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建构：对《金瓶梅》“性文化”的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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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这本书，历来争议不断，存在解构与建构的问题。从明代到当今消费时代，人们对《金瓶梅》的文化解读，经历了一个解构——再解构——建构的历程。本文试图提供对 《金瓶梅》的另一种认识视角，关注“性”背后的性别意识和性文化，倡导人们追求人性，淡化欲望。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65.html

一、解构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65.html

（一）否定“淫”，肯定人性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65.html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禁欲的文化，也是禁锢性的文化，而《金瓶梅》因为其间的“性”描写，“淫书”之说不绝于耳。但是，社会的逐渐开放使得《金瓶梅》被逐渐接受，它已经不是作为一种淫书而存在，其中的“性”反映的是对人性的追求。明清之际，男权文化盛行，男性占主导地位，女性被作为一种消费品而存在，没有权利，没有自由，《金瓶梅》中的女性偏离了传统女性的轨道，大胆地展示着她们对生命的追求。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65.html

潘金莲应该是当时女性命运最好的诠释者，也是人性的狂热追求者。她原是裁缝的女儿，9岁被卖，到15岁时，就会两种乐器，而且知书识字，长得又十分漂亮。之后她又被廉价地卖给60岁的张大户做丫鬟。在张大户强暴她时，被张大户的妻子撞见，遭到毒打之后又被迫嫁给了相貌丑陋、家境贫寒的武大郎。她是作为商品而存在的，可是花季的年龄总不那么容易被世俗所折服，她梦想有一个真正的男人，即便是贫寒，她也是不在乎的。此时武松就出现了，他强壮勇猛，是单纯少女的理想情人。可是面对她的又是什么呢？无情的拒绝！武松没错，“兄弟妻怎可欺”。即便在今天，武松仍然是对的。可是潘金莲有错吗？武松是她生平遇到的第一个喜欢的男人。嫁给了武大郎的潘金莲，物质和精神都得不到满足。她抱怨张大户：“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我嫁与这样个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酒，着紧处却是锥钯也不动。奴端的哪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①此时的潘金莲值得我们同情。作者也是同情潘金莲的：“但凡世上妇女,若自己有些颜色，所禀伶俐，配个好男子便罢了，若是武大这般，虽好杀也未免有几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配的少，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这正是潘金莲一生中最大的不幸。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65.html

偶然的机遇，她遇到了她爱的第二个男人——西门庆。她背着武大郎与西门庆偷欢，可是这终究是不合世俗的事。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他们的奸情传到了武大郎耳里。得知此事的武大郎如果善良一点，有男子气概一点，就应该一纸休书递给她。可是他没有，他不放她走，直到病倒。我们也不能说武大郎错了，也许他是爱潘金莲的，他想留住她，想和她好好地过日子，可是从始至终他们之间就不存在公平的爱情。陷入困境的潘金莲想不到解决的办法，她一门心思追寻自己的爱情，王婆的怂恿使她犯下了弥天大错，她无知地杀死了武大郎，也为她最后的惨死结下了恶因。在古代，女人最大的事就是嫁个好人家。潘金莲当然也不例外，她只想嫁个好男人，然后相夫教子。就这样她杀害了武大郎，嫁给了她想共度一生的男人——西门庆。嫁过去后，她不得不和众多女人分享这样一个男人。这不是她理想的婚姻，她争风吃醋，落得个不贤惠的名声。西门庆的风流终于还是让她陷入了情欲的漩涡，勾搭上了女婿陈敬济。此时，她究竟对于爱情是怎样的心理，旁人已无从得知。或许有人会说她生性放荡，殊不知她只是慢慢地对爱情绝望了。西门庆死后，武松的再次出现燃起了她最初的青涩感情。可是等待她的又是什么呢？惨死在自己深爱男人的刀下。潘金莲固然造下了罪孽，但她本人也一直是社会的牺牲品，因此，当她悲惨的结局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就有了强烈的悲剧色彩。可是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明清之际潘金莲的唯一结局。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65.html

作者没有给潘金莲设计一个好的归宿，这是对现实的披露，并非不包含同情的。作者对当时女性作为商品这一现状用记叙的形式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展现的是明末女性地位极其低下、命不由己这样一种现状，其中不乏对人性追求的肯定。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65.html

（二）承认“性”，挑战儒家伦理观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和西方文化的进入，人们观念进一步开放。世情小说《金瓶梅》与同时期的其他小说相比，有更多的“性”描写，对此就有人认为，应解构“性”描写效应，强调性文化。作者虽然是借淫说法，但反映的是当时明清之际社会中的性观念和性风尚。但是连篇累牍的“性”描写所产生的效应，绝非作者暗含的寓意所能纠正的，人们很难见到它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一般来说，在“性”的思想价值失去意义的时候，它的文学价值意义也将消失。小说《金瓶梅》中“性”的描写与其他作品的描写有所不同，它是历代文化遗传的特殊现象，反映出我国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不同一般表述的特征。

从汉朝开始，儒家思想成为我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文化也成了我国的主流文化。到了宋朝直至明朝，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把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看成是伦理必然和道德原则，将封建伦理必然和道德原则当成是 “天理”，而把人的正常情感、欲望和行为等当作 “私欲”。因而，理学家从维护封建礼教出发，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就“性”的层面上，儒家认为人也存在“大欲”，但对这种“大欲”不是任其放纵，而是进行限制和防范，使“大欲”符合他们所谓的社会伦理。所以，儒家认为“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之间要以绝对的礼仪相待。“他们关于女性之 ‘大欲’，只在传宗接代时才肯作为肯定对象，而且限制在家庭婚姻关系之内。这些思想在明代已深入和普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时构成社会价值观念体系。”[1]于是正常的欲望意识在封建王国里被压抑了。明代中后期，思想活跃起来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商品经济也得到发展，政治腐败，封建统治开始走向崩溃，人们开始寻求自由，人欲开始得到正视。《金瓶梅》的出现既表现了人们撕去理学对人性的蒙蔽，同时是对生命意义的重新认识。生命意义的再认识，无疑是对妇女的一次解放。在《金瓶梅》中，已婚女性改嫁一次甚至多次，并没有受到歧视和遭到鄙夷，女子从一而终的观念仿佛在此书中不存在，这是与儒家伦理道德不相符的。“因此，无论我们怎样认识或评价 《金瓶梅》，却不得不承认：它有向儒家伦理观念挑战的一面。在此意义上，它不是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吗？”[1]此时，《金瓶梅》中的“性”就成为一种文化，一种与封建传统相抗争的文化，而不该作为一种欲望奇观，遭受非议。它是一种进步，我们应给予肯定。

二、再解构：欲望掩盖下的“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消费文化的兴起，对《金瓶梅》又经历了一次解构。《金瓶梅》“性”描写的历史进步性被人们的欲望所掩盖，无论是大众传媒还是读者关注的更多的是《金瓶梅》的“性”。大众传媒利用《金瓶梅》的 “性”提高收视率、销售率，吸引注意力。而读者也乐于将一部历史性的写实小说当作消遣发泄。

“以当代阐释学的观点来看，典籍文化不仅是供人玩赏的古董，也不仅是历史文献资料”[2]，当今市场上流行的文化典籍，首先无疑已经成为读者接受的对象，它是人生经历的最好总结。典籍文化具有交流性特征。“它能跨越时间、沟通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联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对中国古代典籍文化的现代阐释，构成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金瓶梅》是一部“性”描写较为丰富的文学作品，从其间的“性”描写应该看到的是作者的性别意识和性文化。这种文化价值，应该来源于文本。因此，“以何种古代文化典籍吸引读者的注意，这本身就隐含着特定的价值取向，即肯定和宣扬哪一种文化内容”[2]。《金瓶梅》这本书一直以来占领着很大的文化市场，这说明《金瓶梅》的可读性、欣赏性较高，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就这个意义上来说，《金瓶梅》的文化价值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展现了一种别致的性文化。而作为被读者对象化了的《金瓶梅》渲染更多的是一种欲望，使人的原始欲望无限扩大。所以，《金瓶梅》的“淫”不是出自文本，而是出自现代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当《金瓶梅》摆在读者面前时，大众传媒扩大了“性”，读者选择了“性”，作品的文学意义已消散殆尽。作者本想借“性”引发读者对那个时代的思考，却因此使文本成为欲望奇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由于科学进步，传播媒介日新月异，传播者为迎合消费文化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对文学作品加以改编，文学传播通过控制彼此之间的交流渠道和手段，全面控制了古人和现代人、外国人和本土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文化典籍的选择。大众传媒为了引起轰动的效应或达到某种需要的关注度，会对原著进行错误的宣扬。大众传媒对 《金瓶梅》的传播，过多的宣扬性，以引起轰动的效应和关注度，无疑扭曲了《金瓶梅》原著。

在消费活动中客观事物被赋予了人的主观意识，事物已经不再是事物本身，消费者对它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一种消费文化的体现。那么在《金瓶梅》中，大部分读者消费的又是什么呢？是女性的身体，是性。所以导致《金瓶梅》今天这样局面的应该是现代的读者，因为大众传媒是应读者的需求而行动的，他们想得到的是利，《金瓶梅》的“淫”出自读者。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大多数人都是平庸之辈，他们的生活平凡并且周而复始，可是人有欲望，现实阻碍了他们前进的脚步，压抑了他们的欲望，在这种生活状态下的人们难免失去信仰，失去追求，变得空虚迷茫，趣味也相对降低了，于是就开始寻找刺激，即使只是短暂的快感。弗洛伊德关于“性”的描述就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人们的现实欲求得不到满足，从而通过另外的方式来弥补这种不足。

三、建构：人性与文化的统一

建构合理的审美文化，建构合理的文本接受美学，这是我们对经典的正确态度。对待《金瓶梅》，我们同样应该用辩证的方法，既要忠于原著，看到其中尊重人性的一面，又要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加以评析。

（一）生命、爱情、性

《金瓶梅》的解禁是一种生命的解放，一方面表现开放型的消费环境对生命自然需求的接受和正视，这是一种进步。另一方面，这种接受更多地展现了它作为欲望奇观而存在的事实。就作品本身而言，它也是一种生命的诠释，它以一系列的女主人公来描写被畸形化了的性欲，这样既揭示了人追求纯粹身体需求的落空，同时也肯定了身体需求和爱情的满足对人向善的重要意义。作者在《金瓶梅》中刻画了潘金莲、李瓶儿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但作品对潘金莲、李瓶儿的描写并不是简单、粗俗地展示她们对“性”的欲望。“虽然这种自然生命不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全部意义，但它却引发我们对个体生命之复杂性给予思考与关注。从某种角度来看，她至死追寻的不是名誉、地位、事业等人类生存的高层次需求，而是纯粹的 ‘身体’的价值与意义。”[3]从另一种角度来看，潘金莲的一生又是追逐爱的一生。武松是她爱的第一个男人，初见武松，她便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她像所有情窦初开的小女生一样，羞涩中更多的是勇敢，所以她告白了，可是被意料之中地拒绝了。沉浸在失恋痛苦中的潘金莲投入了西门庆的怀抱，她是爱西门庆的，可是西门庆从始至终都只对她的身体感兴趣，本就稀缺的爱没有分她半点。身体和心理都得不到满足，潘金莲的生命注定在她的勇敢下成为悲剧。而李瓶儿的一生却展现了因身体和爱情的满足而逐渐向善的过程。花子虚是个寻花问柳之人，终日不在家，日夜让李瓶儿独守空房。后来，李瓶儿心甘情愿地和西门庆私通了，她不仅献出肉体，而且把原来婆家的财产也搬到了西门庆的家。一段时间之后，李瓶儿开始用行动反省自己的过去。“她的精神寄托是多元的，身体情欲的满足只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她得到了西门庆并不纯正但确实已属难得的爱意。”[3]有儿子之后，沉浸在自足之中，她是幸福的。爱情是不可多得的，尤其在男权社会，作者对其不多的笔墨一方面展现了现实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它的珍贵、稀缺。性是一种生命的原始欲求，也是爱情的一个组成部分，适当地追逐是一种正常现象。作者大胆地描写这一本能，是对生命的正视和坦白。我们从中看到的应该是一种生命的追求，是对爱情和自然需求的追逐。我们应该继续关注其中的性意识，深刻思考女性的地位，从而实现女性的真正独立和解放。

（二）结合文化背景，全面解读

对于任何一部作品的解读，应该结合其文化背景，联系时代，考究成书年代、作者经历和著作本身，建立合理的解读体系，辩证解读。鲁迅先生评论《金瓶梅》说：“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书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又说：“后或略其它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②鲁迅先生的话提醒读者，像《金瓶梅》这样的小说，读者及评论家必须带着科学的态度去评价，不可以用“淫书”这个概念来简单定位它。《金瓶梅》给读者的印象是有露骨的“性”描写，但要真正了解它的艺术价值，必须对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进行考察，绝不能专注于“性”，而略过其他特定方面。兰陵笑笑生创作于明朝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是中国传统思想初步开化的产物，小说透过西门庆这一个家庭，对明代后期的社会现实做了全景式的反映，真实地展现了当时的世态人情和时代风气，为我们再现了封建社会末年整个面貌。我们可以透过“性”描写的表象，深刻了解和剖析小说所反映的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内涵所展现的文学意义，关注其中的性别意识和性文化。

在现代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可以把“性”提高到一种文化的高度，提高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得到美的升华，不仅仅让它作为一种动物本能而存在。为此，“要将《金瓶梅》真正洗净还得靠读者自身，作为阅读的一种前提，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金瓶梅》的阅读就成为了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使他得以超越并且重建原有的前假定，为自己建立新的审美标准。”[2]所以，我们在阅读《金瓶梅》时，要端正自己的态度，提高自己的素养，用自己的眼睛和思维去评定一部文学作品，不能人云亦云，要亲自去了解。

解构的目的是建构。封建文化下的 《金瓶梅》是违背传统伦理观念的，所以成为“禁书”；男权文化下的《金瓶梅》表现出对女性的压抑和轻视；商业文化下的《金瓶梅》是在利用女性的身体炒作。在现代这样一种开放文明的社会，我们应倡导其中所蕴含的对人性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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