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崇新│​“揭短”与“护短”：夏志清、浦安迪《金瓶梅》阐释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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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夏志清与浦安迪是北美汉学界卓有成就的中国小说研究名家，他们的《金瓶梅》阐释却大异其趣，走向了“揭短”与“护短”两个极端。夏志清以西方19世纪小说（novel）为标准衡量《金瓶梅》，对《金瓶梅》的叙事结构、思想意义与性描写持批判态度，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34.html

以致走向“抑长”而“揭短”的极端；浦安迪从西方思维下的中国立场出发，突出《金瓶梅》作为中国16世纪“文人小说”与“奇书文体”的典范性成就，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34.html

以“反讽”为核心阐释《金瓶梅》的思想艺术，不惜“拔长”而“护短”，难免溢美的过度阐释之嫌。辨析两者批评的“过犹不及”现象，对当今的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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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美汉学 夏志清 浦安迪 《金瓶梅》 阐释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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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与浦安迪是北美明清小说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两人的研究皆聚焦于明清小说名著且成就突出，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1968）与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Ssu Ta Ch’i-shu, 1987）是北美明清小说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学术辈分上看，夏志清属于北美明清小说研究的第一代学者，他的《中国古典小说》“是第一部对明清小说进行详尽艺术分析的英文著作。
书中有不少精采的论述至今仍为人称道。此书的问世也标志了美国的中国明清小说研究进入了新阶段——研究的范围不再局限于版本的考据了。”[①]
夏志清自称：“1968年，我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面世，极获好评，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由此开始认真地研究书中讨论的六大小说了。”[②]
浦安迪是在夏志清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他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在《中国古典小说》出版十九年后问世，被美国汉学家余国藩誉为“注定将会成为经典”的著作[③]。
这两部北美明清小说研究的扛鼎之作皆列专章讨论《金瓶梅》[④]，但对《金瓶梅》的具体阐释却呈现出不同的学术个性与评价差异：夏志清对《金瓶梅》评价过低，掩其长而揭其短；浦安迪对《金瓶梅》评价偏高，扬其长而护其短。
比照辨析他们《金瓶梅》阐释的特点与差异，是一个饶有兴味且富含启示意义的学术话题。

《中国古典小说》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34.html

  • 价值评判之差距

在明清六大长篇小说中，夏志清对《金瓶梅》评价最低，他这样表达阅读《金瓶梅》的体会：
九月中曾重读真本《金瓶梅》，此书描写琐屑沉闷不堪，即是性的描写，虽然很露骨，好像和正文没有多大关系。
《肉蒲团》我花一个晚上就看完了，很引人入胜，《金瓶梅》，as a novel,实在不如它。[⑤]
《金瓶梅》as a novel糟不堪言，我写那篇《水浒》时，仅读了Kuhn的节本，对《金瓶梅》颇有好感，原文全不如此。[⑥]
夏志清以西方长篇小说（novel）为尺度衡量《金瓶梅》，认为《金瓶梅》是一部“糟不堪言”的小说，甚至认为《金瓶梅》不如《肉蒲团》“引人入胜”，他之所以对德国汉学家库恩（Kuhn）节译本《金瓶梅》“颇有好感”，原因在于库恩的节译本根据西方读者的审美趣味对《金瓶梅》做了大量删节，仅保留了小说的主要人物与故事情节，他欣赏库恩的节译本与欣赏西方长篇小说的审美标准相一致。
这种“以西律中”的批评观成为他阐释《金瓶梅》的出发点。
在《中国古典小说》第五章“金瓶梅”中，夏志清说：
就题材而论，《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无疑是一座里程碑：
它已跳出历史和传奇的窠臼而处于一个完全属于自己创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居住着栩栩如生的饮食男女，他们抛却了英雄主义和宏大叙事，生活在真正的中产人家之中。
虽然色情小说早已见多不怪，但像书中那样对一个中国家庭卑俗而且肮脏的日常琐事进行工笔描绘，实在是一种革命性的创举，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也几乎后无来者。[⑦]
高度评价了《金瓶梅》在“题材”方面的革命性创举——跳出历史的窠臼而开创了描写现实生活题材的新领域，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眼光独到而中肯。但随后观点突转：
不过，尽管它开拓了小说的一个新领域，但从它的表现方法来看却又是另一回事了。
与《水浒传》相比，《金瓶梅》更像是特意为那些熟知各式说唱娱乐形式的听众设计的。
它包含了过多的词曲与笑话、民间故事和佛家宝卷，经常损害小说叙述的自然主义肌理。
所以从文体与结构而论，这恐怕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过的小说中最令人失望的一部[⑧]。
先扬而后抑，批评《金瓶梅》文体、结构混杂，损害了小说叙述的连贯性与自然性，是六部小说名著中最差的一部。
在此基础上讨论《金瓶梅》作者问题，夏志清判定作者是熟悉当时流行的各种大众娱乐的卑微人物，因为晚明才人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如此文辞低俗、思想平庸的小说。”[⑨]
夏志清对《金瓶梅》的文体、结构、文辞与思想几近全面否定，具体评价时常用一些带有贬抑色彩的词句，如“思想实在太平庸了”、 “七拼八凑的性质”、“索然无味的笑话”、“低俗的喜剧”、“明显的粗心大意”、“离奇情节的仓促叙述”等，毫不讳言对《金瓶梅》的失望之情与贬低之意。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

浦安迪虽承认自己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受益于夏志清[⑩]，但对夏志清贬抑《金瓶梅》有所不满，他没有直接反驳夏志清的观点，而是通过对《金瓶梅》的价值重估以提高该小说的地位与声誉。
浦安迪对《金瓶梅》的推重首见于对“四大奇书”的排序。
夏志清的《中国古典小说》按小说产生的时间顺序编排章节，《金瓶梅》排在“四大奇书”之末，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则逆时而序将《金瓶梅》列为首位，其次是《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
他解释如此排序的理由：“鉴于《金瓶梅》最容易勾画出16世纪中国小说文体的轮廓，所以我想颠倒年代顺序，从这部作品着手论述。”[11]
浦安迪之所以将《金瓶梅》作为16世纪中国小说文体的典范而列为“四大奇书”之首，是因为它最符合浦安迪所揭橥的“文人小说”性质与“奇书文体”概念，是体现其明清小说研究观念的最佳范本。
以“文人小说”观念为基准，浦安迪断定《金瓶梅》作者是代表晚明文人文化的高雅机智的文人或怀才不遇的才子，《金瓶梅》是一部文人自觉创作的小说：
“《金瓶梅》这一被公认为具有多方面惊人‘独创性’的艺术作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出自一名作者的独立构思。……纵然有风格和行文的各种不连贯处，但它浑然一体的特点在中国早期白话小说史上是无与伦比的。”[12]
充分肯定了作者的独创性与《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浦安迪虽也承认《金瓶梅》有“风格和行文的不连贯之处”，却避而不谈，而着意阐发其创新的优点。
与夏志清贬低《金瓶梅》的价值相反，浦安迪喜用褒扬性词句评价《金瓶梅》，如“一部卓越的独创文学作品”、“描摹世情最精辟入微的杰作”、“深思熟虑的构思”、“行文缜密的手法”、“处理重要细节上的老练手腕”、“深刻的反讽”等，毫不掩饰自己对《金瓶梅》的喜爱之情与称赞之意。
浦安迪在评价《金瓶梅》崇祯本评注时虽承认评注存在“明显的缺陷”，但仍称赞其“充满着令人惊异的洞见”，并坦言“我的意见也许时常听起来像是在护短。”[13]
这种“护短”意识也体现于他的《金瓶梅》阐释，与夏志清的“揭短”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者在阐释视野与价值评判上的巨大差异。

《明代小说四大奇书》

  • 文体、结构认识之差异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作者在创作中吸纳了众多原始素材加以改写使之成为小说整体的一部分，形成了小说独特的文体风貌。
美国汉学家韩南在《〈金瓶梅〉探源》中对小说的素材来源进行考索，发现所引作品来源之广令人惊讶，引录长短篇小说、戏曲、词曲、说唱文学等一百余种。[14]
对各类作品的广泛引用造成了《金瓶梅》文体杂糅性的特点，引发了研究者的争议。
夏志清、浦安迪皆借用了韩南的研究成果讨论《金瓶梅》的文体特征，然看问题的角度与所得结论则截然相反。
夏志清对《金瓶梅》引用如此众多的素材极其不满：“小说作者对于各种资料的大量借用与改写，亦由此说明了此书七拼八凑的性质。”[15]
认为这种做法损害了小说叙述的自然形态，淆乱了小说文体的统一性与纯洁性，降低了小说的艺术水准。
指责作者在小说中广引流行散曲是“耍弄小聪明”以博得读者的“拍手称赞”，“这本小说差不多是一部将之纳入叙述性框架中的曲词选。”[16]
《金瓶梅》虽然存在引用词曲过多的问题，但夏志清不加区分地将小说引用词曲表达情感、描写人物、烘托场景的艺术功能一笔抹杀，乃至贬之为“曲词选”，显然有失公允。
论及《金瓶梅》对其他故事素材的借用改写，夏志清亦持否定态度：“这些平白加添的情节几乎无一例外地损害了这部小说的力量。……看上去只不过是把经过改写的故事胡乱堆砌一通”[17]。
一概而论地将小说糅合多种素材的创作手法全部否定，也失之过激。
与夏志清相反，浦安迪对《金瓶梅》引用其他素材则给予充分肯定：“《金瓶梅》小说实际上吸收了大量早先的原始资料，因此，它以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巨著而能给人以浑然一体之感，就更显得非同一般。”[18]。
出于对作者的理解之同情，浦安迪称“作者在挑选、加工和最后改写这些材料，使之成为一部卓越的独创文学作品这一点上所倾注的心血倒是至关重要的。”[19]
作者对原始素材进行的创造性改写成就了《金瓶梅》的卓越，“有很多地方作者刻意注入了新的反讽意味，使老素材在新文本的上下文里重放异彩。”[20]
高度评价了作者刻意在老素材里注入反讽的新血液，使小说焕发出新生命，体现出独特的艺术创造性，而非夏志清所指责的“胡乱堆砌”。
浦安迪的论说自有其道理，《金瓶梅》作者在努力将旧素材融入小说的新叙述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实现了小说创作的突破。
但浦安迪的这种阐释也有称赞过度之处，《金瓶梅》作者并没有使所有的老素材都焕发出新生命，也存在一些引用的素材因未能与小说叙事整体契合而产生叙述裂痕，对此浦安迪则避而不论，难免“护短”之嫌。
《金瓶梅》的百回结构方式与叙述细节也是夏志清与浦安迪的共同关注点，两人所论也存在分歧。
夏志清将《金瓶梅》的百回叙述结构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1—8回，主要来自《水浒传》中的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似在探索一种适用于家庭小说的模式；
第二部分是9—79回，始于潘金莲嫁入西门府，止于西门庆之死，为小说中的“独立小说”；
第三部分是80—100回，情节散漫，人物结局安排近乎闹剧，叙述也沦为互不关联故事的堆积。
夏志清批评《金瓶梅》结构凌乱无序，尤其是最后20回情节散漫。
但也肯定了被其称为“独立小说”的部分，认为此部分是自成体系的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潘金莲是核心人物，细致分析了潘金莲的性格特点以及她与西门庆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从人性、心理、社会等不同角度阐发了人物形象与小说文本的内涵，颇见精彩，显示出夏志清出自于“新批评”门下长于文本分析的真功夫。

《韩南中国小说论集》

夏志清对《金瓶梅》叙述结构的分析大多是挑毛病，尤其着眼叙述细节的矛盾之处，以证明作者的粗心大意与小说艺术水平的低下。
如描写潘金莲私处“并无毳毛”与诗中咏其阴毛之矛盾，对西门庆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日期、帐薄、商业交易细节描写的粗疏，小说结尾写西门庆既化身为孝哥出家又托生到东京富户家为子的不一致等，这些细节描写的矛盾使读者对这位小说家丧失了信心，影响了对小说的基本判断。
夏志清揭示的这些矛盾现象说明小说的局部叙述存在疏漏之处，但这些矛盾叙述在小说中毕竟占比很少，夏志清以个别细节失误而否定小说整体艺术的做法犯了以偏概全、以个别否定整体的错误。
夏志清对《金瓶梅》文体混杂、结构凌乱的批评，曾引发美国研究者对《金瓶梅》结构统一性的讨论与争议。
浦安迪通过正面立论对夏志清的观点予以拨乱反正，认为《金瓶梅》的整体构思代表了明代文人小说的普遍模式与文体观念，是作者自觉创造的结果，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金瓶梅》整体结构与叙述模式的创新性与整一性。
浦安迪也将《金瓶梅》的百回结构分为三部分：开篇20回，中间60回与结尾20回。开篇20回写西门庆家庭新增三妾初具规模，结尾20回写西门庆家庭趋于瓦解，首尾部分的故事多发生在西门庆家庭之外。
中间60回的故事主要发生在西门庆家庭之内，内外照应，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并以每10回作为一个基本单元，详论其结构层次的严密性。从空间结构看，作者精心设计了以西门庆家花园为中心，辐射到周围的市区，连接京都，暗示出家国一体的命运；
从时间叙述看，通过四时景物交替以及元宵节等节日意象的描写，将季节循环与家庭、社会的盛衰聚散编织在一起，使《金瓶梅》成为一部暗含寓意的“炎凉书”。
浦安迪对《金瓶梅》结构系统性与多重性的分析，阐发了小说结构艺术的特点与深层寓意，颇有新意。
似乎是有意回应夏志清对《金瓶梅》细节描写吹毛求疵的批评，浦安迪声称：“不管大家如何看法，我认为这些细节的矛盾错乱丝毫无损于作品其余方面高超的艺术成就，它的笔法之妙不但震惊当时的文坛，也为全世界小说艺术增添了光彩。”[21]
从三方面论证了《金瓶梅》行文缜密的艺术成就：
一是意味深长的细节描写，如对烟火、雪霰、帘子等景物的描写；
二是章回内部结构的设计，如每回的对称式结构，由意象与细节结合而构成的意象结构；
三是由“形象迭用”原则建立的具有反讽意味的叙事结构，如猫与情欲主题，鞋在叙事中的作用等。
浦安迪对《金瓶梅》细节与叙事意象的细致分析，在吸收崇祯本评点与张竹坡评点的基础上发掘出小说叙事技巧的精致笔法与缜密之思，对理解小说的叙事艺术具有启发性。
因为浦安迪对《金瓶梅》叙事结构与技巧高度推崇，所以他对小说叙述中出现的一些含混矛盾之处则曲为回护，认为这不是作者的失误而是读者没有领会作者的匠心，建议反复阅读文本以领会作者的深意：
经过反复认真阅读之后，尽管现存的最早版本都有着这样那样内容脱节或前后矛盾
之处，人们还是会得到几乎一切均非信手拈来，每一条线索都是事先仔细伏下的印象。
这显然就是张竹坡在提醒读者们不要被文本表面的文字“瞒过”时想要告诉他们的话，或崇祯本评注者规劝我们把某些片段“莫作闲话”看待的意思。[22]
浦安迪深信崇祯本评点者与张竹坡的观点，认为在小说看似矛盾的表面文字背后潜隐着深刻的含义，主张要反复细读文本琢磨作者的苦心与用意，超越表面的文字叙述，努力探索文字后面的所指，这样的强制阐释不仅是在“护短”，也是要化“短”为“长”。
夏志清对这种做法予以严厉批评，称美国的一些中国小说研究专家：
一方面仰仗传统批本的玄奥密语，另一方面又离不开现代西方文学的批评理论，这
种做法看似矛盾，但考虑当今大学研究院的学术氛围，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专家读小说
反复地细读同一本书、同一段文字，不再出于读书的乐趣，只为有朝一日能够发表研究
成果。一般来说，若一位教授正钻研某部小说，他便会顺理成章地开一门研究生课程专
门讨论这本小说。在此氛围之中，小说中的一情一景、一章一节都成为他们冥想苦思的
对象，仿佛这部小说精微艰深之至，普天之下无出其右。[23]
夏志清所批评的美国中国小说研究专家包括浦安迪在内，他宣称此文“细述了我跟芮效卫（David T. Roy）和浦安迪两位教授意见相左之处。”[24]
夏志清极力反对那种带着强烈预设观点细读文本寻找微言大义的方法，在他看来浦安迪的《金瓶梅》细读与研究就犯有这种毛病。

《中国文学纵横》

  • 思想阐释之分歧

夏志清批评《金瓶梅》“一部文学作品在结构上表现得如此凌乱，我们也就不可能指望它会具有思想或哲学上的连贯性。”[25]
认为《金瓶梅》结构凌乱、思想混乱，作者在处理儒家道德说教与佛教因果报应两种思想时存在矛盾，反映于小说的具体描写常常出现一些矛盾现象：
表面上顺从儒家的道德观，暗地里同情纵欲享乐；既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又公开轻视和尚尼姑；既嫉妒有权势有财富的人，又对出身卑微之人表现出冷酷势利之态；
作者在发表议论时像一个儒家的信徒，又将佛教的因果赎罪置于悲剧视角之中，缺乏统一性与思想深度。
《金瓶梅》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夏志清所指出的思想矛盾性与复杂性，但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么严重，夏志清抓其一点而不顾其余，以此否定《金瓶梅》的整体思想意义，结论不够客观。
德国汉学家司马涛对夏志清的这种观点提出质疑：
夏志清批评这部小说得出结论说，整个小说由于结构方面的缺陷不具备思想和哲学
上的连贯性。这里，我们倒要实话实说，《金瓶梅》与《西游记》相仿，是一部“复调”小说，无法简单归于某一种特定的思潮。小说没有统一的世界观，只是展现出各色人物的举止行为供读者品评。两千多年来在中国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小说中有特别强烈的表现。整个作品可以看作是一部儒家自我修养理想的反面教材。[26]
司马涛借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为《金瓶梅》思想的复杂性、矛盾性辩护，指出小说的思想主题是对儒家自我修养思想的反面著笔，其观点受到浦安迪的影响，或曰他是在借用浦安迪的观点反驳夏志清。
浦安迪认为《金瓶梅》的基本精神来自儒家思想，尤其是《大学》的修齐治平思想，小说不是正面宣扬儒家思想，而是对违背儒家思想的种种反面行为加以嘲讽和批判。
西门庆的纵欲堕落是不“正其心”、不“修其身”而乱纲常的结果，身不正就难以“齐家”，导致家反宅乱，西门庆的升官加职则由“家”扩展至“天下”，揭示出朝廷的昏乱——不“平天下”。
在浦安迪眼中《金瓶梅》成了儒家思想尤其是《大学》思想的形象演绎，作者利用小说叙述要表达的是自我修养与天下纲纪相关联的儒家哲学，为此浦安迪在《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特意为《金瓶梅》起了一个醒目的标题——“《金瓶梅》：修身养性的反面文章”。
这样挖掘小说的思想意蕴，无疑可以大大提升《金瓶梅》的思想境界，角度新颖引人思考，但将思想复杂的通俗小说《金瓶梅》与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经典《大学》相比附，虽有新意而论证方法与说服力尚有欠缺。
浦安迪称《金瓶梅》的佛学说教是当时小说文体美学中常见的格局，因果报应的概念是表面上贯穿于小说情节的简单化思想框架，不足以概括小说的意义，小说要揭示的是“空”的反面——“色”，最终要表达的是“色即是空”的观念。
他结合此一问题分析小说的性描写，认为这是作者“审慎的艺术抉择”，与其讨论小说性描写之“量”不如探讨其“质”。
他分析了小说性描写的多种手法，试图从“质”的方面探讨作者性描写的“苦心”，认为性描写带给读者的感受是“越过最初的心痒，而感到深恶痛绝。”[27]
小说作者对性问题的态度是用反讽来削弱乃至否定性的放纵。如西门庆因纵欲而死的结局笼罩着空虚冷寂的意象，乐极生悲，由色入空。
浦安迪虽不否认作者的道德说教相对于小说实际的性描写显得空洞无力，又称这是作者另有寄托：“《金瓶梅》里的性描写，并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已，也不仅是作者有意识的宣泄，而是另有一大套有关‘存天理、灭人欲’的心学的大道理在。”[28]
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植入《金瓶梅》的性描写，以努力为《金瓶梅》性描写正名，在这种勉为其难的辩护中流露的是浦安迪的“护短”心态。
夏志清对《金瓶梅》的性描写持否定态度，称其是“中国第一部长篇色情小说”，其性描写的详细精致远超前人。
作者是个严峻的道学之士，对待性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斥责淫邪与败德，另一方面又在津津有味地描绘性行为时流露出欣赏之趣。
作者并没有尝试协调传统的道德要求与本能的自我需求之间的矛盾，而是在对性行为与性苦闷的描写中产生了强烈的共情，所信奉的是表面上为小说所否定的价值观，正是性描写中存在的道德矛盾导致了小说写实的不彻底与道德意义的暧昧不明。
夏志清对《金瓶梅》性描写的全盘否定虽不可取，也有合乎情理的一面，《金瓶梅》的性描写虽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揭露人性的弱点，但也确实存在着“陈腔滥调”，流露出道德上的谴责与具体描写中凝视欣赏之间的矛盾。
平心而论，夏志清一无是处的抹杀和浦安迪苦心孤诣的拔高，两种极端倾向都遮蔽了全面公平地评价《金瓶梅》性描写的可能性。

《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

  • 批评立场与方法之不同

夏志清、浦安迪《金瓶梅》阐释中呈现出的“揭短”与“护短”的两极性差异，主要源于他们批评立场与方法之不同。
两人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精通西方文学与文学理论，精研中国古典小说，但研究立场与路径则大相径庭。
夏志清虽是华裔汉学家，研究立场却以西方文学为标准，具有西方文学中心之倾向；浦安迪是犹太裔汉学家，研究立场则以中国小说评点为导向，不以西方文学为准的，这是造成他们批评差异的主要原因。
夏志清精通英文，喜西方文学，浸润日久，感情日深，在耶鲁大学读博士期间曾受新批评大师之教，熟悉西方文论，尤其推崇西方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novel），并将其作为衡量中国古典小说的标准。
在《中国古典小说》“绪论”的开篇，夏志清就表明：“研究中国传统小说的专家学者，若有机会接触西方小说，早就会发现，构成中国小说传统的著作大多粗疏芜杂。”[29]
又称“作为一门叙述艺术，除了《红楼梦》外，中国传统小说中能与司汤达（Stendhal）、托尔斯泰（Tolstoy）、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等一众西方大师巨著相提并论的寥寥无几，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30]
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大多不如西方小说，这是他以“以西律中”得出的片面结论。
西方19世纪小说注重叙述结构的逻辑性，叙述线索的单一性，思想主题的统一性，夏志清批评《金瓶梅》结构凌乱、文辞粗俗、思想平庸，源自他以西方小说为本位的批评立场，这种立场使他忽视了古典小说的“中国特色”，难以对《金瓶梅》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他称赞西方19世纪小说是“人道主义的写实文学”，关注人在现实中的命运与人间的冲突悲苦，探索人心的奥秘，记录人生社会的诸种问题，认为这才是“人的文学”。
基于此种观念，他认为“《金瓶梅》真正算得上是一部‘非人的文学’，因为它把那时代‘非人的’社会和家庭生活描写得透彻，在我看来要比大多数古代文人留下的无关人生痛痒的诗词古文更有阅读价值。
但无论如何，该书作者思想混乱，而且对这个‘非人的’社会非常欣赏，实在是应该加以批判的。”[31]
他一方面肯定《金瓶梅》对非人的社会描写之深刻，另一方面又批判作者思想之混乱与反映非人的社会态度之矛盾，认为《金瓶梅》虽然反映了非人的现实，但对非人的社会现实缺少应有的反省与批判意识，反而去欣赏它，是一部“非人的文学”，而不是真正的批判现实主义之作。
这种对《金瓶梅》的偏颇评价是值得商榷的。
浦安迪的批评立场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他对西方小说（novel）的看法，二是他对明清小说评点的态度。
他认为“西方的novel不论是从创作的角度来看，还是就批评的立场而言，都源自于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完全不能作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成模式，随便套用到其他的文化传统中去。”[32]
强调西方小说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不能将其作为一种普遍性模式套用于中国小说批评，认为“中国明清章回小说的发展途径与西方novel的演化模式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对应。”[33]
中国小说产生于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途径与创作特色，不可以将西方小说的批评模式套用于中国传统小说，因此他不同意夏志清将西方novel的批评模式套用于《金瓶梅》以贬低其价值的做法。
他说“前代的西方汉学家在探讨中国叙事文的时候，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西方novel的结构标准去要求中国古典小说，因而指责中国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的‘外形’缺乏艺术的整体感（unity），也就是说，缺乏‘结构’意识。”[34]
浦安迪从比较文学的视角阐发中国古典小说的独特价值，体现出他对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尊重，因此他的《金瓶梅》阐释虽有“护短”之嫌，但整体上看要比夏志清客观公允。

《中国叙事学》

作为一个西方学者，浦安迪尽可能地立足于中国立场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尤其是对明清小说评点的重视与借用。
他自称“我身为犹太人，多年琢磨古典文本，以传统评注为主要资料，却发现这类读法恰恰合乎中国古书的学问。”[35]
犹太人读书研究注重评注的传统使他对明清小说评点有亲近之感，自然地将小说评点作为研究明清小说的向导：“我硬取传统小说评注家的读法为首要的解释框架。”[36]“我主要的启发和指导都得自中国的传统小说评注家。”[37]
浦安迪的《金瓶梅》阐释借助张竹坡评点之处甚多，《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第二章《金瓶梅》部分共有185个注释，其中103个注释与张竹坡的评点有关，正文中也有多处表明参考了张竹坡的观点，可见其对张竹坡评点的倚重。
张竹坡的评点启发了浦安迪《金瓶梅》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他讨论《金瓶梅》的结构艺术、四季叙事、冷热寓意、反讽手法，皆吸收了张竹坡的观点，其特点在于将张竹坡的评点与西方的结构主义、反讽理论相结合，阐发出《金瓶梅》丰富的艺术内蕴。
夏志清对浦安迪与一些西方学者借助明清小说评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则予以抨击：
浦安迪不信任“一般”读者的眼光，只好舍命跟从道德主义寓言论的脂砚斋的评点。
如今，一些研读中国小说的西方学者，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家，希望以此在解读文本时避免受到自己文化的影响。
……他们认为向西方文学批评的标准一面倒不能正面评价中国小说，因此他们觉得这个偏差需要改正，于是便改用中国的思维思考，以中国的标准解读与评价文本。[38]
受过西方文学批评训练的夏志清瞧不起明清小说评点家，认为他们的评点琐碎而无系统，肤浅而不深刻，没有多少价值。
芮效卫称赞张竹坡：“就我所知，在任何语言评论中国小说的实践中，没有哪种批评比他对《金瓶梅》的分析更有深度。”[39]
夏志清批评芮效卫的话“夸大其词”没有说服力，不能当真，并嘲讽张竹坡关于小说人名寓意的评点是“自作聪明、穿凿附会，假托作者意图胡说八道的做法其实才是小说批评最卑劣的方式。”[40]
张竹坡的评点虽有穿凿附会之处，夏志清如此贬低显然苛责过度。
夏志清虽然熟悉西方文论，但对套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很反感，他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强调的是批评者的阅读基本功与判断力，认为倚靠“方法”是批评者缺少自信心的表现，“因为评者没有深厚的阅读基础，情愿信任‘方法’而不信任自己的感受和洞察力，往往是不诚实的。”[41]
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偏颇的一面，学术研究不能过于依赖方法，而应建立在研究者对文本的阅读理解与判断力之上，这种评判是没有问题的，但文学批评也不能没有方法，方法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夏志清的《金瓶梅》阐释主要靠自己的洞察力与文本分析功夫，但他对《金瓶梅》“揭短式”的过激批判说明其洞察力亦常为偏见所遮蔽。
浦安迪称自己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方法侧重于理论分析和逻辑推论，”[42]
理论分析与逻辑推论是西方文学理论之长，也是明清小说评点的短板，浦安迪的文本分析与观点虽受张竹坡评点影响，但其理论思维与方法依然借助西方文学理论。
他自称“因为我从小受美国学术的训练，时常应用欧美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学的理论观念与研究方法，在修辞与结构分析中特别着重于反讽、寓言等的多层话语。”[43]
他擅长用西方的反讽理论阐发中国古典小说的思想艺术，坦言“我坚持对小说进行反讽阐释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是以比较文学的方法论，尤其是从西方文学批评中的现代小说理论这一角度来分析作品的。”[44]
其《金瓶梅》研究就突出了以“反讽”为核心的方法论，并用此方法建构了《金瓶梅》的反讽体系，但也存在将反讽扩大化的倾向。

《浦安迪自选集》

结 语

综上所述，夏志清与浦安迪的《金瓶梅》阐释大异其趣，走向了“揭短”与“护短”两个极端：夏志清虽然承认《金瓶梅》舍宏大叙事而取日常琐事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创举，但他偏好的是西方19世纪小说（novel）集中、紧凑、统一的叙事观念与思想表现，认为《金瓶梅》“胡乱堆砌”、“思想平庸”，以致走向“抑长”而“揭短”的极端；
浦安迪虽承认《金瓶梅》存在含糊、不连贯之处，但他强烈的“文人小说”与“奇书文体”观念导向，使他在以“反讽”为核心的《金瓶梅》阐释中不惜“拔长”而“护短”，有“溢美”的过度诠释之嫌。
分析比较他们的《金瓶梅》阐释，辨析其中的“过犹不及”之处，不仅对国内的《金瓶梅》研究具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如何全面地审视、反思和调校自己的预设立场，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的辩证认知态度更贴切周密地评价文学作品，亦具有启示意义。
此外，在中国文学研究日益国际化的今天，面对越来越丰富的海外汉学研究成果，我们在评价时也应坚守中国立场，与海外汉学家展开平等对话，取其长而弃其短，以使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真正地起到“他山之石”的功效。

本文作者 魏崇新 教授

注 释：

[①]黄卫总《美国的明清小说研究》，《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2辑。

[2]夏志清著，万芷均等译，刘绍铭校订《中国文学纵横》“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3]浦安迪著，沈寿亨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封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4]夏志清与浦安迪皆以《金瓶梅词话》为讨论对象，在他们的行文中则简称《金瓶梅》。

[⑤]夏志清1963年9月29日致夏济安的信，《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11页，。

[6]夏志清1963年12月7日致夏济安的信，《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五，第481页。

[⑦]夏志清著，何欣等翻译，刘绍铭校订《中国古典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0页。

[8]夏志清著，何欣等翻译，刘绍铭校订《中国古典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0页。

[9]《中国古典小说》，第151页。

[10]浦安迪坦言：“我的研究显然受益于夏志清、韩南（PatrickHanan）、柳存仁、雷威安（André Lévy）、芮效卫（David Roy）等人的著作，他们从根本上创建了西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术领域。”载浦安迪著，沈寿亨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页。

[11]《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第47页。

[12]《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第57页。

[13]浦安迪《〈金瓶梅〉崇祯本评注：瑕中之瑜》，载《浦安迪自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51页。

[14]参看韩南著，《〈金瓶梅〉探源》，载韩南著，王秋桂等译，《韩南中国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264页。

[15]夏志清著，何欣等翻译，刘绍铭校订《中国古典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2页。

[16]《中国古典小说》，第153页。[17]夏志清著，何欣等翻译，刘绍铭校订《中国古典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53页。

[18]浦安迪著，沈寿亨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8页。

[19]《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第58页。

[20]《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第58页。

[21]浦安迪著，沈寿亨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9页。

[22]浦安迪著，沈寿亨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10页。

[23]夏志清《中国小说与美国批评——关于结构、传统、讽刺的反思》，载《中国文学纵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1—32页。

[24]夏志清著，《中国文学纵横》“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

[25]夏志清著，何欣等翻译，刘绍铭校订《中国古典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3页。

[26]司马涛著，顾士渊等译，《中国皇朝末期的长篇小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8—329页。

[27]浦安迪著，沈寿亨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1页。

[28]浦安迪著，《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

[29]夏志清著，何欣译，刘绍铭校订《中国古典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30]夏志清《书评：〈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载夏志清著《中国文学纵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5页。

[31]夏志清《人的文学》，载夏志清著，《人的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32]浦安迪著，《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33]《中国叙事学》，第13页。

[34]《中国叙事学》，第56页。

[35]浦安迪著，《浦安迪自选集》“作者小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页。

[36]浦安迪著，沈寿亨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作者弁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页。

[37]《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序”，第3页。

[38]夏志清《书评：〈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载夏志清著《中国文学纵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4页。夏志清写此文时，浦安迪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尚未出版，否则他会对浦安迪更加不满。

[39]芮效卫《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点》，载浦安迪主编，吴文权译《中国叙事学：批评与理论》，上海远东出版社2021年，第158—159页。夏志清的译文与此译本的文字略有差异。

[40]夏志清《中国小说与美国批评——关于结构、传统与讽刺的反思》，载夏志清著《中国文学纵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3页。

[41]夏志清《追念钱钟先生》，载夏志清著，《人的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42]浦安迪著，《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43]浦安迪著，刘倩等译《浦安迪自选集》“作者小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页。

[44]浦安迪著，沈寿亨译《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页。

文章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国际汉学》，2023年第3期。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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