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海迷失的批判——《金瓶梅》的审美选择与文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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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变染乎世情, 世废系乎时序。”《金瓶梅》以其纯市井的选材和毫无遮掩的性描写成为最能体现有明一代时代精神的作品。它通过对酒、色、财、气的纵欲人生的病理剖析, 表现出浓重的忧患意识和鲜明的劝诫色彩, 但作者并没有停留在一般道德劝诫的层次上, 而是站在传统儒家道德的立场上来观照社会。因此, 本文拟从传统道德角度入手, 通过对中国以德为美、德美合一的传统审美心理的分析, 对《金瓶梅》表层文本下所蕴含的道德观念与道德理想作深一步的挖掘, 并以此为基点展开文化上的反思。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71.html

一、欲海沉迷:对人欲的冷峻解剖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71.html

明代中后叶, 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一方面, 封建社会已显露出末世的光景, 统治阶级完全没落腐朽, 他们抓住最后时光拼命享受;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萌芽, 商品经济发展, 拜金主义泛滥, 人欲横流, 冲决着传统思想筑起的道道防线, 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取向。整个社会已开始腐烂, 在腐烂的封建主义肌体上开出一朵朵“恶之花”, 人欲疯狂膨胀, 整个社会就像一台被邪恶的欲望开动的机器, 疯狂而无序地狂奔乱突, 横冲直撞。而物欲与色欲就像两条纠结在一起的赤练毒蛇, 侵入了人的灵魂, 构成了各种欲望的核心, 而《金瓶梅》则形象地展现了这一点。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71.html

西门庆有一颗生机勃勃的野心, 有攫取一切、占有一切的疯狂欲望。他虽然也有追求名位的欲望, 但追求与占有女人和钱财, 追求享乐则是他最大的理想和目标, 他先后娶了六房妻妾, 但他并不满足, 只要是被他看上的女人, 他就会不择手段地弄到手。为了占有潘金莲, 他毒死武大;为了奸占李瓶儿, 他气死花子虚;为了占有宋惠莲, 他陷害其丈夫来旺;为了讨好王六儿, 他公然放走了杀人犯苗青;如此等等。为了满足他的性欲, 他会不分对象的去占有。无论是行院妓女、丫鬟奴婢, 还是有夫之妇、朋友之妻, 甚至两个男童, 都成了他发泄性欲的对象。当他纵欲过度, 身体极度虚弱时, 也没有停止过纵欲, 直到临死前, 他还迫不及待地希望苗青在扬州物色的女子楚云赶快运到他身边。人欲的满足变成了纯粹的肉欲宣泄, 勾心斗角的手段, 打击报复的工具, 堕入了变态的畸形。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71.html

为了攫取钱财, 他会采取任何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不是为了生存而获取生活资料, 他活着, 就是为了享乐。在西门庆一家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饮食、起居、服饰、器皿、家具、出处行止等都表现出物质和精神享受上的奢华追求, 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充斥着享乐主义。其奢华生活远非一般官僚所能比, 以致他的妻妾走在街上被认为“是那公侯府第里出来的宅眷”, “是贵戚皇孙家艳妾”。西门庆没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感官欲望的刺激与满足, 成为生物欲望的奴隶。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71.html

《金瓶梅》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局限于西门庆一人一家, 而“著此一家, 即骂尽诸色” [1] , 以西门庆一人一家为中心, 将他们置于时代和社会的大背景上, “依山点石, 借海扬波”, 将犀利的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社会。然笔之所至, 整个社会亦不过是西门庆一家的放大, 西门庆一家亦足以象征这个时代。整个社会, 三教九流, 无论是高贵的、富有的, 还是低贱的、贫穷的, 从最高的统治者皇帝, 一直到最下层的平民百姓, 乃至娼妓、乞丐, 都在人欲的膨胀中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本质。他们丧失了对更高人生理想的追求, 纵情沉溺于最低层次的动物般的生理欲求而不醒, 封建社会神圣的人生价值观不是被不屑一顾, 就是被无情亵渎。在这种动物般的人欲放纵中, 整个社会道德江河日下, 世风颓败。人欲横流, 不知廉耻、无所忌讳、不择手段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 弥漫着纵情声色、及时享乐的气氛, 一切被奉为神圣的封建礼法道德和封建理想信念被踏在了脚下。金钱崇拜、人欲横流带来了家庭关系的迅速解体与社会礼法道德的普遍堕落, 《金瓶梅》深刻地表现了这一点。没有理想引导的民族, 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没有理想追求的民族, 是可悲的生物之群。在《金瓶梅》中, 正是这样的一个可悲的生物之群构成了这个社会。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71.html

有人说, 《金瓶梅》充满了丑恶的描写, 没有一点光明的亮色。但是, 事实就是这样。它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既不能更改, 亦不能逃避, 而这也正是《金瓶梅》的意旨之所在。正如德国著名作家席勒所说:“谁要是抱着摧毁罪恶的目的……那么, 他就必须把罪恶的一切丑态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来, 并且把罪恶的巨大形象展示在人类的眼前。”《金瓶梅》正是这样, “抱摧毁罪恶的目的”, 而不是展览罪恶, 这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人欲泛滥的清醒意识与批判态度。《金瓶梅》毫不留情地、赤裸裸地把人性的丑恶揭露出来, 毫不客气地扯去了那层虚伪的道学遮羞布, 让人们为自己的行为表现感到了难堪。不愿承认与面对这种事实, 于是, 有人攻击作者缺乏先进理想, 或目之为“淫书”。作者既不是想让人难堪, 也不是所谓的“诲淫”, 而是想通过自己的作品让人感受到世事的忧患, 引起人们救治的注意。但有人却张冠李戴, 把“诲淫”、“导淫”的恶名算在作者的头上, 这只是对《金瓶梅》的误读与对作者的误解。这种情感化的批评既不是文学批评应有的态度, 也失去了一位批评者所必须有的冷静的历史的理性的思考。不必再为这些难堪而耿耿于怀, 不必再执著于这些无谓的争论, 《金瓶梅》的研究者们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文明的洗礼乃至时至今日仍会不断地重复出现这样的难堪?它的根源在哪里?又如何进行“刮骨疗毒”的救治?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71.html

二、纵欲与毁灭:对人欲的悲剧性观照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971.html

晚明是一个经济发展、钱能通神的时代, 心学异端思潮在冲破“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禁锢时, 对人欲的肯定未免矫枉过正。人们痛恨“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思想对人的压抑, 给人制造的灾难, 但也不应该忘记, 没有了道德理性束缚的人欲, 就必然会走向它的另一极端——纵欲。这同样是一种灾难。

小说以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关系为中心写出了一连串的死亡:武大之死→花子虚之死→宋惠莲之死→官哥儿之死→李瓶儿之死→西门庆之死→潘金莲之死→陈经济之死→庞春梅之死。同时, 并围绕这些人物又写出了一连串的人物的死亡事件。考察一下这些人物的死因, 就会发现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死于纵欲或与纵欲有关。《金瓶梅》是一出生命的悲剧, 一眼眼生命之泉都在纵欲中枯竭了。更可悲的是, 人欲的恶性放纵不仅毁灭了自己, 而且还毁灭了许多无辜的生命。西门庆就是这样一个害人害己的典型。他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 任意胡作非为, 多少生命都毁灭在他手上。而西门庆自己也没有逃过生命之劫, 无限的生命消耗最终使他纵欲而亡。

人欲的泛滥带来的不只是生命的无意义的毁灭, 更可悲的是整个社会的腐朽和道德的沦丧。《金瓶梅》深刻剖析了西门庆和他的家庭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家庭、商场、官场, 感慨于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精神方式的市侩化和野兽化:钱权交易、卖官鬻爵、贪赃卖法、忘恩背义、损人利己、勾心斗角、通奸乱伦……然而正是这些, 却实实在在地腐蚀着礼法道德, 瓦解着封建秩序。

纵欲与死亡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母题, 在宋元话本中早已有过许多揭示与表现, 但《金瓶梅》并不是这一母题的简单重复或机械模仿, 而是给它注入了新的更深刻的内涵。《金瓶梅》的深刻之处, 首先在于它揭示了这一母题所蕴含的深厚哲学底蕴, 即人之为人的精神的毁灭, 表现出对人自身的关注与关怀。面对社会上人欲的泛滥, 《金瓶梅》并没有停留在一般层次上戒贪戒淫, 而是向更深的层次开掘, 即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诚然, 饮食男女等等也是真正人类的机能。然而, 如果把这些机能同其他人类活动割裂开来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 那么, 在这样的抽象中, 它们就具有动物的性质。” [2] 那么, 人的本质的失落和社会道德的沦丧将是不可避免的。

《金瓶梅》的深刻之处, 还在于它赋予纵欲与毁灭以深广的社会内容, 从而使这一母题具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当人的一切都“具有动物的性质”, 没有了道德自律, 没有了理想追求, 必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失序和倒退。《金瓶梅》真实地展现了这一点。在《金瓶梅》中, 整个社会“无过结交朋党、钻营勾串、流连会饮、淫黩通奸、贪婪索取、强横欺凌、巧计诓骗、忿怒行凶、作乐无休、讹赖诬害、挑唆利间而已, 其于修身齐家、裨益于国之事一无所有。”道德败坏, 醉生梦死, 麻木不仁,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真实。它没有囿于人欲本身, 而是从社会的高度对人欲进行审视和关照, 这使作者能看得更深更远。健全的道德能塑造健全的人格, 能使社会安定和谐, 能够强国;反之, 能够使人性泯灭, 能使社会混乱失序, 亦能毁国。在《金瓶梅》中, 那国破家亡的血淋淋的悲剧结局还不足以使人警醒吗?这不是作者的夸大其辞, 也不是作者的悲观绝望, 而是一种必然——一种情节发展的必然, 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使人想起了《红楼梦》, 两位相隔一百多年的伟大作家对此不谋而合。一个是上层贵族 之家, 一个是下层商人之家, 殊途同归, 都表现了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必然毁灭的命运。这不是历史的偶然巧合, 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纵欲与毁灭这一母题, 原本是一个个体生命毁灭的简单描述, 《金瓶梅》对它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将个体物质生命提升到精神生命, 由社会个体扩展到整个社会, 揭示出其哲学底蕴和社会意义。这是《金瓶梅》对这一母题的独特发现和贡献。

三、末世哀书:对人欲的审美选择

审美活动——这是在全人类意义上的人的任何活动。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创造是审美活动的普遍形式。文学艺术作为审美活动的重要形式, 集中鲜明地反映出人类对美的理解和追求。人类这种对美的理解和追求正体现在它的审美理想之中。因此, 对于人类审美理想的产物——文学作品, 应用审美的态度而不是个人的主观好恶或者说以简单的道德判断代替复杂的美学批评, 以形象的道德属性否定其审美价值。这样做既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也使研究更有价值。纵观《金瓶梅》的研究历史, 做到这一点尤为重要。

清人张潮说:“《金瓶梅》是一部哀书。”《金瓶梅》的悲剧意义不在于描写了社会现实的黑暗, 也不在于表现了人物命运的悲惨。《金瓶梅》虽写出了这些现实, 然而这些并不是美学意义上的悲剧, 也不是全书的意旨所在。《金瓶梅》所要表现的实质上是道德理想的悲剧, 这才是真正美学意义上的悲剧, 亦是全书意旨之所在。这一悲剧不仅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结晶。

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道德, 而动物没有道德。正因为人类社会有道德, 人们才和谐相处, 社会才安定有序, 人类才文明进步。中华民族历来都非常重视道德问题, 并把那些不讲道德的人视为禽兽或禽兽不如。中国的哲学基本上也是道德哲学。这种对道德的关注和重视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审美理想。中国传统儒家审美理想认为, 美不在于感官的愉悦, 而在于道德的完善与社会的和谐, 美不是对对象实体的把握, 而是对对象实体的超越, 只有在这种超越中才能贴近美的本质, 达到审美的理想境界。儒家的这种以德为美、德美合一的美学思想造就了儒家把审美体验主要集中在社会性伦理性心理感受的审美理想和注重道德和谐的审美理想。随着儒家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正统地位的确立与加强, 这一审美心理和审美理想就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审美心理和审美理想, 从而也铸就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金瓶梅》以德为美, 把道德作为悲剧对象, 正是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产物。

同时, 《金瓶梅》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 使得这一道德悲剧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封建传统价值观、道德观被人们抛弃, 而新的价值观、道德观还没有建立起来。旧的信仰衰落, 而新的信仰还未建立起来之前, 必然出现信仰的空白。仁义、廉耻、孝道、妇道、长幼之道、朋友之道……一切被奉为神圣无比、永恒存在的礼法道德都淹没在人欲的狂潮之中, 几千年精心构建的道德大厦倒塌了。整个社会退化到人性泯灭的“野蛮时期”, 《金瓶梅》成为那个时代人性的全景式展现, 信仰破灭、道德沦丧成为时代病和时代象征。而封建伦理道德的瓦解与沦落正是封建社会衰亡的征兆, 作者虽然不知道这一点, 但他也已敏锐地感觉到封建伦理道德的瓦解与沦落正危及着整个封建统治。在作者看来, 这实实在在是一场道德失落的悲剧。

放纵人欲导致的灾难使人们呼唤节制私欲的理智, 呼唤拯救人伦的道德。纵观全书, 《金瓶梅》的道德批判和劝诫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凡百回以为百戒”, 郑培凯指出:“四贪词列在《金瓶梅词话》本文之前, 当是作者总括写作意旨, 劝喻世人在酒、色、财、气方面不要蹈书中人物的故辙。” [3] 文学作品理想的表达, 或者是通过肯定现存价值秩序来表达, 或者是通过否定现存价值秩序来表达。《金瓶梅》对社会道德沦丧的批判和否定, 这本身就体现出作者自己的道德理想。从作品的情节进程和对人物的道德批判来看, 作者反复强调和希望的是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应该加强道德修养, 以德行事, 否则就会风俗颓败, 道德沉沦, 乃至社会混乱失序, 危及整个封建统治。作者批判了纵欲主义的道德堕落, 也否弃了宋明理学家“存天理, 灭人欲”的禁欲式的道德理想, 表现出对传统儒家道德理想的向往与继承。在儒家看来, 虽然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都是不可或缺的, 但一个人的最高的需要不是物质需要, 而是精神需要, 这种最高的精神需要就是道德需要, 它的最大价值就是道德价值。儒家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是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保证, 认为只有个人“诚意”地加强正心、修身的道德修养, 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强调个人精神性的道德修养, 但并不否认人的正常欲望的满足, 只是强调人欲满足的合理化。可是, 残酷的现实和作者美好的理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使他看不到一点希望, 看到的只是伴随道德沦丧而来的人性的失落和兽性的膨胀。作者把社会现实看作一场道德悲剧, 希望通过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来克服和拯救社会道德紊乱的状况, 重新建立起社会道德秩序, 以挽救整个社会。也许有人会以道德的阶级性理论对作者的道德理想作一番品头论足, 但这里并不想讨论道德的阶级性, 只想说明一个问题, 一个社会对一种道德的选择都有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人类社会之所以会有和谐, 人类关系之所以充满美感, 就在于人类有伦理, 有道德。道德瓦解, 人们看到的《金瓶梅》的社会里也只能充满丑恶。从道德悲剧的角度来审视《金瓶梅》也能更好地理解其美学思想, 因而也就不会提出所谓“化丑为美”的美学思想。丑就是丑, 它只能成为审美的对象, 永远也不会成为美, 不会具有美感。《金瓶梅》对人的丑恶的描写, 是一种忧愤, 为的是批判, 目的是救治, 对此, 亦应该以审美的目光去观照, 去反省, 去开掘其审美底蕴。

作者对人欲的悲剧性观照, 源于对社会现实的忧患, 忧患源于对国家民族的关怀和责任感。这也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民族文化——心理性格的体现。作者并没有深刻的哲学思想, 也没有高明的政治见解, 但对民族命运的关切使他对现实的理解充满忧患意识。《金瓶梅》从道德的角度观照社会现实, 这不仅是一个新的角度, 而且更是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对道德的关注与思考, 在一定意义上, 可以说它超越了时代局限, 流淌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具有历史的绵远和深邃。这种对人欲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思考, 达到了一种哲学的高度。这是《金瓶梅》的又一独特价值和贡献。

四、从情到欲:对人欲的文化反思

严重的社会问题已引起各阶层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 他们意识到, 道德沦丧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和国家政局的不安, 对此, 他们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纷纷为道德的失落而大声疾呼。《金瓶梅》亦是如此。面对着社会上普遍的道德沦丧, 作者有自己深入的思考与独立的选择, 隐含着对传统文化和当时文化价值取向的重估和选择。

无论是传统儒家文化, 还是传统道家文化在根本上都没有否定现实世界, 但是都没有停留和沉迷于现实人生中, 而是追求一种在现实人生中超越的精神价值。通过《金瓶梅》对这种价值取向的批判性描写可以看出, 作者显然还是继承了传统文化的这种价值追求。“饮食男女, 人之大焉。”传统儒家文化没有否定人类这两项最基本的自然本能, 但又必须服从礼法规范, 作为不可避免的繁衍宗嗣的手段或礼法教化的手段时, 才是正确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既不是宗教式的禁欲主义, 但也不是享乐的纵欲主义。饮食男女不是以快乐为目的, 而是以生存、生育为目的, 所谓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否则就是不道德的, 不合礼法规范的。本来, 人欲满足的不同方式、内容、性质, 直接提供了人与动物的最鲜明、最具可比性的区别。可是在《金瓶梅》中, 它却“具有动物的性质”。作者所批判的也正是这种人欲发泄的“动物的性质”, 而不是对性一概加以否定。不论《金瓶梅》的作者是谁, 作为传统儒家文化教育下成长的知识分子, 他都不可能摆脱这一文化情结。因此《金瓶梅》作者始终是站在传统儒家文化的立场上看待和评判社会现实的。

在《金瓶梅》中, 无论是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 还是晚明的人欲思潮;无论是对人生的禁欲主义, 还是对人生的纵欲倾向, 归根结底, 实际上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情与理的取向问题。中国人多情, 但却是“发乎情, 止乎礼义”, 亦即止乎理, 止乎道德, 这就决定了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是从情到理, 而非从情走向欲。因此, 中国传统文化虽并没有宗教式的否弃人的自然欲望, 但它经常强调的是“节欲”, 是欲的满足的合理化, 并且就在这种强调 中, 淡化欲, 突出理。在欲和理的关系中, 欲永远处于被支配、被规范的从属地位。可以为理牺牲欲, 却决不能为欲牺牲理。欲虽然没有简单地被否弃, 但它却永远也不会是人的本体存在, 欲也不会是人生的目的。亦适如李泽厚所指出的:“中国重视的是情理结合, 以理节情的平衡, 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 而不是禁欲性的官能压抑。” [4] 正是这种人生的价值取向, 虽然使中国人缺乏生命本质的鲜活与冲动, 但也从未陷入过纵欲主义的非理性的泥淖之中。《金瓶梅》以生动的形象和深刻的艺术表现告诉人们:“礼崩乐坏, 在没有足够的思想和理论准备的情况下或只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 人们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准则, 丧失了那微弱的对理想的追求, 还能拥有什么呢?” [5] 随商品经济而来的人欲的膨胀, 使人陷入纵欲主义的漩涡, 也只能造成现存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的迅速恶化, 而不可能创造出新的健全的文化和文化心理。

《金瓶梅》通过对纵欲人生的揭露和批判, 蕴含着作者悲天悯人的道德思考, 这不是陈腐的道德说教, 而是人类自己上演的道德悲剧。《金瓶梅》作为它那个时代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记录, 为今人认识和反思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价值提供了鲜活的形象, 亦为现代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