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金瓶梅》海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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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2002.html

20世纪的《金瓶梅》海外研究大概形成了两个中心，一是以日本为中心，一是以欧美为中心。日本的代表学者有小野忍、日下翠、铃木阳一等人，他们在成书年代、版本、影印过程等基础文献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欧美的代表学者则有夏志清、韩南、浦安迪、柯丽德等人。这些欧美学者有的重视不同版本之间的区别，例如韩南的《韩南中国小说论集》曾特别关注过《金瓶梅》的手抄本，而浦安迪则比较注重万历本和崇祯本的各自特征。另有一部分欧美学者比较注重对小说意蕴的探究。其中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对《金瓶梅》的解读更接近于传统的对故事情节和故事含义的介绍;而其他欧美学者则采用西方文论的一些视角方法进行文本分析，例如浦安迪和柯丽德，他们以古代评注去探究文本内涵，并且采用语言学的某些方法对《金瓶梅》文本语言的隐藏意义进行探究。总之，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的研究方式各有所长，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他们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也可帮助我们在新的视角下对《金瓶梅》进行研究。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2002.html

二、收藏与考证——以多位日本学者的研究为例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2002.html

在《金瓶梅》的海外研究中，日本学者比较重视《金瓶梅》作者、成书年代、版本等基础层面的研究，在文献方面有重要价值。日本学者经常会在论文当中提到一些流落海外的《金瓶梅》文献，这就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比如小野忍在他的文章《<金瓶梅> 解说》当中就提到日本的日光轮王寺“天海藏”藏有题名《金瓶梅词话》的本子，此外京都大学和其他一些日本大学也藏有一些残页。学者长泽规矩也从“日光轮王慈眼堂藏书目录抄出”发现了有关“金瓶梅诗话十六卷”（他指出此版本与东京毛利氏家藏本一致）的记载。我国学者王古鲁也正是在轮王寺影印了大量古書，由此传播到中国。（长泽规矩也有篇文章就叫《<金瓶梅> 影印的经过》，详细介绍了王古鲁影印的过程，但是其中难免带有对中国人的偏见和狭隘的民族色彩，比如他称王古鲁的影印这种“死乞白赖和厚脸皮的行为实在令人为难”。）此外鸟居久晴的文章《<金瓶梅> 版本考》等论文则对“词话本”和“小说本”等版本的源流系统进行了细致的整理考辨，堪称经典。鸟居久晴关于《金瓶梅》的版本接连写了四篇专门论文，分别是《<金瓶梅> 版本考》、《关于< 绣像金瓶梅>》、《<金瓶梅> 版本考再补》、《<金瓶梅词话> 版本考补说》。这几篇论文介绍了词话本最早的源头是万历丁已序的北方刻本，而且指出这个本子是1933年北京的一个书店在山西省发现的，后被北京图书馆收藏。另外，鸟居久晴对当时翻印这个原始版本的影印书目也进行了梳理。鸟居久晴又指出慈眼堂藏书也有一个万历丁巳本，虽然这套书秘藏不对外人开放，但是鸟居久晴还是点明这套书应该是崇祯年间出版，与北京图书馆的藏本是异版。日本学者对于文献版本考证的朴实学风和注意细节的精神令人敬佩，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学者经常相互之间进行信息交流，比勘版本，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补充。例如在长泽规矩也发现《金瓶梅》慈眼堂藏本和毛利本一致之后，又有人把这两个版本和鸟居久晴提到的北京图书馆藏本进行比较，发现毛利本居然又与其他两个版本有细小差别。接着日本学者上村幸次便又对毛利本的流传进行了一番梳理，题名为《关于毛利本< 金瓶梅词话>》。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2002.html

由此我们发现，日本学者对于《金瓶梅》版本的研究是拼图式的，他们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加完善。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2002.html

在日本学者中，日下翠的论文《<金瓶梅> 成书年代考——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批判>》颇有特色。对比吴晗和日下翠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思路的相似，也能看出中日两国学者在类似的研究思路下，征用文献材料的差异性。吴晗根据《金瓶梅》当中“马价银”内容，对照《明史·兵志马政》的相关记载，推断《金瓶梅》成书年代大约在万历年间。而日下翠则采用《明实录·世宗实录》当中关于“马价银”的记载，推断出《金瓶梅》大约在嘉靖时期出现，他指出“，《金瓶梅》中的马价银问题，与其说是反映了借用已经慢化了的万历时期的事情，还不如说是反映了具有临时刚增加的嘉靖年间的事情比较自然”。①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在推断《金瓶梅》成书时间时，我们究竟主要依据《明史》记载为主，还是依据《明实录》？两者似乎都可靠，但实质上又都不可靠。因为日下翠和吴晗虽然对历史材料的选择不同，但考证思路是一样的，即都是根据小说中反映的历史现象去比对历史记载，由此推论出成书时间。但是小说文本却不是精确的当时的历史材料汇编，小说反映的历史现象是广阔的、模糊的，与历史记载的精确性相悖，这是用历史材料对比小说叙述的基本矛盾。事实上，日下翠的论文中也点到“马价银”在嘉靖之前的成化、弘治年代已经出现，那么他断定《金瓶梅》反映的是嘉靖年代情况似也有不妥。与此类似的考证还有对书中“宦官”和“佛教”现象的考辨。吴晗和日下翠都在根据《金瓶梅》当中宦官和佛教问题表现的严重程度来对应一定的历史时期，但是宦官当政、佛教的流行在明代中后期一直存在，我们很难界定哪些阶段是问题的“严重时期”，哪些阶段是问题的“缓和时期”，由此推断出小说出现的历史时间也是不能成立的。所以日本学者研究的意义主要在于为我们提供不同的文献视角，让我们能看到《金瓶梅》成书年代的多种可能性，并且进行更精确的断代。例如吴晗根据《万历野获编》，把《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下限断在万历三十四年。但是日下翠则根据袁宏道给董其昌的信将断限远远提前，这就显现出日本学者运用文献的灵活性，值得我们借鉴。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2002.html

三、结构与语言——以浦安迪、柯丽德等人对《金瓶梅》的研究为例

与相较于日本学者，欧美学者对《金瓶梅》的研究呈现出多点开花的面貌。其中韩南注重版本与素材来源研究，与日本学者的研究有重合之处。法国汉学家雷威安和美国汉学家芮效卫则致力于《金瓶梅》的译介。而浦安迪和柯丽德则立足于结构、意象等西方文论概念对小说展开解读，给人比较大的启发性。浦安迪的创见在于对《金瓶梅》结构的分析，他看到了小说的篇章结构和意象结构。浦安迪敏锐地注意到《金瓶梅》“定型的100回长度问题以及这‘百字所暗示的各种潜在对称和数字图形意义”，“小说叙述的连续统一性也常被划分成很有节奏的10回一单元”。②“节奏”“、对称”“、连续”显然是带有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描述，这种阐述使《金瓶梅》披上了后现代小说的色彩，让人联想到西方种种结构环环相扣的小说。浦安迪一直热衷于探求这些章回数字背后的密码，因为他看到了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所提到的“100回是1回”这种说法。事实上，浦安迪在解读《金瓶梅》的过程中借助了很多张竹坡评点的帮助。相对于小说的篇章结构，在更深层次上，浦安迪提出了《金瓶梅》中的“意象结构”这一概念，这同样收到了张竹坡评点的影响。张竹坡有《金瓶梅》是“炎凉书”的说法，浦安迪则注意到了《金瓶梅》冷热意象与琐屑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与冷热意象的变化与人物活动相始终，不断循环，由此形成一种意象的“迭代结构”，也暗示着小说故事情节的走向（比如浦安迪注意到西门庆要去狮子街李瓶儿的住处过节，而狮子街恰巧是潘金莲谋害武大的地方）。而且浦安迪热情地为张竹坡的评注方式进行辩护，尽管张的评注方式为中国传统保守的评注所不容。

但同时我们不仅要反问：浦安迪承认中国小说评注的伟大，同时又在张竹坡的启发下进行现代视角的观察，那么这是否反证了中国小说评注作为文学评论的独立性及其与小说本身水乳交融的关系？那么我们真的还需要用现代西方文论的方式去解读中国传统小说吗？

与浦安迪的研究类似，柯丽德也注意到了《金瓶梅》意象、语言表述所带有的丰富意蕴。但是她并不像浦安迪从语词引申出意象结构的概念，而是把这种现象处理成一种语言的隐喻，由此她把《金瓶梅》中的一些语词、句子称之为“Puns”（双关语）、“Puzzles”（谜语）（从语言视角入手，把《金瓶梅》的意蕴问题处理成语言隐喻，这是柯丽德的新颖之处，不过她的研究思路与浦安迪的“意象结构”基本一样，而且浦安迪的“意象”表述似乎也比柯丽德的“语言游戏”表述更接近中国文学的本真）。

柯丽德有一篇代表论文，在论文开头她就旗帜鲜明地表现出对《金瓶梅》语言艺术的关注：“The verbal games in the Chin p'ing mei make the text a delight to read，and they engage us whether or not we accept the book'straditional remedies for social ills.”（英文引文均引自后文的參考文献中对应的论文，下同）这种对“语言游戏”的关注已经超越了读者对小说本身社会意义的重视。柯丽德也提到书中日常生活出现的琐屑意象。与浦安迪一样，她在张竹坡的引导下注意到了小说当中对“冷”和“热”的描述，他们都看出来冷热不仅代表自然的更替（这似乎代表着外国学者对《金瓶梅》文本的直观感受），更代表人类家庭的兴亡。除了“冷热”意象，柯丽德把书中人物进行的日常活动本身就看成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即腐坏堕落的家庭象征着日渐衰落的国家。柯丽德在其论文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此不再赘述。她指出，西门庆在效仿国家上层贵族的所为，西门庆的仆人又在效仿西门庆，每一个下层阶级都是上层阶级的象征，所有阶级又都在破坏着儒家价值观。她甚至认为西门庆不同出身的六位妻子象征着明代政府六部，这就有点牵强，明显是在使小说材料符合自己的理论预设，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

四、结语

总而言之，2000年之前的《金瓶梅》海外研究流派清晰，思路明确，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样式，许多观点对我们的研究是有启发性和指导性的。不过我们也需要发现其局限性，并且参照我国传统的古代小说批评，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研究《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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