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子云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七年了。从得悉噩耗起，我一直想特别认真地写一篇纪念文字，但世事浮沉，身不由己，在转蓬似的奔命途中，一直让我带着一颗愧疚的心面对着先生的在天之灵。
如今重新翻阅魏先生写给我的160余封信时，魏先生犹在我的耳边说：“黄霖，今日，大陆的朋友可以写我的《金瓶梅》研究者，只有您。”这是1989年12月25日他给我信上说的话。
1990年2月19日他又叮嘱我说：“兄在弟没世之后写我。”是啊，正如先生所说，“对于《金瓶梅》研究，你是我第一位朋友”（19920201信） ，“你我情谊，非他人可比。大陆的友人，你我相交最早，情谊也最厚”（19950904信）。
我不该不写，我不能不写啊。但是，我们相交20余年，正如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
魏子云先生（左2）与吴敢（左1）刘辉（中）黄霖（右2）陈益源（右1）合影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26.html
“我的研究成果有如老蚕吐丝结出来的茧”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26.html
我与魏先生相交，是由魏先生通过当时在美国驻华使馆的赵韫慧女士转给我的一封信开始的，时间是在1984年1月。很遗憾，正因为我将这封特别具有纪念意义的信想珍藏起来，如今却记不起藏在了何处。
现在能找到的较早的1984年3月10日也是由赵女士转给我的一封写给她的信，大致勾勒了当时魏先生研究「金瓶梅」的主要内容与思路：
《〈金瓶梅〉探原》是我《金瓶梅》研究的萌芽，《〈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是我此一研究的盘根错节，《〈金瓶梅〉札记》则是此一研究的枝叶丛生与花朵。
那么，我正在写作中的《〈金瓶梅〉原貌探索》，则是此一研究的果实。这部书完成，我所推演的《金瓶梅词话》乃天启年或万历年的改写本，便大功告成，谁也休想推翻。再一进步，就要从事作者究竟是谁的研究。
这里，实际上将他的「金瓶梅」研究分成两个阶段：第一步是成书的研究，第二步是作者的研究。这也是魏先生在以后的论著中一再重申的他所做的「金瓶梅」研究的主要工作。
关于「金瓶梅」成书的问题，魏先生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的。
他提出，万历二十四年以来在社会上流行的不是现在所见的秽本，而是具有明显“政治讽谕”性质的作品；后经改写，删改了政治性的内容，加入了大量的淫词秽语，但仍保存着第一回有关刘项的“入话”故事，成现在所见的“词话本”；后再删去了第一回的刘项故事，以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开卷，并进一步作了些零星的删改，抹去政治讽喻的因素，成现在所见的崇祯本。
支撑他这一见解的核心问题是「金瓶梅」的原本是一部政治讽谕性质的书，其主要表征是词话本所留有的“金瓶梅头上的王冠”，即第一回写的与正文关系不大的汉高祖宠爱戚姬而废嫡立庶的故事，当是借此讽喻当时的万历皇帝。
其正文中也还留有一些痕迹，如第七十一回、七十六回写到徽宗在政和七年改元重和，即是影射万历嫡子常洛继位一月而亡后改元泰昌的史实，其第七十、七十一回所写的冬至日，亦与泰昌元年与天启元年的冬至日期相合。
如此等等，魏先生证明「金瓶梅」原是一部政治小说，而后经词话本、崇祯本而越改越抹去了它的政治小说的本色。
魏先生化了多年的工夫力证的这一见解，得到了众多为他的一些专著作序的学者的赞赏，然在金学界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同，甚至有人提出批评，将此与「红楼梦」研究中的索隐派相提并论。
对此，他甚感寂寞，说：“关于《〈金瓶梅〉的政治讽喻》，涉及的郑贵妃以及立储等问题，乃弟研究《金瓶梅》的首创。可是，大陆上以及美国人，论及此一问题，除兄而外，几无任何人说到我。”（19900914信）
魏先生说我论及这一问题的是「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我在此文中力挺魏先生的主要观点，认为研究小说必须将“内学”与“外学”结合起来，必要的考证不是“索隐派”，就魏先生的“讽谕神宗宫闱事件这一见解来看，实在是闪光的，甚至可以说是「金瓶梅」研究史上的一个突破，决不能轻易否定的。”
为此还补充了一些例证，例如关于小说中的“陈四箴”、“何其高”等人名的解释。
这曾使魏先生十分高兴，来信说：“大着所述有关政治讽喻问题，拈出之陈四箴何其高，极有价值；弟为之兴奋久之。”（19850313信）
我坚信魏先生的这一发现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在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都强调了词话本所流露的政治讽谕性。
《<金瓶梅>的幽隐探照》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26.html
魏子云 著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26.html
魏先生在研究「金瓶梅」的政治讽谕性及其成书过程中，还有许多创获，最为学界认可的是，认定了马仲良榷吴关的时间在万历四十一年，李日华于万历四十三年在沈德符处见到的「金瓶梅」尚是抄本，从而考定至少在万历四十三年尚无刻本，彻底否定了长期以来误认为「金瓶梅」刊于万历三十八年的说法，同时证明目前所见的刊于万历丁巳的词话本当为初刊本。
魏先生关于作者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在「金瓶梅探原」中已经涉及，影响大的是关于作者的籍贯问题。他坚决地否定普遍认为作者是山东人的说法，而认为是久住北方的江南人。
关于「金瓶梅」作者是南方人的说法，虽然姚灵犀已有这方面的意思，后来戴不凡也认为可能是浙江金华一带的人，但其论证都不够充分，甚至只是偶而提及而已，而魏先生则不但从语言的角度，而且从器具、物产、习俗等多角度地加以论证，所以有较强的说服力。
正因为我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说，也是主张作者是南方人的，所以得到了魏先生赞同。他说：
“黄霖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屠隆，所提证言，极有继续推究的价值，我认为黄霖寻出的数据与推断，率多能够成立，比其他诸说之疑猜，符节多矣！”[2]
他在后来的作者研究中，写了诸如「屠隆是『金瓶梅』作者」、「论屠隆罢官及其雕虫罪尤」、「『开卷一笑』的版本问题」、「『开卷一笑』的编者」等文章，乃至出了一本专论集「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在其序言中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说：“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我敢说：是屠隆。”这都给我以极大的支持。
魏先生在论证中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其最可注目者，乃是力证“屠隆的罢官主因，乃原于他那几篇贺皇子诞生（的文章），得罪了郑贵妃”，并认为：“此一问题写定，其他问题，悉可迎刃而解”（19911201信）。
魏先生留给我们的成果，就篇幅而言，似乎主要是有关「金瓶梅」成书与作者问题的考辨，但实际上，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对「金瓶梅」的艺术表现同样是十分关注的。
「金瓶梅札记」一书虽然也摘出了许多支撑他的两次成书说与作者是南方人的材料，也化了相当的篇幅指出了词话本文字上的“错误之多”与情节描写的错乱，但其本意是为了准备写作“人物论”与“艺术论”而“随手纪录出的卡片”。
在这些“卡片”中，魏先生常常敏锐地揭示了人物的性格、心理等特点，如李瓶儿这个人物，诚如魏先生在第十六回札记中说的，凡是读「金瓶梅」的人，大多对李瓶儿怀有好感。
尤其嫁到西门家之后，性情之好，与潘金莲是一大对比。可是李瓶儿又何尝是个简单的脚色。
她在梁中书家，不惟能从李逵这个黑煞神的刀下逃过，还能带走梁家的重要财宝。逃到京城，居然能谋得太监头儿之一的花太监作为庇护。
更有手段把花老太监的内官财富，全部掌握到己手。算得是个脚色吧。在这第十六回中，当西门庆怕她家大伯干扰，她却答道：“他若放出个屁来，我叫那贼花子坐着死不敢睡着死。大官人，你放心，他不敢惹我！”
听着她这番话，与嫁到西门家之后的李瓶儿，判然两人。后来她泼水赶出蒋竹山的时候，骂出的言语，做出的事情，无不使我们感到李瓶儿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那么，何以嫁到西门家就变成另一个人？有人因此而认为「金瓶梅」描写李瓶儿的性格是矛盾的、失败的。
魏先生则指出，正是因为西门庆的“好风月”，使李瓶儿感到“是医奴的药一般”，“这般可奴之意”，满足了她的性要求。中间穿插了招赘蒋竹山，瓶儿原想也把他“当块肉儿”，结果原来“是个中看不中吃的蜡枪头、死王八”，更衬托出只有西门庆才是她解渴的药。
所以在这里显示了李瓶儿与潘金莲的不同：“潘金莲等的是男人，李瓶儿等的则又不只是男人，还应是个像赵子龙那样勇猛的将军啊！”（「金瓶梅札记」第１０２页。以下引本书只注页码）
再如第三三回写官哥受惊哭闹漾奶，吴月娘喊刘婆子来看，西门庆知道了，则说：“信那老淫妇胡针乱炙，还请小儿科太医看纔好。既好些了，罢！若不好，拏到衙门里去，拶与老妇一拶子！”这句话看来说得多么没有道理，医不好怎就要挨拶子？
而实际上生动而准确地表现了西门庆得官后的心理行为。魏先生指出：“像西门庆这等人，得了官有了衙门，自是这等无法无天的滥用职权。这里所写虽是淡淡一笔，盖亦鲜明的凸出了这一类人物的性格。”（第１７５页）
再如第二一回，魏先生揭示吴月娘并非是个无用之辈，而是也有“手段”。她与丈夫呕气不相交谈以来，每月吃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在星月之下祝求，“
这固然是吴月娘的自安行为，但又何尝不是她立身为人的手段呢?”正如潘金莲在这一回中说的：“一个人烧夜香，只该默默祷祝，谁家一经倡扬，使汉子知道了，有这个道理来？”
这就难怪不到一个月，就和汉子私下里和了。这清楚地表明了月娘之有手段，且丝毫不露痕迹（第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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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先生在揭示「金瓶梅」中人物的性格特点时，特别关注作者如何将“人物穿插及故事情节的演变”等表现手法。
如关于潘金莲的出身，在第二回已经介绍过了，却在第三回王婆向西门庆献上十挨光计时，又介绍了一遍，前者是叙述者作正面介绍，后者是由王婆这个人物作传述，两者同而不同，显得十分真实。
后面王婆对西门庆再作介绍，又将她的才能夸耀了一番。这正如魏先生指出：“同一件事，重复再三的描写，是「金瓶梅词话」惯用的手法。”这叫做“搓草绳的手法也”（第５１－５２页）。
第十三回，魏先生论及小说情节“接连”的严实。从小说情节穿插手法来看，这一回是回头插写，补述西门庆图谋李瓶儿的经过。第十回写李瓶儿第一次送礼给西门家，时在政和三年八月间；
到第十一回，情节便演进到政和四年五、六月间了。七月初头，十兄弟茶会，接着写西门庆梳笼李桂姐，没有闲笔去写西门庆图谋李瓶儿的情节；
于是这第十三回起，一下笔便回述西门庆与李瓶儿的勾搭，“话说一日”，自是章回小说纡回笔墨的交代，是以此一情节，一直写到八月间，接上西门庆生日宴过，李瓶儿再送礼物来。前后情节，脉络清楚，接连得一丝不乱（第８３页）。
在接连情节的过程中，笑笑生又往往多用“暗笔”，轻轻点过。如第一四回，魏先生点出“笑笑生写这西门庆的谋财聚妇，纯用暗笔，绝不明写，却偶作点示”，非常巧妙。
这是指西门庆与李瓶儿害死花子虚的过程。先时，花子虚未死时，李瓶儿就向西门庆说：“奴不久也是你的人了。”
当官府拍卖花家房产，李瓶儿要西门庆买下隔壁他花家的房子，吴月娘则劝丈夫不可买，说：“你不可承揽他这房子，恐怕他汉子，一时生起疑心来怎了？”
这时，作者点了一句：“西门庆记在心。”这就点出了西门庆下一步要想点子整治花子虚了。
于是，西门庆先使花子虚在官司上输得一无所得；接着便写李瓶儿的唠叨与生活的勒逼，勉强买了一幢小房栖身，生活一落千丈；摆酒请西门庆来帮忙，尽管一再催请，却不见踪影；一步一步，逼得花子虚一命呜呼了（第８９页）。
关于「金瓶梅」中情节的穿插与接连的意义，魏先生在论及第七回西门庆与潘金莲正如蜜似胶的交往时期，突然加写说聚孟玉楼一事时，概括得颇为集中。
他说，这一穿插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小说人物的安排”，拉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孟玉楼；二是“暗喻西门庆之于妇女，只有淫欲财欲二贪，绝无情字存乎其心”；三是“也深切符合了写实的手法，像后段的‘杨姑娘气骂张四舅’，写得多么现实啊！”（第６１页）显然，这三点是颇有普遍意义的。
关于小说写人写事过程中流露出来的“写实性”，即是魏先生所论的重点。
他一再指出：“金瓶梅中的大小事件，全是当时社会的写实。”像第四十回写吃“头生孩儿的衣胞”的偏方，“只是写实”，“这偏方，也许在今天还在这科学昌明的社会间流行吧”（第２０９页）。
再如第三一回中“写玉箫对书童的钟情，琴童的刁钻，以及寻壶惹出来的一家人等的纷扰，构成了一篇现实生动的写实小说”（第１６６页）。
对于「金瓶梅」的这种写实艺术的高妙，魏先生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我们看笑笑生们写其中人物的使手腕作圈套，绝少加主观的笔墨，无不纯粹以外在行为的现实手法，素描出来，虽所写胥是外在形态，却能使吾人从他所写的外在形态上，清晰的观及人物内心境界。若论写实之艺，金瓶梅又何止是开山之祖，殆亦艺事之大师焉！”
由小说的写实性，魏先生也自然地强调了「金瓶梅」的认识价值。如第三三回写乔大户用一千二百两银子新买了一套“门面七间、到底五层”的房子，“自是留在下面与西门庆两家结亲的安排，同时，也暴露了那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第１７７页）。
在第三四回写西门庆接待应伯爵的一顿早饭，“极其丰盛”，而这是西门家平时享受的饮食，真是写出了“富家一餐饭，贫户半年粮”，“乃标准的现实主义之艺”（第１８３页）。
第三一回写吴典恩借贷的利息是“每月五分”，这“对穷困小民来说，够刻的了”，这正是“当时社会的写实”（第１６４页）。
第一四回写承办花家争产讼案的开封府尹，作者写他“极是个清廉的官”，却也不得不做情分。他是蔡太师的门生，这一“讽喻之笔”，就点出了当时官场的腐败。
诸如此类，魏先生都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揭示了「金瓶梅」的认识价值及其社会意义。以上所说都是「金瓶梅札记」中的零星看法，但多真知灼见，后来魏先生将这些札记整理成文，在「小说金瓶梅」、「金瓶梅散论」等中有多篇文章专论了“人物论”与“艺术论”的问题，推动了「金瓶梅」的研究。
魏先生自己说：“我这二十年来的研究，自信为「金瓶梅」一书的渊源，如传抄、付刻、版本、作者，曾提出了不少应去探索答案的问题，以及一些值得去分析的数据，……都是为所有‘金学’研究者，指出研究的正确方向与提出问题的研究资料。”[3]
他又说：“这多年来，我几乎付出了全部精力放在金瓶梅的研究上，业已成书百万言有余，自信掘出了不少宝藏。可以说我的研究成果，有如老蚕吐丝结出的茧，我在「金瓶梅札记」的后记中说：‘其所成就，已何计焉！自然之孳生而已。”[4]
他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证明，自有「金瓶梅」以来，他是第一个撰写「金瓶梅」专著的学者（姚灵犀的「瓶外卮言」是一部数据集），且其数量之多，至今也无人可以与他比肩。
他又是第一个能化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去专心致志地研究「金瓶梅」的学者，使「金」学真正成为一门学问。其成绩，其影响，可谓一时能笼罩全球。毫无疑问，他就是我们「金」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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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乃桐城之训诂义理”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26.html
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研究的道路上叱咤风云，是由于他既重文献，也懂小说，能考证，能分析。其根基“乃桐城之训诂义理”。他在1889年12月25日给我的信上说：
我认为兄的生活比我好，最幸运的您读完了研究所，我连学历也没有。弟的基础是从书院鞭笞出来的，与当今的国文博士（指今之学院教育）来比，我的经学常识厚过他们。……老实说，弟之所学所长，应开训诂义理的课，试想，我这无学历的人，在博士如雨后春笋的时代，又无人事背景，所以弟连梦想也不曾入过梦。
魏先生没有学历，没有背景，但有的是扎实的“训故义理”的根基，所以养成了他做学问的基本特点就是：精读文本，善思会疑，勤奋求证，细心分析。
这正如黄庆萱先生在魏先生起步研究「金瓶梅」不久时所指出的那样：“魏先生读书是仔细的，每能在无疑处发现疑问；寻找数据和审辨数据是认真的，凡能找到证据的每个角落都被仔细搜寻过了。”[5]
最能代表他的这一治学特点的是，他对沈德符所说「金瓶梅」“悬之国门”的时间的考证。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
曰：“第观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交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商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
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结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犁泥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假如粗粗地读这一段话，知袁中郎于“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已看了数卷，“又三年”即万历三十七年，沈德符即从中郎处借抄挈归，没有听冯梦龙、马仲良的话去给书商刊刻，而“未几时”即见「金瓶梅」“悬之国门”了。
这就很容易认定「金瓶梅」初刊于万历三十七年后的“未几时”即万历三十八年。吴晗、郑振铎、鲁迅等都这样认识的，“此一错误，竟被东西方学人沿袭了四十余年”。
冯梦龙、马仲良劝沈德符刊刻的时间是否就是紧接着“小修上公交车”的万历三十七年呢？假如仅从语意上看，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但一查事实，问题就来了。
马仲良是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到四十一年才以户部主事之职“榷吴关”，即到苏州浒墅关监收船料钞，任期一年。这说明马仲良劝沈德符刊刻的时间是在万历四十一年，至少这时「金瓶梅」还未刊印。
又，袁小修「游居杮录」中的万历四十二年八月间的一则日记载，他到这时还没有读到「金瓶梅」的全稿，那沈德符怎有可能于万历三十八年就从他那里借抄全稿呢？因此，万历三十八年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魏先生的结论当成铁案，不可否定。
魏先生说：“清代桐城派的治学原则，主张的是训诂、义理、辞章、考证。考证最重要的是证据，所以又称‘考据’。故凡所考据的事，要用证据说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就是去推演作判断，也离不开证据。”[6]
正因此，他对认真考证的文章十分赞赏，如当读到荒木猛的新作《〈金瓶梅〉补服考》之后，就在给我的信上称赞它“考索极为精细，其中纠正陈诏兄《小考》者多多”（19900914信）。
另如对马泰来的文章也极为欣赏，说：“在我接触的「金瓶梅」研究者（接触到的论文），最欣赏的是美国支加哥大学的马泰来先生，……其所举史料，则给「金瓶梅」研究辟出了新局。”
“我知道马泰来先生比我年少得多，而我近年来，却时时以马先生的这种治学心眼，作为服膺的对象。”[7]
反过来，他对不重证据，随意推测的风气十分不满，常常批评“许多朋友不谙考据，只是一味夫子自道”（19911023信），“某老与某老，全是意念派，只要脑中有了意念，就下笔立说了”（19861110信），或者就是“强词夺理”。
比如，有人认为「金瓶梅」一书，原是在民间流行的唱本。再由李开先写定，或者把写定者下推到李渔头上。他认为这类说法都“站不住”：“此书如是从说唱人口中抄来，请问记录何在？”
“再说，沈德符的那句‘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也得不到合理解释。此书如在嘉靖中叶即已在谈书人口中传播，焉有六七十年后无人付梓之理。在嘉、隆、万那个社会，是不可能有的现象”。
“再说，金瓶梅一书如在嘉靖中叶便在说书人口中流传着了，也不可能没有人写入笔记或其他任何文字。记述说唱金瓶梅的「陶庵梦忆」，已是崇祯七年（一六三四）矣。”[8]
再如他批评 “贾三近说”，“率多臆语，所例十说，几无一条可立”（19840428信）。“
山东枣庄却又为贾三近立馆，看来，又步上《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乃大丰人之说的后尘。这种缺乏学术良知，而又缺乏历史常识的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的谰言，徒为后代留下笑柄而已。”（19880618信）
魏先生的这些批评，对于当前「金瓶梅」作者研究中过多的臆断，还是很有针砭意义的。
魏先生在强调“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同时，也力主作文要通“理义”。他所说的“理义”，恐怕不只是指儒家的道理，即“言有物”，而是更偏向于“言有序”，即注意行文的逻辑。
有一次，有一位老先生写信给我，似乎是以赵景深先生与叶德均先生的故事比喻他与我的关系，我与章培恒先生看后，都不明白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差不多同时，阅读了他在某论丛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他的某些表述，也搞不清楚。此事我写信与魏先生说了，他也非常有同感，多次来信说这位先生“行文的理则上也相当乏才能”（19861203信）， “弟曾说此人作文总是理路不清，此文亦复如是”（19870329信）。
魏先生既重训故考证，又重理义行文，再加上他的勤奋，这就保证了他在治学的道路上得心应手，创获良多。
他步入“金学”的大门时，已经是高龄了，但他总是不知老之将至，常常泡在图书馆里寻找第一手的材料，在家里也是一天到晚的埋头工作 。
“我的生活就像个坐守旧书店的老店家，没人上门，就坐着不是读就是写。连一天三餐都得老伴儿催之再三：‘吃饭了！’我除了读与写，或为学生讲课，样样都依赖别人。近年来，家中有了个儿媳妇，也知道我这个老爸只会坐在桌后，连小孩子都管制着不准侵入我的书桌范围。”
他就是这样一个数十年如一日，孜孜屹屹地去钻研学问的老人，为我们后学树立了榜样，特别在学风浮躁的当今，更值得我们记取。
我崇敬魏先生的学问，更崇敬魏先生的为人。甚至可以说，我崇敬魏先生的为人，超过了对他学问的崇敬；或者可以说，正因为我崇敬他的为人，才更崇敬他的学问。
记得我在魏先生去世时发的唁电中，也是首先高度赞颂了他的为人，说：
“魏先生是我一生中难得的良师益友。他品格高尚，重义崇理，待人真诚，对后生小子，从不居高临下，对落难旧友，仍一如既往，是真君子。”
这是我的肺腑之言。论年齿，他长我二轮，毫无疑问是我的师长辈。结识时，我们大陆的经济还比较落后，又夹带某些政治的偏见与传闻的误导，海外的学者在我们面前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居高临下的姿态。
而在魏先生身上，是嗅不出一丝的这种味道。他对人是十分真诚的。即使作为一位长者，也是能完全平等地、诚恳地待人。
尤其使我难忘的是，2000年我第一次去台湾参加中研究院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他闻讯后即到偏远的住处来看我。
当时，他已是83岁的老人，又在不久前肋骨折断，胸前的钢架还没有拆除，他却执意要亲自陪我去参观故宫博物院、中山纪念堂等地方，折腾了整整一天。其情其义，真是使我刻骨铭心。
我们有困难，他就毫不犹豫的尽力相助。据我的了解，大陆许多与他有交往的朋友，都应该有这种体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对某某某先生的帮助。
据赵韫慧女士撰文说，１９８３年这位先生陆续收到了魏先生的「注释」与「札记」后，于１９８４年写了六十余条“辨证”，“试图指出魏子云教授论证笑笑生为江南人氏为谬说”。
从赵氏看来，某文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研究方法令人生疑”，然她知道了某先生当时与他的教研室还没有一部词话本可供研究，只能长途跋涉去一个较大的图书馆看书，抄卡片，路上所化的时间远远超过在图书馆阅读的时间时，即写信将他的困境告诉了魏先生。
不久，她即从邮局收到了一个“奇大无比”的包裹，原来是六本一套、印刷精美、放在台上有尺半高的足本「金瓶梅词话」。这不禁使她无比感慨，写道：
“站在旁边的同事目瞪口呆：这一套大书飞到美国再飞到北京，绕地球一周，竟是一位台湾学者为他的论敌提供的‘超级炮弹’！”
之后，使赵女士看到的是某先生的“辨证”。“魏子云先生提供的读书、作学问的方便，给了受惠者极大的便利完成批驳魏氏理论的宏文巨制。”
她心有不甘，写信给魏先生时憋不住一点怨气，而魏先生的回信竟是哈哈一笑，说：“寄词话给某某某，不过是给他提供一点便利而已，他能潜心做学问就好了。”[9]
“韫慧夫妇都说此人缺乏情义。弟则丝毫不介意于此。不以为他要我在此代买一部《金瓶梅》，我花了四十余美金买了一部（日本）大安株式会印行（此地翻印）的赠送给他。他坐火车到京城去取。
弟深知一位从事研究者，竟连原著也没有，全靠假期南去金陵，北到历下两地图书馆去抄，未免太苦了。……至于他辨正指摘我有错误，我应谢谢他。如我无误，那是他错。”（19870121信）[10]
这就是魏先生待人的风范。待“论敌”尚如此，更何论待朋友！
再有一位先生，曾认为魏先生并不是真正的“教授”，在心底里是瞧不起先生的。可是却老是请求魏先生帮忙在台湾“重刊”他“已发表的文章”（19940825信）。这在当时说来，也可以说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
魏先生明知此人鄙夷自己的底细，却还是不断地帮他的忙，到中国来开会路过某地时还去拜访他。
此事恐不为外人所知，只是由于他来信为我从不求他发表文章而感到奇怪时偶而提起，却使我看清了魏先生与这位先生的不同灵魂，看出了两种不同的人品！
我在唁电中又说他“对落难旧友，仍一如既往，是真君子”，这也是我感受很深的一件事。
每个人的人生道路往往是崎岖不平的，更何况在政治动荡的年代，荣辱升降，在所难免。
我平生讨厌一些势利小人，对不同的人用两副不同的冷热面孔。
有一次，我陪魏先生去见台湾某诗人留在上海的妻子邵某某。魏先生与他们夫妇曾经在抗战时部队中的朋友。自诗人去台湾后，留在大陆的妻子的命运则可想而知。
当时，我陪魏先生去见她时，只见她与她的女儿住在一间面积不大的房间里，女儿在上海造纸机械厂工作，可以看出她们的生活境况比较困难，而妻子此时已经身患绝症。
魏先生来沪前，曾经过了多方的打听后才找到了她家的地址，将那次访问视作是上海之行的重要内容，带去了不少礼物。
席间，谈起当时一位声名颇着的教授，当年也曾与诗人夫妇关系甚好，一度困难时还居住在诗人的家里。可是，风水轮转后，现在一个是名教授，一个是落难人。落难人曾写了两封信给这位教授，竟都是石沉大海！
而这位教授则是一位常吹要做大写的“人”的人！或许，他从某一角度来看的话，似乎已经是一个象样的人了，但当诗人的妻子说起这件事，并问起这位与我也有某种关系的教授的近况时，一时间真使我感到无地自容！
此情此境，使我真正体味到魏先生给我信上说的话：“一生处人处事，不出儒家规范。” （19931103信）
“一生要作个正正当当的人，什么道德、文章，我都不曾想过，只求完成做个堂堂正正的人而已。读圣贤书走圣人路而已。”（19950904信）
魏先生就是我心目中一个难得的忠厚长者，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读圣贤书走圣人路的人。
魏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每每想起他时，我总感到无比愧疚，深深地感到对不起他。对不起他的不仅仅是到现在还不能象样地写出一篇纪念他的文字，完成他的托付，而且在于他研究「金瓶梅」的两大问题上我没有继续奋进。
我虽然响应了他的“政治讽喻说”，但对“二次成书说”始终没有吭声，曾使魏先生深感遗憾[11]；尽管他后来在证明“屠隆说”时比我更努力，而我却因一时找不到确证而反止步不前。这都使魏先生在生前很失望。
我尽管有我的难处，但对于魏先生来说，无论如何是有负于他的，使他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
七年过去了，这次能到台湾来，参加魏先生一直很想也举办的「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而且是带有纪念先生性质的一次会，我想假如先生地下有知的话，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因为先生在生前也曾经为此而努力过，但迫于社会的压力而未能成功[12]。
在这里，我们要感谢陈益源先生，感谢台湾众多的朋友们促成了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
注 释：
[1] 本文原是2012年臺灣金瓶梅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交的論文。這次會議的主題之一是紀念魏子雲先生，原副標題是“追念魏子云先生”。
[2] 魏子雲「屠隆是『金瓶梅』作者」，「金瓶梅原貌探索」，台灣學生書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０６頁。[3] 魏子雲「金瓶梅散論」，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355頁。
[4] 魏子雲「金瓶梅原貌探索」，台灣學生書局1985年版，第17頁。
[5] 黃慶萱『金瓶梅審探序』，「金瓶梅審探」，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5頁。
[6] 魏子雲「小說金瓶梅」，台灣學生書局1988年版，第280頁。
[7] 魏子雲「小說金瓶梅」，台灣學生書局1988年版，第7頁。
[8] 魏子雲「小說金瓶梅」，台灣學生書局1988年版，第275頁。
[9] 韓秀（趙韞慧）「魏子雲先生與海內外金學研究」，見魏子雲「金瓶梅研究二十年」，台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７５－２７６頁。
[10] 魏先生在另一處說：“他的辨正，十之七八是錯的。”，見「小說金瓶梅」，台灣學生書局1988年版，第6頁。
[11] 魏先生曾多次提起此事說：“我立说中的传抄稿《金瓶梅》与刻本《金瓶梅词话》应作两个阶段说。遺憾的是連兄台也未能採用此說。還堅持《金瓶梅詞話》是一人手筆。”（19851114信）“您如相信袁中郎時代的《金瓶梅》，內容與今者無異。弟上述問題，則必須得到解釋。”（19840622信）
[12] 1884年4月28日他給我寫信說：“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於客歲五月十二、十三、十四日三天，曾召開《金瓶梅》研討會，……弟曾在此發動舉行研討會，開了五六次籌備會，一切均已就緒，正要訂期召開，主辦者一再顧慮，怕的是好事者攻擊，今又暫時停止。”至8月1日又寫信給我說：“我召開金書討論會事，已停擺，有社會壓力。”
文章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载于《中国文学研究（辑刊）》， 2012年第2期。后为《魏子云文集序》，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