而无定见，存爱恶而不酌情理”，或“爱其人其人无一非，恶其人其人无一是”；
四、要有一种公正的批评态度和良好的批评情绪，所谓“心要平，气要和”。以上这些，是文龙有感而发，也是他的经验之谈，故能深得评家三昧，在评点《金瓶梅》时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论。
有清一代，《金瓶梅》几乎一直处于严禁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极大地阻碍了对它的研究。但即使这样，还是产生了张竹坡、文龙这样的研究专家。
对于他们两位，仅就其研究的勇气和胆识而言，也是足以令人钦佩的。而对于《金瓶梅》一书而言，要真正将它公开而公正地放在学术殿堂中进行研究，那是以后近现代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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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载于《金瓶梅讲演录》，200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略有删节。后收入《黄霖<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