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瓶梅》中晚明市民文化的文学呈现

（本文计9900字）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54.html

赵景深先生指出:《金瓶梅》的作者“写的北宋末期的社会生活, 实际上是作者当时明代的生活, 他亲身经历并考察这些社会风俗、习惯, 才能写出那些生活的细节。倘若他不曾沉浸在明代社会风貌中, 他决不会写出那么生动活泼、栩栩如生的画面和图景。” [1] 1的确如此, 《金瓶梅》通过西门庆亦官亦商的众多活动, 从京城、相府、封疆大吏一直写到市井平民、三姑六婆, 揭示了晚明社会的众生相, 可以说它是用文学手段绘画出的一幅晚明社会五光十色的风俗画, 其中尤以对晚明社会丰富多彩的市民文化的呈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54.html

《金瓶梅》对晚明市民文化的呈现是全方位、多角度的, 这其中就包括商业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市民文学、宗教文化等。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54.html

一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54.html

《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本质上是一个商人, 他的发家致富、发迹变泰始终是以经商获得的金钱作为他无恶不作、奸淫妇女、欺霸一方的资本的。因此, 小说围绕着西门庆的经商活动和过程, 触及了晚明社会中盛行一时的商业文化。其具体表现为:首先, 随着城市的繁荣和货物流通的频繁, 经商已是当时人们普遍的一种谋生手段和逐利行为, 商人的地位和影响也在显著提高。西门庆以一介商人挤入官场, 通过重金贿赂蔡京等朝廷高官, 谋得山东理刑副千户的五品官职, 然后又以官吏身份从事商业活动, 亦官亦商, 透露出明代后期计亩征银的一条鞭法的实行, 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过渡, 农副产品商品化过程加快, 商业资本活跃的背景。小说中多次出现的王亲、勋爵、官吏、地主、市民都加入到经商行列、追逐财富的情节, 就是再形象不过的明证。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54.html

其次, 《金瓶梅》对晚明的经济生活和商业信息作了异常精细的描绘, 可视为一部小说体的晚明百姓的“食货志”。这正如学者侯会所说:“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所有中国传统小说中, 没有哪一部像《金瓶梅》这样, 以全副精力关注着市井百姓的经济生活。书中经济信息之多, 堪称中国小说之最, 在世界小说苑中, 恐怕也是首屈一指。作者在书中千百次提到物价、工价, 不但西门庆做一笔买卖、置一所宅院、收一笔贿赂、送一份厚礼等‘大事’记述得价值详明, 就是书中人物沽酒、裁衣、剃头、磨镜、买汗巾、称瓜子, 乃至赏赐厨役、打发轿夫等细事, 也都笔笔叙及, 言必称价, 银两的计算甚至细致到几钱几分。” [2] 24-25此种情形只有在晚明社会商业氛围非常浓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54.html

第三, “富贵必因奸巧得”已成为当时许多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一条心照不宣的准则。西门庆的经商致富, 除了他精明的商业头脑, 对市场信息的及时捕捉以及灵活的经商手段外, 还和他无商不奸的商人品性密切相关。他亦官亦商, 把揽词讼, “说事过钱”;他贿赂临清钞关钱老爹, “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 偷税漏税;他勾结蔡御史兴贩盐引, 比别的商人早一个月掣取三万份淮盐盐引, 从中获取高额利润;他骗娶富孀孟玉楼、勾引有夫之妇李瓶儿, 骗财骗色鲸吞了两人巨额钱财, 为他商业的扩张奠定基础。他还向别的小商人放高利贷, 收受别人的贿赂。总之, 西门庆的经商只要有利可图, 他是无所不用其极:官商勾结、欺行霸市、贿赂欺诈、不等价交换等等, 都是他发迹的重要手段, 这反映了晚明时期商人谙熟经商之道、不择手段地追逐货币的本性。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54.html

第四, 《金瓶梅》通过西门庆不断增长的商业财富, 逐渐扩大的经商规模, 反映了晚明时期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兴盛, 城乡社会分工的扩大, 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并加剧了阶级分化这一现实。但另一方面, 从西门庆经商发迹的过程来看, 他的垄断、排挤、吞并和多方经营, 与贮藏货币、收买土地的富户不同, 他的追求金钱、聚敛财富, 主要不是为了扩大再生产, 而是为了挥霍、买官、送礼、淫乐, 诚如他自己说的:“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 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 一个人堆积, 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 极有罪的。” (第五十六回) 很明显, 西门庆以及他同时代的许多商人, 由于封建专制统治及传统封建经济势力的异常强大, 使得他们攫取更多货币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日益豪奢荒淫的生活需要, 找不到一条更加健康发展的道路, 因此客观上他们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起着消极作用的, 乃至延缓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使得明代中叶出现的某些资本主义萌芽也就自生自灭了。这既是西门庆之类的商人的悲剧, 也是整个晚明社会的悲剧。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54.html

二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54.html

《孟子》说:“食、色, 性也。”《金瓶梅》除了它的色情描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外, 它还用浓墨重彩写了饮食。“全书一百回, 哪一回没有写到食?据有人统计, 小说写到的菜肴约有200种, 其中禽类41种, 畜 (兽) 类67种, 水产类25种, 素菜24种, 蛋品2种;主食中饼类37种, 糕类12种, 面食类30种, 饭粥类12种;另有汤类7种, 酒类31种, 茶类19种, 干鲜果品21种。这样一本账, 不能不令人惊叹!翻开中国文学史, 从古到今, 有几部作品能这样聚精会神地写食品, 写吃写喝?” [3] 166小说为了展示西门庆这样的暴发户穷奢极欲的生活, 有时就从其饮食之考究、烹制之精致这方面入手展开描写, 并写得活色生香。如第二十二回, 西门庆请应伯爵一起吃早饭, 餐桌上摆列的食物有:“四个咸食, 十样小菜儿, 四碗炖烂下饭:一碗蹄子, 一碗鸽子雏儿, 一碗春不老蒸乳饼, 一碗馄饨鸡儿。银镶瓯儿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玫瑰白糖粥儿。”吃到兴头上, 西门庆便拿出金华酒, 与应伯爵每人喝上三杯。一顿早饭就这样精致奢靡。至于中饭, 那排场当然就更大, 三汤五割 (上三次汤食, 有五道菜需用刀割) , 不在话下。假如碰到宴请官员, 攀附权贵, 就更加奢华, 不但菜肴的量多、品精, 而且餐具高雅, 外加戏曲表演, 吹吹打打, 乃至请几个歌妓来“三陪”。如西门庆请蔡、宋两御史, 一顿酒席就花了“千两银子”!

小说不仅写了吃什么, 还写了怎么吃。封建时代人们吃饭, 不是随便坐下来就吃, 也是等级森严、毫不含糊的。在官场里, 如第六十五回宋御史请六黄太尉吃饭。六黄太尉是一人一席的专席, 又是个大桌面;宋御史与两司的官员都是平头桌席, 这是第二等;余下官员, 只是散席而已。同样, 西门庆在家里过元宵节, 合家欢乐饮酒, 西门庆与吴月娘居上座;其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都在两边列坐;再在东首设一席, 给女婿陈敬济坐。处处都写得层次分明。写吃饭就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礼”, 写出了一个社会的等级。

《金瓶梅》通过写吃喝, 还写出了一个腐败透顶的官场。在小说中, 西门庆贿赂官员的最佳工具除了金银财宝外, 就是种类繁多的各色各样的食品与食器。比如, 西门庆欲加害武松, 除了送给知县五十两雪花银子外, 还送了一副金银酒器;西门庆给蔡京的祝寿礼品中, 有“两把金寿字壶、两副玉桃杯”、“汤羊美酒, 尽贴封皮”;接待宋、蔡两御史, 盛宴过后又“把两桌席面, 连金银器”一并奉送;升官进京谢恩时, 他赠送朱太尉的即是“金华酒四坛”, 另送崔中书“一腔羊, 一坛酒”, 送何太监“一口猪, 一坛酒”。可以说食品与食器, 在西门庆这类善于逢迎钻刺的小人手里已经成为打通关节、贿赂上司的利器, 它们已不再是简单的填饱肚子的食物了。

此外, 小说还时时将西门庆饮酒吃饭与他的性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加以描写, 并从中传导出某些文化意蕴。酒壮色胆, 西门庆不是在外面酒足饭饱后回来“卖弄精神”, 就是“乘着酒兴”, 淫心顿起, 乃至边干边饮, 干好了再饮。在整部小说的结构中, 作者有意将一些情节安排成食与色的互动:常常是一场饮食活动的结束, 即是一场男女之事的开始;当一场淫戏收场, 又一场酒宴即开局。周而复始, 故事就在这食与色的互动中拓展。结果, 西门庆的生命也就在这食欲与性欲的交攻中消竭。这是违背中国古代的养生之道的, 古代养生书如《素女经》等, 早就告诫“醉饱而交接”者必有损益, 而西门庆偏偏要走这条路, 最后只能落得个“遗精溺血流白浊, 灯尽油干肾水枯”的下场。这也是小说中呈现的饮食文化带给我们的另一种思考。

“民以食为天。”《金瓶梅》对吃喝饮宴场面不厌其烦的描写, 正是晚明时代自上而下形成的一股吃喝应酬、奢靡铺张世风的真实写照:人们看待吃喝的形式和排场比吃喝本身更重要, 因为吃喝已成为一个人身份和经济地位的象征。

三

《金瓶梅》不仅是中华饮食文化的百科全书, 而且是中华服饰文化的十全大典。小说中的服饰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晚明社会“礼崩乐坏”之世情, 在《金瓶梅》对各色人物服饰穿戴的描写上表现得一览无遗。“封建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等级森严, 不同阶层的人, 有不同的穿衣标准。在以农耕经济为本的社会里, 商业被视为末业, 商人在‘士农工商’的等级排列中奉陪末座。汉代即规定, 商人不准穿绸缎衣服。经唐宋而至明初, 朱元璋仍规定:社会以农为本, 以商为末。农家可以穿绸缎, 商人则只能穿绢衣、布衣。农民家里哪怕有一人经商, 全家也不得穿绸纱。” [2] 45然而到嘉靖、万历年间, 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农耕经济以极大冲击, 商人地位迅速蹿升, 穿衣方面的旧规矩早已被人抛到脑后。商人西门庆早在做官之前, 全家已是穿绸挂缎, 极尽服饰奢华之能事, 甚至服饰形制直逼“内家”。从吴月娘袍子上有“麒麟补子”, 其余四妾是“锦鸡补子”看出《金瓶梅》所反映的晚明时代, 在服饰穿戴上“僭越”的风气已经相当严重。据明代洪武二十四年规定, 只有官宦中最高的公、侯、驸马等才有资格穿有“麒麟补子”的衣服, 而“锦鸡补子”是文官二品的标记 (《明史·舆服志》) 。同样, 西门庆穿的官服上“罩着青缎五彩飞鱼蟒衣, 张牙舞爪, 头角峥嵘”。但依明制, 飞鱼蟒服只有朝廷二品大员或锦衣卫堂官才准穿用, 西门庆这样的穿着显然是僭越了。

其次, 服饰穿戴已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 贵贱有别, 界线分明。封建时代官府对服饰的颜色、质料、样式等都有严格的规定。比如明代, 就规定官太太在一般礼仪场合穿“大袖衫, 真红色”, 而民间妇女是不能穿红色的衣裳的, 只能是“紫絁, 黄色;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 不许用大红、雅青、黄色;带用蓝绢布” (《明史·舆服志》) 。拿《金瓶梅》来说, 比如, 吴月娘作为“副千户” (从五品) 的正妻, 通常穿的都是红色衣服, 在礼仪场合, 则穿各种花样的大红通袖袍, 这就表明了她地位的特殊。小说第四十回写到西门庆请裁缝到家里来为众妻妾做衣服, 妻妾间的等级是分得一清二楚的:“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红遍地锦五彩妆花通袖袄兽朝麒麟补子缎袍儿;一件玄色五彩金遍边葫芦样鸾凤穿花罗袍;一套大红缎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补子袄儿, 翠蓝宽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妆花补子遍地锦罗袄儿, 大红金枝绿叶百花拖泥裙。其余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四个, 都裁了一件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缎子袍儿, 两套妆花罗缎衣服。孙雪娥只是两套, 就没与他袍儿。”吴月娘的衣服, 不但做得数量多, 而且品位高;其余四妾, 稍次一等;孙雪娥地位最低, 衣服也最少, 且没有表示品级的袍儿。至于西门庆家中那些做粗重活的下人, 她们衣服的质料与色彩都很朴素, 如第七十一回写来爵妻惠元穿的衣服是“青布披袄, 绿布裙子”, 颜色素淡且价格低廉。从这些描述中可见出晚明时代在穿衣着装方面贵贱有别之风气。

最后, 小说在服饰描写上, 用的是写实手法。小说对书中人物服饰穿戴之奢华、考究赋以重彩, 极力加以描写和渲染。书中人物的衣着, 尤其是女性人物的衣饰, 让人看了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比如第十五回, 西门庆众妻妾到李瓶儿新买的房中观灯庆元宵, “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袖袄儿, 娇绿缎裙, 貂鼠皮袄。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都是白绫袄儿蓝缎裙。李娇儿是沉香色遍地金比甲, 孟玉楼是绿遍地金比甲, 潘金莲是大红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盈, 凤钗半卸”。登楼看灯时, 潘金莲还故意“把白绫袄袖子搂着, 显她那遍地金袄袖儿, 露出那十指春葱来, 带着六个马镫戒指儿”, 以至楼下看灯的市民见了, 怀疑她们是“公侯府里出来的宅眷”, “贵戚皇孙家艳妾”。可见她们的穿戴有多么的艳丽、华贵。此外, 书中还特别注意渲染富家女性衣饰的丰富, 冬装有冬装的款式, 夏装有夏装的特点, 显得四季有别。书中也多处提到西门庆妻妾所穿的各式鞋子, 写她们如何煞费苦心, 做到与所穿的衣服相匹配。可以说讲究服饰穿戴已成为晚明社会盛行一时的一种社会风气。《见闻杂录》卷一〇有一段记述浙江桐乡一带的风情:“余乡二三百里内, 自丁酉 (万历二十五年) 至丁未 (三十五年) , 若辈皆好穿丝绸绉纱湖罗, 且色染大类妇人” [4] 179。这与小说中的描述正好相符。

西门庆家重视服饰穿戴, 一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另外也与西门庆从事的商业活动有关。他家开着缎子铺、绸绢铺、绒线铺, 又有标船到江南产地直接采购丝绸, 有时还派人到杭州专门织造行贿送礼用的“锦绣蟒衣”及“家中四季衣服”。他家妻妾格外讲究穿着,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

《金瓶梅》对明代市民文学的呈现也是多姿多彩的。“从唐中期以来, 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市民文学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流。这既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 也是文学大众化的重要表现。市民文学本应有口头和文本两种表现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说, 口头文学更反映出市民文学的本质特征, 但由于载体的局限,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古代市民文学只能是文本文学, 它由唐传奇、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和戏曲, 以及流行于各个时期的民歌时调为主体构成。” [5] 13明代市民文学主要通过口头也通过书坊版刻方式进行传播, 它包括白话小说、戏剧、民歌时调、说唱词话、笑话、打油诗、急口令、谣谚等等。在《金瓶梅》中, 对笑话、传说、急可令及谚语、歇后语的展示最有特点和情趣。

先谈笑话。由于《金瓶梅》更多地是从描写西门庆的日常生活、与人交往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的, 因而一些笑话, 往往是在西门庆嫖妓请客时, 由插科打诨以逗乐主子的帮闲篾片、妓女的嘴里说出的, 有的是他们即兴胡诌而成, 有的可能是从市井流行的口头创作改头换面而来。这些笑话虽有低级庸俗的成分, 但却能让人窥察到当时社会的一些风貌。

小说第十二回叙述西门庆在丽春院嫖妓, 梳笼妓女李桂姐, 与众帮闲吃酒行乐。席间为了调节气氛, 谢希大倡议:“如今每人有词的唱词, 不会词, 每人说个笑话, 与桂姐下酒。”谢希大便顺口说了这样一则笑话:“有一个泥水匠, 在院中墁地。老妈儿怠慢了他, 他暗暗把阴沟内堵上块砖。落后天下雨, 积的满院子都是水。老妈慌了, 寻的他来, 多与他酒饭, 还秤了一钱银子, 央他打水平。那泥水匠吃了酒饭, 悄悄去阴沟内把那块砖拿出, 那水登时出的罄尽。老妈便问作头:‘此是那里的病?’泥水匠回道:‘这病与你老人家的病一样, 有钱便流, 无钱不流。’”看得出来, 谢希大的这则笑话其实是在讥讽妓院的老鸨认钱不认人的品行, 切中时弊, 用隐喻的手法, 一语双关地把水的流通与老鸨见钱眼开的行为相联系, 对当时社会“有钱便流, 无钱不流”的风气予以揭露和嘲讽。笑话的作用在于除了逗人哈哈一笑外, 还能一针见血地刺入人事的要害处, 它通过惊人的洞察、巧妙的构思、诙谐的语言, 取得“辞托开心悦耳, 意在警玩醒昧”的特殊艺术效果。李桂姐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也以笑话来回敬谢希大:“有一孙真人, 摆着筵席请人, 却叫座下老虎去请。那老虎把客人都路上一个个吃了。真人等至天晚, 不见一客到。不一时老虎来, 真人便问:‘你请的客人, 都那里去了?’老虎口吐人言:‘告师父得知, 我从来不晓得请人, 只会白嚼人。’当下把众人都伤了。”显然此笑话是在讽刺谢希大众帮闲整天跟着西门庆白吃白喝之行径。再联系第十五回应伯爵在妓院说的“吃了脸洗饭, 洗了饭吃脸”以及第三十五回在西门庆家行酒令、说笑话的情节, 都说明在晚明市井社会中笑话的流行, 而其高下优劣也因说的人身份、趣味及场合的差别而大相径庭, 它使我们感受到明代市民阶层扑面而来的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活的社会人情风俗画面, 很有参考价值。

次谈传说。它也是一种民间口头创作的俗文学样式, 一般和历史人物、事件或地方风物古迹等有关联。比如小说第五十七回, 叙述山东东平府永福禅寺开山长老“万回老祖”来历的传说, 便是作者根据《传灯录》与《酉阳杂俎》记载改写的一则比较完整的风物传说。永福寺始建于梁武帝普通二年, 其开山长老为万回老祖。传说这位开山长老长到七八岁时, 他母亲因其哥从军边关, 音信杳无, 便整日在家啼哭不止。为了宽慰老母的一片思儿之心, 他决定辞别老母, 远赴万里之外的辽东去找寻哥哥的踪迹。也许他的孝心感动了上苍, 他不仅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哥哥, 带回其哥哥写给老母的平安家信;而且是朝往暮还, 一万里路程一天之内就打了个来回。此事轰动了整个街坊邻里, 邻居们便给他起名叫“万回”。他“日后舍俗出家, 就叫万回长老。果然是道德高妙, 神通广大” 。此则风物传说对万回长老及永福寺的由来作了富有情趣的解释, 而且与此回书的情节严丝合缝。联系《金瓶梅》屡次写到僧尼出入西门庆家, 或“说因果唱佛曲儿”, 或求布施而募缘, 其中不时叙及寺庙道观林立, 结尾又以普静和尚荐拔群冤, 其实是和嘉靖朝道士得势而隆庆、万历朝佛教徒张狂的背景相关联的。另一方面此则传说从它叙述的口语化和想象的单纯性来看, 民间文学的色彩非常浓烈。它反映了古代交通不便, 人们基于千山万水的阻隔, 音讯往还的艰难, 幻想出“一万里路程, 朝暮往还”的“万回”故事, 把真人实物加以虚构、夸张、传说化, 生趣盎然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理想, 并具有可信性的特点。

再谈急口令。小说第六十回叙述西门庆在绸缎铺开张的当晚, 设宴请客, 邀请众伙计、帮闲、亲友“到席上饮酒”。席间沈姨夫向西门庆建议:“请大舅上席, 远行个令儿, 或掷骰, 或猜枚, 或看牌, 不拘诗词歌赋、顶真续麻急口令, 说不过来吃酒……”轮到“该伯爵行令, 伯爵道:‘我在下一个字也不认, 行个急口令儿罢:一个急急脚脚的老小, 左手拿着一个黄豆巴斗, 右手拿着一条棉花叉口, 望前只管跑走, 撞着一个黄白花狗, 咬着那棉花叉口, 那急急脚脚的老小, 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黄豆巴斗, 走向前去打黄白花狗, 不知手斗过那狗, 狗斗过那手。’ ……谢希大道:‘我这个令儿比他更妙, 说不过来罚一盅:墙上一片破瓦, 墙下一匹骡马。落下破瓦, 打着骡马, 不知是那破瓦打伤骡马, 不知是那骡马踏碎了破瓦。’”帮闲们插科打诨, 给酒宴增添了热闹的氛围。

急口令也叫绕口令、拗口令, 是一种在民间流传颇广的语言游戏。它将声母、韵母或声调极易混同的字, 组成反复、重迭、绕口、拗口的句子, 要求说的人一口气急速念出, 借此测度念的人的反应灵敏与口齿伶俐的程度。我们从话本小说《快嘴李翠莲记》和《金瓶梅词话》中看到, 急口令这种民间口头文学在宋明时期已经相当发达, 一直到现在, 这种锤炼语言、陶冶性情的口头创作还在继承发展着。因为它常常用夸张的手法, 表现生活中的一些趣事, 且简练俚俗, 风趣幽默, 显得别具一格。

“话须通俗方传远。”《金瓶梅》还摄取大量口语, 其中包括谚语、歇后语来描摹社会风土人情。从某种意义上说, 谚语、歇后语是社会与时代的一面镜子。晚明时代商品经济的发达与城市生活的发展变化, 对语言其中包括谚语、歇后语的演变有直接的影响。《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在运河沿岸的商业中心临清附近, 写的又是以新兴商人势力为代表的西门庆的日常生活与相互交往, 从这些市民嘴里也透露出当时手工业发达与商业繁荣的信息。如长住城里的李瓶儿的家人冯婆子爱说:“卖盐的做雕銮匠——我是那咸 (闲) 人儿”;县里的小光棍张闲一开口便是“常言说得好:乖不过唱的, 贼不过银匠, 能不过架儿”;裁缝的女儿潘金莲嚷嚷:“左右的皮靴儿——没番正”, “坐家的女儿偷皮匠——逢着的就上”;吴月娘打比喻:“铜盆撞了铁刷帚。”这些谚语、歇后语就与当时城乡出现的大量从事个体经营的手工业者如铜匠、银匠、鞋匠等“百工杂作”有关。商品经济的发达还表现在工商业城镇的兴起, “扬州虽好, 不是久恋之家”这条谚语可能就在这时出现的。因为自明代中叶以后, 盐商麇集扬州, 吃喝玩乐, 奢靡豪华。扬州遂成为天下闻名的通都大邑。西门庆就曾叫家人到扬州从事贩盐的专利活动。这条谚语很明显系套用“梁园虽好, 不是久恋之家”、“长安虽好, 不是久恋之家”而来。另外, 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 追逐货币的社会风气日盛, 金钱起着支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作用也愈发明显。而“妻大两, 黄金日日长;妻大三, 黄金积如山”, “世上钱财傥来物, 那是长贫久富家”, “船载的金银, 填不满烟花寨”, “好子弟不阚一个粉头, 粉头不接一个孤老, 天下钱眼儿都一样”, “养儿不在痾金溺银, 只要见景生情”, “饶你有钱拜北斗, 谁人买得不无常”, “不将辛苦意, 谁得世人财”, “火到猪头烂, 钱到公事办”, “无钱课不灵”, “有钱能使鬼推磨”等这些谚语便应运而生或沿袭而用, 并且是体现时代人情风俗的一面镜子。

五

《金瓶梅》一书描写了众多的人物, 其中也不乏道士、和尚、尼姑之类, 而且单从小说的回目来看, 有关道、佛内容的就占了约五分之一。但在小说中, 宗教完全是被世俗化、实用化了的。比如, 西门庆有时也尊道崇佛, 但他是从自己的现实利益出发的。第三十九回写他为儿子官哥在玉皇庙“寄名”而打醮, 就非常虔诚, 又是跪请上香, 又是宣念斋意。因为他要祈求上天保佑儿子官哥平安吉祥, 将来飞黄腾达。第五十七回写西门庆对佛门同样十分敬重, 当永福寺长老来募缘时, 一席话把西门庆的心说动了, 他便恭恭敬敬捐出五百两银子, 并说要“有意做些善果”。然而, 宗教与人的私欲在本质上是相矛盾的。当西门庆的私欲膨胀时, 他就把对宗教的虔诚抛到九霄云外, 变得那么的不信神、不敬神。在他捐给永福寺长老五百两银子后, 吴月娘趁机劝他以后善念多些, 恶念少些, 别再去做包养婆娘、贪财好色的事情。没想到西门庆却说了这样一番话:“咱闻那佛祖西天, 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 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 就使强奸了嫦娥, 和奸了织女, 拐了许飞琼, 盗了西王母的女儿, 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在他眼里, 佛祖、神仙与“贪财好色”的他是一路货色, 这当然是他在为自己吃喝嫖赌的放荡行径狡辩。

而且在小说中, 除了极少数如潘道士、黄真人与普静禅师外, 其余的道士、和尚、尼姑几乎都是贪财好淫的角色。第二十回作者议论道:“原来世上, 唯有和尚、道士并唱的人家, 这三行人, 不见钱眼不开;嫌贫取富, 不说谎调诐也不成的。”将和尚、道士与妓女等而同之, 看成是世上最贪财的一伙。比如第六十八回写到的薛、王两个尼姑为替吴月娘印经、念经的事, 表演了一出欺心贪财、尔虞我诈的闹剧, 把这两个利欲熏心又相互欺诈的尼姑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作者不禁感慨道:“似这样缁流之辈, 最不该招惹他。脸虽是尼姑脸, 心同淫妇心。只是他六根未净, 本性欠明;戒行全无, 廉耻已丧;假以慈悲为主, 一味利欲是贪。”从中看出作者对这类“缁流之辈”的厌恶和痛恨。小说中的道士、和尚、尼姑不仅贪财, 还“好淫”。永福寺的道坚长老是个专门调戏施主娇娘、引诱良家少妇的色鬼, “淫情动处, 草庵中去觅尼姑;色胆发时, 方丈内来寻行者”, “仰观神女思同寝, 每思嫦娥要讲欢”。晏公庙中的道士金宗明, 常在酒店包占乐妇, 在庙内鸡奸徒弟, 陈敬济就是他勾搭的对象。薛姑子专一与那些寺里的和尚行童调嘴弄舌, 眉来眼去, 说长道短, 早与那和尚们刮上了四五六个。

可以说《金瓶梅》所描写的宗教天地, 是一个世俗的世界, 作者是用一种世俗的眼光来刻画那些僧尼道长的。明代进入中叶以后, 嘉靖崇道, 万历好佛, 芸芸众生, 趋之若鹜, 但多为凡夫俗子, 少有得道高明之士;寺庙普建, 却广为藏污纳垢之所。小说中描写的这些僧尼道长的卑劣行径, 正是晚明时代佛门道观堕落、荒唐世相的一个真实写照。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 《金瓶梅》确实堪称为16世纪中国的风俗画卷。民间传说把它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联系在一起, 《金瓶梅》与《清明上河图》确实都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有代表性的社会风俗画卷, 不过表现的物质手段不同罢了。” [6] 4上述论析不妨看作是对学者叶桂桐这个精辟见解所作的一个注脚。

上下滑动，查看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