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金瓶梅」一则，曾为研究者熟知和千百遍引录，但其中很珍贵的部分─《玉娇李》的写作，却被忽略了。甚至在引文中也常因「无关紧要」而被省略，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在本文中，笔者拟重点论证沈德符所记有关《玉娇李》的文字，阐释其对考证李开先作《金瓶梅》的意义，同时也力图恢复其珍贵的数据价值。
沈氏《野获编‧金瓶梅》，以其时代较早与述写最详，具有着无可替代的数据价值，
研究《金瓶梅》的学人对此无不注重，各种有关的专著、论文亦多所引录。然则，其中一条重要线索却被忽视：这位「嘉靖大名士」的另一部小说─《玉娇李》。
我认为：该条记载中有关《玉娇李》内容的介绍，为考证李开先作《金瓶梅》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为论述的方便，迻录原文如下：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交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
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以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
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四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以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中郎又云：「尚有《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烝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騃憨男子，坐视妻妄外遇，以见轮回不爽。」
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去年抵辇下，从丘工部六区（志充）得寓目焉，仅首卷耳，而秽黩百端，背伦灭理，几不忍读。
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分宜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因弃置，不复再展。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丘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
全篇文字，言《金瓶梅》内容聊聊数语，叙述《玉娇李》人物、故事则过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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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把两书合在一处论列，显然是作为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对待。从中我们可得知：说《金瓶梅》与《玉娇李》同出一「名士」手，是出于袁中郎之口，且持有该书的丘志充大约亦不反对这种观点。
照此推理，考证《玉娇李》作者，与考证《金瓶梅》作者便合为一项，弄清了《玉娇李》作者的情况，沈文中所指称的《金瓶梅》作者「嘉靖间大名士」的具体身分，自然不言而明。
当然，问题还没有如此简单。《玉娇李》一书失传已久，这使我们的考察失却了一个基本的依托；沈氏对该书仅读过首卷，「几不忍读」，且对这「首卷」的介绍也是匆匆掠过，不能提供更多的数据。
我们的考证仅能从这里开始，而我觉得，仅仅沈氏提出的几点，已可证明李开先当为《玉娇李》的作者。
沈文关于《玉娇李》的记载，最有价值的有两点：其一，明确指出《玉娇李》一书暗寓「贵溪、分宜相构」事。
贵溪即夏言，分宜指严嵩。夏言与严嵩的矛盾，是明嘉靖朝内阁倾轧中相持时间较长、反复较多、斗争较残酷的一次。
夏言于嘉靖十五年「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十七年冬继李时「为首辅」。时严嵩为礼部尚书，两人即生嫌隙。
二十一年，严嵩「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当是时，帝虽优礼（夏）言，而恩眷不及初矣」【1】有意思的是，夏与严二人为同乡，唯其如此，才更见出这场政治倾轧的酷烈：。
嵩与言同乡，称先达，事言甚谨。言入阁援嵩自代，以门客畜之，嵩心恨甚。言既失帝意，嵩日以柔佞宠。言惧斥，呼嵩与谋。嵩则已潜造陶仲文第，谋齮言代其位。言知甚愠，讽言官屡劾嵩。帝方怜嵩不听也，两人遂大隙。【2】
严嵩入阁之日，夏言已落职闲住。二十四年，夏言复职，两人同在内阁，争权夺利，邀恩希宠，更加水火难容。而这时，严嵩更有了两个帮手：京山侯驸马崔元和锦衣都督陆炳。「二人与嵩比而构言，言未之悟也」。
二十七年，夏言以河套兵事论斩弃市，后此，朝政一归于严嵩之手几二十年。严氏父子把持朝纲，残害忠直清正之士，「遍引私人居要地」，「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因而，隆、万间文人者流，有许多是片面地（抑严扬夏、憎爱分明地）来看待和解释夏严矛盾的。
在嘉靖中期则不同，时夏言以善于揣测帝意和撰写青词得宠，扶摇直上，权势日炽，他虽不如严的奸恶、阴柔，但在朝廷内部的党争派斗中，也确曾有过「纳权招贿」之举，也熟稔扶植亲信、操纵舆论、排斥异己等官场惯伎，以一己的专断迫害过不少清正有为的官员，李开先就是深受其迫害者之一。
虽出于内批，孰不知为权贵者所为？前后如吕江峰、罗念庵、唐荆川、赵浚谷、谢右溪及不谷，事虽不同，均出于此一人之毒手。【3】
此一人，即夏言。李开先对夏言是切齿痛恨的。罢官七年后，京师传来夏言被诛杀的消息，开先即挥毫赋诗，有句：上方有剑何须请，相国惊闻泣血头。【4】
李开先对严嵩亦绝无好感。夏言既死，严嵩独揽大权。李开先与朝中故旧鱼雁频仍，希望能一朝复出，为国效力。
内阁大学士张治、李廷相及其他朝官也再四荐举李开先这位「雅负经济」、清正、练达的治才，然由于不走严嵩的门径，一纸起复的诏书终是未能到来。朱星〈《金瓶梅》考证〉曰：
李开先与夏言……不睦，但与严嵩无怨。因此，李开先毫无必要在生前三四年（也正是严嵩死后三四年）中急忙写此长篇小说来影射讽刺严嵩。
否！李开先对严嵩之流的态度是鄙夷的。好友唐顺之因严嵩假子赵文华之荐，起复为兵部主事，开先于信函中亟言不可，曰：此一起官，颇纷物议。
出非其时，托非其人。若能了得一两事，急急归山，心迹庶可少白于天下，不然，将举平日所守而尽丧之矣。【5】
其视严嵩之流为恶臭秽物，认为一染指便尽失清白，这是多么激烈的愤憎情绪！
嘉靖末期，因严氏父子太令人痛恨了，在派系斗争中死于严嵩之手的夏言便引起朝野间普遍的同情。传为王世贞作的《鸣凤记》一出，夏言更成为一个忠直耿介、为正义而捐躯的高大形象。
然则，李开先对夏言是绝不同情和原谅的：《鸣凤记》给夏言安排了「仍赐遗腹子袭荫」的平反昭雪的终局；李开先诗文中却为夏言事实上的「乏嗣」高兴，认为这是天道好还。
《玉娇李》写「贵溪、分宜相构」，在所有《金瓶梅》作者的「候选人」中，当只有李开先才能如此。
这是因为李氏较为清楚这一段历史内情；他对夏严二人有同样的憎恶，所以才以暴露其丑陋嘴脸为目的，各打四十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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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玉娇李》一书，对「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此沈德符认为「尤可骇怪处」，确非张惶其事。《玉娇李》非如一般历史演义以铺叙史实为主线，亦不像有些文人笔记那样偶而拣用一点人物趣闻。
同《金瓶梅》一样，它是一部世情小说。在这样一部世情小说中大量出现某年朝廷某一部门官员的确切名姓，便不可能是随意的，便不可能不具有着令人深思的写作背景。
设若作者如某些人在论《金瓶梅》时所指称的那样，为一个粗通文墨、潦倒里巷的下层文人，设若作者如某些人所论定的那样，为万历间人，他又如何可悉知「嘉靖辛丑庶常诸公」的尊姓大名？既便他耗日费时（或有偶然机遇）地查得，又有什么必要来对这班先生─「直书姓名」呢？
应该说，这使我们找到了寻觅《玉娇李》（进而寻觅《金瓶梅》）作者的筦钥所在，应就是李开先。
「嘉靖辛丑」，即嘉靖二十年，这年的四月十八日，李开先被罢官。当是时，李开先年不足四十，「雅负经济，不屑称文土」，以才望著名于朝野。
皇家宗庙的一场天火，竟在一夜间断送了他的前程，这使他是多么地不能接受，可又如何不接受下来呢？他上疏抗辩，他的朋友们也为之奔走呼吁，然都无济于事。
他的希望破灭了，申辩、乞求一变而为痛愤，为轻蔑，遂收拾行装，携带妻子，在杯箸谈笑中揖别那为之饯行的京友，返回故乡。
他如何能淡忘这一年─嘉靖辛丑？他在《闲居集》中屡屡提及这一年号：至辛丑……五六月间……余初放归，倦于出游。（〈四川按察司副使前吏部文选司郎中函山刘先生墓志铭〉）
自辛丑夏罢归田庐，优游词社，每月相参作主。（〈东村乐府序〉）
然值得注意的是：沈氏说《玉娇李》对其「直书姓名」的是「庶常诸公」。
李开先罢官之时，职司为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似乎与庶常诸公所在的翰林院无涉，其实并非如此简单。据《明史‧职官》：
初设四夷馆隶翰林院，选国子监生习译……弘治七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遂改隶太常，嘉靖中裁卿，止少卿一人。
虽改制如此，四夷馆与翰林院司职相近，过往密切，人们习惯上仍沿旧日成例，笼统以翰林院称之。
殷士儋为隆庆间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不会不通晓朝廷规制，其为李开先撰作墓志，则冠以「明中宪大夫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诸职衔，正这一项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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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职官》又曰：「提督四夷馆。少卿一人，掌译书之事……通译语言文字。」
可以说，李开先担当的朝职，使他与翰林院有着较多的职事上的往来，因而彼此是较为熟悉的。
说李开先熟知嘉靖辛丑翰林院的各种人情物事，还应联系到他的三位挚友，即同列「嘉靖八子」的罗洪先、唐顺之、赵时春，当时均在翰林院任职。
「三翰林」在嘉靖十九年联名上「请朝东宫」疏，世宗震怒，终于在辛丑岁首将三人割职遣返，这是当时的一大事件。开先曾为之多方奔走说项，不独未能挽回，且自己在两三个月后亦被借故罢斥。
就中世态炎凉、人面冷暖，大约也会使开先久久难忘，终然要发诸笔端的吧。
这里，也不能不联系到嘉靖辛丑选庶吉士的内情和「辛丑庶常诸公」的大名。是年三月，在宣布新科进士名单、甲次的前一日，世宗朱厚璁即已有明诏示下：「今年庶起士之选当举行。」因「九庙灾」，便又「圣谕于八月内行」。【6】
届期值孝康敬皇后（世宗之伯母）大丧，又推迟。时夏言罢职，翟銮主政，上疏请「依先年例」，开选庶吉士。待批文下颁，夏言已经复职，于是夏言等「会同吏、礼二部并翰林院于东阁考试，取正副四十五卷进呈，上钦赐览别，钦定三十三名：
高仪、董份、陈升、林树常、潘仲骖、严讷、徐养正、高拱、叶镗、吴三乐、吕时中、何云雁、曹忭、夏士开、万士和、徐南金、王显宗、萧端蒙、杨宗气、王三聘、晁瑮、何光裕、陈以勤、林懋和、王应钟、梁贻如、裴宇、王材、王交、熊彦臣、彭士爵、张铎。命吏部改授庶吉士，送翰林院读书」。【7】
翟銮为李开先同乡，两人相交甚深。他本与夏言不和，这次乘其去位，欲主持「庶选」。孰料圣意反复，夏言重掌内阁，「庶选」大权为夏氏把握，翟屈居其后，心下难免不满。
又当时礼部尚书为严嵩，吏部尚书为许赞，翰林院掌印官为张邦奇，更构成了复杂错综的人际矛盾：许赞与严嵩相仇，严嵩与张邦奇不睦，张邦奇与翟銮，翟銮与许赞，都因种种缘由而心存梗芥，其中较主要的是日渐公开化的夏言、严嵩之争。
让这样一个班子来负责庶吉士之选，拉帮结派，明争暗斗，种种政治黑暗，科举弊端，自是可推想而知之。
《玉娇李》写「贵溪、分宜相构」，其事件，或与这次不寻常的「庶选」有点儿关涉。
庶吉士向有「储相」之称，在明嘉靖间，一般为入阁大拜的必由之路。在辛丑科三十三名庶吉士中，颇不乏后来的政坛要人。如高拱先后为礼部、吏部侍郎，掌詹事底事，
礼部尚书，嘉靖四十五年入阁，对嘉、隆之交政坛影响至大；再如高仪、严讷、陈以勤在嘉靖间也都分别做到尚书或内阁大学士；林树声、万士和后来也官至六卿。
他们执政之时，正内阁乃至整个中央机器中政治倾轧愈演愈烈的历史时期。李开先在这一时期仍念念不忘能被起复，而他所寄希望的同乡好友、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殷士儋却又被高拱等人排挤（最后被迫辞职出阁），竟出现过一次拳战。
若说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会透露一些对这般新贵的不满，应是合乎情理的。
在这三十三名庶吉士中，亦不乏在正史上颇得清誉的鲠直之士，如劾仇鸾「马市」之弊，被廷杖至死的何光裕；如直疏上谏，弹劾「严世蕃窃弄父权，嗜贿张焰」被廷杖谪窜的徐养正，都甚得史家称扬。
在这三十三人中，亦不乏附炎趋势、甘为严嵩鹰犬者如王材、王交、叶镗等，劣迹斑斑，见于史书。
《玉娇李》原书不知散佚何方，由沈氏简略的述写，我们还无法知晓其作者是如何「直书姓名」地来描写这班「庶常诸公」的，更不知是哪些具体的名字、事件被直书纸上，这的确是一件憾事。
1.作者不可能为万历时人，应是熟悉世宗朝事的嘉靖时人，尤其应是在嘉靖辛丑前后的在朝居官者；
2.这位作者对庶吉士之选有着特别的兴趣，应是在翰林院或与翰林院关系密切的官署任职，应对嘉靖辛丑「庶选」的内幕有较多的了解并有自己的看法；
3.这位作者应是既痛恨夏言又憎恶严嵩，把二人都作为自己抨击的对象，其写夏言与严嵩之间的龃龉倾陷，亦可能与嘉靖辛丑的「庶选」相关。
作者同时也是《金瓶梅》的作者，就是「嘉靖大名士」「兰陵笑笑生」。我想说：他就是李开先。反转言之：是李开先写作了《玉娇李》，也写作了《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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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实录>考证》
兰陵笑笑生的《玉娇李》散佚了，他的《金瓶梅词话》却完好地保留下来，给我们
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利便。令人惊异的是，在这部书中亦提到了选庶吉士的情况，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庶选。第四十九回：
蔡御史道：「老母倒也安。学生在家，不觉荏苒半载。回来见朝，不想被曹禾论劾，将学生敝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馆者，一时皆黜授外职。学生便选在西台，新点两淮巡盐。宋年兄便在贵处巡按，他也是蔡老先生门下。」
据第三十六回，蔡蕴为新科状元，依例进翰林院为编修，自属正常。那位「宋年兄」就未言明其是否取在一甲了。且「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馆」，当为该科一甲三名再选庶起士十一名合成之数，更无它解。这是作者无意间的天机泄露，当不可轻视。
查李开先举进士第的嘉靖八年己丑科，正有过一次与此极其相同的「庶选」。此次选庶吉士情况，先是在三月间首辅杨一清上疏，请求世宗皇帝批准「庶选」，《明世宗实录》卷九十九：
甲子，大学士杨一清等言进士改庶吉士，令读中秘书。盖自我成祖始，其所选士或限年或拘地或采名或即取之制策，夫限年则老成见遗，拘地、采名或有偏私之弊，惟取诸制策之优劣者为得。
及孝宗立为定制，每科必选，选止二十人，留亦不过三五辈。今宜于二甲取前五十人，三甲取前三十人，合之得八十，唐顺之等三人已呈圣览甄录，不必复试，其余如例选二十人为庶吉士，自后量晋数人以备任使。
其一甲罗洪先等亦当如旧例教习。臣等又以为天之生才非一端，君之用人非一途，乞勅吏部延访内外诸臣有学行兼备者改任官寮馆职。
上曰：然。取庶起士乃祖宗育才盛典，其如拟行。今后两京及在外官员有学行纯正，堪任官寮馆职者，吏部从公查访推用，勿得徇名滥举。
既然圣上云然，「庶选」也就紧锣密鼓地开张，旬月之间，也就差不多就绪了。孰料期临公布，又生突变，《明世宗实录》卷一百：
己巳，大学士杨一清等奉旨考选庶吉士，以唐顺之、陈束、任翰三人廷试策为上所批奖，即以为冠，而取胡经、卢淮、诸邦宪、汪大受、郭宗皋、蔡云程、杨佑、汪文渊、王表、曹汴、王谷祥、熊过、安如山、郑大同、李实、孙光辉、吴子孝等二十人，疏具其名，因请命官教习。
上曰：吉士之选乃我太宗之制。其在当时固为尽善，但迩年以来，每为大臣徇私选取，市恩立党自此始矣，于国何益？自今不必选留。唐顺之等一体除用。果有才行卓异，学问优正者，吏部举奏，收之翰林，以备擢用。朕意如此，吏、礼二部及翰林院会议以闻。
于是吏部尚书方献夫等议奏曰：馆阁为储才之地，于进士中选俊异者培养其间，以备任使，祖宗之法，诚至善也。迩来收选未公，乃奉行者之未善耳。今奉圣谕不必选留，臣等无容别议。顾翰林员额载之职掌者有数，近以收吉士及选迁太滥，遂溢于常额，官无定员，是非可久之道也。
乞于职掌外量增数员，着为成法，每科一甲三人，有缺即铨注，无缺则添注，余者皆从吏部遇缺推补如诸司例……诏如议行，侍读、侍讲、修撰各增为三员，编修、检讨各增为六员，着为令。
世宗皇帝的改换主意，由批准「庶选」到把选中的庶吉士们一律黜授外职─「一体除用」，这里面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其首先与「大礼议」之后的内阁倾轧相关。
丁未，以廷试天下贡士，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张璁、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桂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方献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李承勋、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翟銮……充读卷官。
这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读卷官名单，充己丑科座主的大僚中，竟然有杨一清、张璁、桂萼、方献夫等四位吏部尚书，正是当时激烈派系斗争的反映。
议礼派以张、桂为首，此时正大得圣眷，而杨一清则仍居首辅之位。由杨来主持事关重大的「庶选」，理所当然的要遭到张、桂等人的反对，他们也轻易地获取了世宗的支持，于是，业已选录完毕的庶吉士们又散馆另行分配了。
李开先对这次「庶选」的内情知之甚详，这不独因为他是该科进士，被「黜授外职」的庶吉士们是他的同年；更因为所选「二十人」中，有位在后来成为了他极亲密的朋友，其中尤以列名榜首的唐顺之、陈束为最。
开先在为他们写的传记中都提到了这次不同寻常的「庶选」，如〈荆川唐都御史传〉：
廷试二甲第一名……选作庶吉士，一二大臣不相能，遂即罢之。主者犹以二甲前三名制策曾经御览，欲各授以检讨，唐子力请同罢。
开先对唐顺之的「能恬退」是非常赞赏的。越四年，唐顺之、陈束等仍被选任馆职，《明世宗实录》卷一五二：
庚午，改吏部考功司主事唐顺之、礼部仪制司署外郎陈束、户部山西司主事杨沦、兵部车驾司主事卢淮、武选司主事陈节之、河南道监察御史周文烛，俱为翰林院编修。
先是上以翰林侍从人少，诏吏部博采方正有学术为众望所归者充其选，于是部臣疏顺之等十人名上，诏七人改补如拟，其报罢者三人：任瀚、王慎中、曾忭也。仍命更推择志成端慎者数人以备简用。
不详吏部是否又加推择，然李开先在叙及这次考选时却说：
往时翰林，皆由进士上甲与庶吉士两途，圣上以为此不足以尽人，遂更其制，选取十一人，咸自科道部属入焉，而唐子（唐顺之）则由吏部。十一人者，陈束尤相厚，入则陪侍讲筵，出则校仇东观，暇则杯酒欢宴，或穷日夜不休。【8】
此「十一人」，加以罗洪先等三人，便成「一十四人」之数，这便是开先「同年」之在馆职者，与《金瓶梅》中描写恰恰相合！
更有意思的是，唐顺之等在不久后就被逐出翰林院。唐被批为「永不复叙」，在十八年起复为春坊右司谏，又因「请朝太子，遂削籍归」。
同被削职的还有春坊左赞善罗洪先。而陈束亦在入馆不久被黜授外职，「遂注湖广佥事，分司辰、沅，乃五溪故区，而苗蛮聚居处也。……已而有采木之任。」【9】
嘉靖己丑的这次考选庶吉士及后来的选补翰林馆职，与《金瓶梅》第四十九回提到的庶吉士黜授外职是很有关联的，这表现在：
1.这两次考选庶吉士都未能成功：嘉靖己丑科「庶选」的结果是「一体除用」，蔡蕴所提到的「庶选」则是「一时皆黜授外职」；
2.这两次考选庶吉士的作罢，都与朝廷内部的党争派斗相关。「曹禾论劾」，在作者笔下也许并无恶意，但毕竟是一种派系斗争的反映；
3.注意「一十四人」之数。蔡蕴言其同年在史馆者为十四人，李开先则言嘉靖十二年推择翰林馆职十一人，加己丑科进士一甲罗洪先等三人先入翰林，亦恰十四人！
注意，李开先这里所说的「十一人」与《明世宗实录》记载的「七人」不同，这一不同，却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只有按开先错误的记录，两处数字才恰相符合，则作者非李开先，又能属谁呢？
若是，则《金瓶梅》中文字涉及了嘉靖己丑科「庶选」的情况；如沈氏所述，《玉娇李》中又对「嘉靖辛丑庶常诸公……直书姓名」。
其一为李开先入仕之年，一在李开先罢官之年，应是李开先作《金瓶梅》的力证！
文章作者单位：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卜键<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